一、进城第一夜
一九四九年五月八日，陈毅、曾山等同志在丹阳召开了接管上海的第一次会议，会上决定我们华东财办南下纵队第八大队负责接管上海的公用事业并担负供应煤炭的任务。会后，我们就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五月二十五日，听说攻打上海的大军已突入市区。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受命立即南下接管上海。我和几位同志乘着由杨澄同志和洪锦棠同志开的一部中吉普作为先行。那时，他们两位都是兵站部的干部，接管队伍南下时，他们打前锋，当先行官。吉普车里还有后奕斋、靳怀刚、赵履清、程万里等同志，加上各人所带的警卫员，车子坐得满满的。
天没亮我们就出发了，当天下午五时到达南翔镇，在一个中学里停息了一会。夜幕初降，我们从曹家渡造币厂桥顺利地进入了市区，当晚进驻金门饭店（现华侨饭店）。另外一支二百多人的队伍，是到真如后再分批分散进入市区的。
这一天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在紧张的行军路上，我想得最多的，也是最担心的是上海公用事业会不会在战火中遭到破坏。车过曹家渡。看到市区马路平坦宽畅，两旁路灯明亮，进入闹市南京路，眼前灯火益加辉煌。走进我们的驻地金门饭店三楼住房，我首先打开自来水龙头，一下子冷水热水哗哗直流，看来，作为现代化大城市命脉的水电供应未被破坏，我心上拴着的那块石头落地了，情绪顿时轻松了许多。
接着我又拎起电话机，拨完号码，电话随即“滴铃铃”响了起来，在当时的环境与气氛中，听起来分外悦耳。我哥哥在电话中听到我的声音，显得很高兴，连声说：欢迎，欢迎。同时告诉我昨天来了一位姓朱的女同志，正在他家等我们。这是谁呢？一通话原来是朱慰云同志，她是我们南下队伍里专门负责接管煤炭单位的财务领导人。那时上海供应煤炭的单位有好几个，如国民党的烟煤调配处、四矿联营处，还有几个大的煤矿驻沪办事机构。为了保证供应，我们对这些单位十分重视，部队进入上海后首先抓牢的就是这项工作。上海是一个国际性的工业城市，产业工人队伍中，仅纺织工业就有三十万工人，每天要用大量棉花作原料。“民以食为天”，五百万居民所需的大米，数字也是惊人的。当时统称为“两白一黑”，就是指的粮、棉、煤。我们这一队除了负责接管公用事业外，另一项艰巨任务就是负责“一黑”的运输供应。
电话是畅通的，但刚才由于兴奋，和朱慰云只讲了几句话就放下了。还有许多话没有来得及讲，比如我还想问问潘以三先生的情况，他是我的先生、业师，抗战开始时就是我党的统战对象和得力助手。我想与他通电话，对当前煤炭的供应与运输要请教他的事不少。但挂断了的电话，再也打不进去了。当时，后奕斋同志也想打电话，他想通过我哥哥打听刘芳同志的情况。刘芳是一九四六年我带来上海筹备华东局工作的，当时我们曾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党中央作了两手准备，一手是打仗，一手是和平建国。如果和谈成功的话，我们准备把华东军区十万名解放军动员退伍去搞工业，开矿山。因此，领导上要我带一批人来上海筹备这项工作，刘芳后来就一直留在上海。可是电话一直打不通，情况不清，心情不免焦急。什么原因呢？
后来才知道朱慰云同志是第一次来上海，也是第一次打这种自动电话，它的使用方法与部队手摇的军用电话全然不同，讲完后她不知道把耳机放回机键，而是挂在墙上，电话又在楼梯边上，没人管，所以搁了浅，打不进去。
电话不通，与外界的联系暂时中断，我们只能先研究明后天的工作计划。大家把身边带的几本资料汇编翻出来，这是上海地下党为了帮助我们接管而收集的政治、经济方面的详细资料。这几本资料中介绍情况最详尽的当推《上海概况》，厚墩墩的有六百六十多页，分上中下三篇共十四个专题。如上海的土地、人口、风俗、习惯、反动政治组织、官僚资本企业的机构设置、历史沿革、内部组织、人员动态、重要设备、物资储存，甚至娱乐的场1所、跳舞厅、妓院等情况都有。这是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调查收集、整理汇总的。这本情况汇编对我们整个南下接管大军帮助很大，我们按图索骥，工作起来顺当不少。还有一本是上海各种公用事业概况，我们在丹阳分配的任务正是接管上海市公用事业各单位和国民党市政府的公用局。这本公用事业概况，不啻是我们行军的指南。根据这份资料提供的情况，我们预先做好了各种准备工作，拟订出哪些单位是接管，哪些单位是先接后管，哪些单位要立即恢复生产，保证供应等规划。例如，对公共交通、市郊公共汽车、公路总局等单位，在丹阳时，领导上就指示我们一进城要马上出布告，恢复生产。所以，掌握这些资料是非常重要的。
我深深感到我们的解放战争所以能迅猛发展，除了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之外，地下党的紧密配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们顽强地战斗在敌人心脏里，为我们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军事政治情报，培养并输送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知识分子、技术人员，提供了无数的物资装备弹药资金；临解放时又组织工人学生开展护厂护校斗争，使上海这一大城市比较完整地保护下来移交到人民手里。他们为顺利接管上海立下了功勋。上海地下党的力量是很强的，许多领导同志如刘晓、刘长胜、潘汉年等都在临近解放时到了解放区，南下时又和接管队伍一起进城，在负责各条战线的接管任务中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南下接管队伍十分重视上海地下党辛勤收集的这些资料。我们各个接管队伍的全部准备工作，靠的就是这些宝贵资料。
时间虽已接近深夜十二点钟，但大家毫无睡意，情绪依然很兴奋。正在这时，上海地下党到过丹阳、与我们一起进上海的朱俊欣、周国强等同志及另外五六个留在上海的老地下党同志来了。我们一起研究共同接管问题，他们详细谈到在总工会领导下，如何在美商电力厂（即上海最大的杨树浦发电厂）、法商电车电灯公司（原法租界的一个重点公用事业单位）、英商煤气厂、电车公司、美商电话公司等公用事业单位积极维持生产和护厂斗争所取得的胜利。他们一个厂一个厂地介绍情况，我们听了无比高兴。正在大家热烈讨论第二天工作计划的时候，军管会领导机关来了通知，说五月二十八日就要接管前公用局机关和市政府机关。这时已是下半夜一点多钟，大家拿出身边带的干粮充饥，这种山东大饼很硬，啃不动，只能用茶泡软了吃下去。
上床以后，我翻来覆去老是睡不着，一向睡惯硬板床的我，第一次睡席梦司床，虽然感到柔软舒服，但多少有点不习惯。脑子里不断思考着这几天来领导上的指示精神，这么大的一个城市等着我们去接收，去管理，这是一项划时代的大事啊！许多新的课题都得从头学起。进城以前，领导上要我们在总结接管石家庄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学习接管济南城的经验。这些往事历历在目，并不断给自己以砥砺。‘睡意早就驱散了，于是又把那几本资料翻出，来，仔仔细细地阅读，生怕漏掉或忽略了某些方面而影响工作。
我想到我们初来乍到，业务不熟，情况生疏，领导上再三强调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团结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特别在公用事业中，高级工程技术人员比较多，他们熟悉业务，学有专长，如何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人民服务，这一问题，是值得深思的。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靠三大法宝取胜，在建设新中国时，也要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知识分子，这样，力量无疑就会更壮大。
我又想到这几天领导上反复强调的有关接管的方针政策，简单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原封不动，维持生产。”原封不动，就是说有的单位接是接了，但暂不变动，贯彻先接后管的精神，这一步骤既有利于维持生产，保证供应，又不干扰军管会的统一规划。上海的情况复杂，公用事业更是五花八门，有洋商的，有官僚资本的，有私营的。仅公共交通方面就有英商电车公司（都是老式有轨电车，在前公共租界内行驶），有行驶于前法租界的法商电车公司，还有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企业公交公司。对这些单位，要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公交公司是接管单位，曾山同志曾再三嘱咐我们，进城后要迅速恢复市郊和市内交通。公交公司拥有两三百辆车子，公司一接管，市内交通就要想办法立即恢复。要抓住这个单位来带动其他，把市内交通建设好。我们虽有靳怀刚、洪锦棠等对交通比较内行的同志，但能不能接管好并与地下党配合起来迅速恢复交通秩序，心里总还不很踏实。
我想来想去忽而又想到工作的不利条件和困难情况。在丹阳会议上，领导再三强调要从坏的方面打算，不要盲目乐观。记得陈老总谈过多次，要我们有敌情观念。不是吗，我们一路过来，就曾多次遭遇敌人飞机的轰炸，汽车只能停下来分散隐蔽，有的战士和领导同志在空袭中牺牲了。陈老总说过：空中会有敌机袭击，海上也会被封锁，有了轮船无法航行，水上、陆上的运输都可能出现非常困难的局面。怎样维持生产呢？怎样保证“二白一黑”的运输呢？想到这些方面，我有些担心，．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为了保证煤炭供应，在解放上海之前，我们已确定由田萼芳同志总负责。他原是一个爱国的煤业资本家，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前就到解放区参加新四军，他开过工厂，后来到山东一直搞煤矿。解放上海前半个月，他已跑了许多地方，了解到在唐山码头上堆积着一百多万吨唐山煤矿的煤。淮南煤矿也有十几万吨存在江边。裕溪口、连云港都有煤。在这些地方我们都派了人，如裕溪口有司传宝，连云港有任景中，浦口有高吉奎等同志。煤有了，人也有了，看来，就是运输方面还有困难。怎样才能把煤运出来呢？从哪里派船去呢？海口封锁，船只无法进出，空中还有敌机轰炸，这对运输是致命危险。想到这里，联想到陈老总、曾山同志都再三叮嘱我们要从坏的方面、困难方面多考虑一些，甚至美帝国主义的军事破坏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这些话我是不会忘记的。
第二天，天刚亮就不断来人。我哥哥来了，潘以三先生来了，田萼芳同志也来了。他是老上海，原是华北煤业公司副总经理，这次同朱慰云一起到南京调查煤炭情况，比我们早一天进上海，因找不到住的地方，把朱慰云这个女同志送到我哥哥家住下了。还有刘芳同志也来了。他们一到就告诉我们，外面公共汽车、英商法商的电车都已出厂行驶，交通恢复，市民莫不称便。我们听到好消息，高兴极了。
进上海的第一个夜晚，就是在这种兴奋、激动，又有点担心的心情下度过的。
二、第一个国庆节
万民欢腾的国庆节到了，上海人民连日来沉浸在狂欢之中，只是天不作美，阴雨连绵，但丝毫没有影响人民兴高采烈的情绪。在“庆祝国庆，保卫世界和平”的口号下，各个区都分头集会，进行庆祝活动。那时上海人口总共不到五百万，而报纸上报导每天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参加庆祝游行。这样的庆祝活动一直连续了十天左右。
十月八日召开全市庆祝大会，又把庆祝活动推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大会从下午一时正式开始，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分三路通过现在人民广场（那时叫跑马厅）的检阅台，壮观极了。台上站满了中共中央华东局领导成员，还有市委、市政府、各局处领导，整个主席台都站得满满的。会场里人山人海，后来通知说这个会可能要开到晚上八九点钟甚至十点多钟，所以在主席台后面临时搭了个休息的地方。连续十天的狂欢庆祝，精神上确是兴奋欢乐，体力上难免有些疲劳。我正是在这种既兴奋又有点疲劳的状态下参加这次盛会的。
大会正式开始后，各路游行大军徐徐通过主席台。游行队伍中有工人、解放军；学生、，体育界、文艺界，连宗教界的尼姑、和尚都参加了。他们个个容光焕发，为上海这个城市的新生欢呼。各个系统各有特色，在学生队伍里还有活报剧，都是新从延安和抗日根据地新文化艺术团体学来的，真是五彩缤纷，气象万千。我们站在主席台上频频向前面的游行队伍鼓掌，举手致意。站在主席台上就象战士值岗那样必须全神贯注，几位主要领导如陈毅、刘晓、刘长胜等同志，个个精神抖擞，一直站在主席台的最前面。台上台下，领导同志与群众心心相连，完全打成一片。即使坐在主席台后面的休息室里，两耳也充满了游行队伍里的口号声、欢呼声，人人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 面对沸腾的场景，我思绪万千，又想起几个月前我们进军上海和进行接管的情况。
经过几个月努力，接管国民党市政府各局的任务已告完成，市人民政府九个局先后成立，公用局也在一个月之前正式成立。解放初十分繁重的“二白一黑”运输供应任务，通过努力也已趋向缓和。我们公用局管辖范围重新作了调整，只管公用事业，不管煤炭的运输供应，四矿联营处划给了华东商业部，公路总局归口交通部，担子较前轻松了些。这一段时间以来，脑子里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月前（九月三日）陈毅市长在逸园（现文化广场），召集市政府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到会的有一万三千多人，其中百分之九十是留用人员。这个大会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上海解放才三个月，第一步接管工作已告结束，第二阶段管理和改造工作正在开始摸索。陈毅市长讲话中首先宣布接管任务已顺利完成，充分肯定了大家的成绩。他说：接管工作完成得很出色，这里不仅有我们军队、地下党、接管队伍的功劳，而且各局留下的工作人员也有很大贡献，他们没有离开岗位，保护了文件、档案资料，全部移交到人民手里，这对我们帮助很大。上海的社会秩序没有遭到破坏，’新秩序已初步建立了起来。如果五月二十五日上海解放那天，旧市府人员都走了，不管了，那么情况就严重了，损失也会大些，要重新恢复秩序在短时期内就比较困难了。陈毅市长说：两下一比较，各位对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我以市长的名义向到会的各位致谢致敬。这时会场欢声雷动，大家无比兴奋、激动。现在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也就是当年留用的工程技术人员，对陈毅市长实事求是的讲话精神至今难忘。根据陈毅同志讲话精神，对照自己前一阶段工作，我觉得有两个方面是抓对了。一是抓学习，特别是领导班子的学习。因为，过去我们搞地下工作，参加解放战争，做了不少工作，但如今要管理大城市的公用事业，感到原有的水平已不能适应了。公用局一成立我们就建立了中心学习小组，这个小组由我和留用的代理局长刘锡祺为正副组长，成员有后奕斋、赵履清、陈敏之、刘芳、程万里、丁基实、徐士高等九人组成；还有刚成立的外商公用事业的工程师学习班，也要去加强领导。我想学习是提高思想、统一认识的最好办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组织上把学习全会文件作为中心任务提出，问题是今后如何下功夫自学。二是抓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接管几个月来取得“维持生产，保证供应”的成绩，是和团结依靠知识分子、科学工作者和广大劳动群众分不开的。党中央指示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要靠科学技术，要依靠知识分子，团结技术人员。我记得南下时带来了好几位技术人员，有原山东省建设厅厅长丁基实同志，以及建设厅、济南电厂的好几个工程师，如徐士高总工程师就是从济南南下来参加接管的。现在又有许多新的公用局的专家，他们熟悉情况。更值得一提的是跟着我们南下接管的还有一位朝鲜同志金官奎，他是一个杰出的为中国革命而光荣献身的国际主义战士，是模范共产党员。他进上海协助接管公交公司，担任公交修造厂的技术联络员后，就埋头苦干起来。为了克服缺乏汽油的困难，他努力研究用酒精渗上清水代替汽油，以后酒精供应不上，又改装木炭炉子代替汽油。多少个日日夜夜刻苦钻研，终于积劳成疾，患了贫血症，有天昏厥在家里，虽立即送公济医院治疗，但抢救无效，于八月二十二日病故。我们借总工会大礼堂召开追悼会，军管会、陈毅市长都送了花圈。对这些富有献身精神的知识分子，我们是十分尊重的。在军管会领导号召整顿党的作风时，，我们于九月十六日召开过公用局里十几位专家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座谈会，参加的有毛启爽、胡汇泉、张钟俊、张家祉、丁基实、徐士高、周赞明、赵莹章、胡铭恺、范世弼、王恒、梅汝河、屠连等十余人，目的是征求意见。不少爱国心切的知识分子给我们提了宝贵的意见。
我想，只要我们虚心请教，克己奉公，是一定能够得到大家的拥护的。我又想到接管上海时，看到许多大的场合，依然高悬着孙中山先生的像片，想到国民党员中爱国的、革命的也实在不少。回顾自己的历程不也是从爱国心出发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么！所以，我们一定要团结好绝大多数人民，即使有些人过去走过歧路，做过不利于人民的事，只要他悔改，我们也是可以考虑使用的。要欢迎人家改过自新嘛！这样，我们的事业就会越来越兴旺发达。
那次全市几十万人的庆祝大会，是解放后的第一次，它显示出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力量是无比强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