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部到诸城后，中共诸城临时县委书记赵志刚与中共高密游击队工委取得联系，与之合并成立中共鲁东南工委，书记由伍志钢担任。随后，诸城近40名同志加入蔡部，崂山游击队实际来了60多人，连同在高密加入蔡部20多名同志，共120余人。工委决定，除个别人继续留在蔡部政治部外，其余120来人编成第四中队，由工委直接掌握，陈振麓任队长，中队集中驻在省立诸城十三中学内，进行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同时发展“民先”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宣传。2月3日拂晓，日寇侵占诸城，蔡部于2日撤出城里，退往南部山区莎沟一带。我四中队随蔡部撤出，组成若干个组，分散到附近各村宣传发动抗日。2月下旬的一天，蔡部中的顽固派借口四中队发展“民先”是瓦解他们的队伍，对四中队各******点分别突袭包围，并下了本就不多的几支***，胁迫四中队离开蔡部。为了免遭迫害，保存抗日力量，工委决定撤出蔡部，遂率自己掌握的全部力量120多人（号称一百单八将），冒着纷飞的大雪，唱着伍志钢自编的《长征进行曲》，向中共长江局所在地徐州挺进。到达徐州，长江局遂即分配，邹鲁风率30来人（包括全部女同志）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做统战工作，其余同志由伍志钢、李欣率领，进东北军五十七军万毅所在的六六七团开展工作。
王中被分到六六七团，任宣传队长，党内任工委组织委员（书记伍志钢，副书记刘复生，即谷牧）兼团直支部书记。不久，王中调任六七一团宣传队长，并任三三六旅党支部书记，工作非常开心，而且卓有成效。1940年9月，党中央决定，敌友军中的地下工作人员全部撤出。王中撤出后到山东分局社会部干校学习，后期不幸患重病住院，病愈后分配到山东分局党委宣传部任干事，负责编辑《大众半月刊》，从此与新闻结缘。又不久，调任《大众日报》编辑部通联科长。1942年春，调任滨海地委《农民报》总编辑。是年冬，日寇进行大“扫荡”，《农民报》停办，王中调任《大众日报》通讯部副部长，1943年调任《鲁中日报》总编辑，并任区党委党报委员会委员。1944年秋，山东分局召开党报工作会议，王中参加了，会后，入山东分局高级党校学习。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党校学习结业，王中被分配到青岛市委筹办《青岛日报》，后因战局变化，暂缓解放青岛，未成行。1946年春，又被调回《大众日报》，仍任通讯部副部长。不久，报社分家（此前，报社通讯部和新华社山东分社是一套人马两块招牌）后，王中任新华社山东分社主任。他认为，长期做新闻工作，脱离社会实践，新闻缺乏真实感，便向组织要求做地方工作，遂被分配到沂北县任县委委员、******部长；当时战争频仍，支前任务繁重，又兼任民站部部长；同时，受沂山地委委托，代管地委的《沂山群众》报。1947年春，山东进行土改复查，王中被地委调去参加土改复查试点工作队，任组长。1948年春，调任地委生产救灾委员会秘书；秋，调任济南市委《新民主报》编辑部部长。1949年春，华东局初定调王中到上海，筹办华东新闻学院，3月间即行南下，到上海郊区等待上海解放；5月底上海解放，随军进入上海，起初任军管会新闻出版处秘书股长兼任军事代表。7月，华东新闻学院筹办就绪，调王中任教务长。1950年，王中调任复旦大学政治课教学委员会主任，兼管行政工作并教课；1952年3月，任新闻系主任，成立校党委后，任党委常委兼统战部长，行政担任副教务长。同时，被选为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从此，进入了他的辉煌时期。
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改版，标志着一次规模宏大的新闻改革运动的开始。王中就象一条早起的虫儿，闻到了早春的气息，奋起进行新闻改革。他率领新闻系部分教师赴无锡、南京、济南、青岛等地考察，研究新闻改革的经验和问题。回校后昼夜奋战，撰写《新闻学原理大纲》，以新的观点、新的论据，主讲《新闻学概论》。他非常注重研究新闻事业的自身规律，提出了一系列启迪人们思考的新闻理论观点，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也许由于历史的局限和自身能力的制约，或初创时期的经验不足，他提出的新闻理论体系还不够完备。但由于他有多年革命新闻工作的实践，又善于敏锐地抓住实际工作中的重要问题，提到理论的高度加以分析，尤其重视新闻事业特殊规律的不懈探索，才率先提出了新的观点。他的新闻理论观点主要是：
一、报纸的“两重性”。王中说：“我认为报纸有两重性：一重是宣传工具，一重是商品，而且要在商品性的基础上发挥宣传工具的作用。商品就是要使人买后有用。报纸既然有商品性，就要照顾读者的口味，这就是群众观点。如果读者不愿看，报纸还有什么宣传性可言呢？改进报纸工作，主要是解决如何把报纸变成为群众所需要的东西。”随着研究的深入，他的这一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这就是他在上世纪80年代研究的另一新课题——宣传学，即：“既要提供新闻，又要进行宣传，这是报纸的两种功能。”
二、新闻事业是社会产物，也即“社会需要论”。王中总是把新闻事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行考察，认为新闻事业的产生与发展，同社会需要与社会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说：“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由于人们对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需要，产生了新闻事业。”党派利用新闻事业宣传自己的观点，也是社会需要的一种。
三、办报要根据读者需要，即“读者需要论”。这也是王中讲得最多的观点之一。向读者提供新闻和让读者在报纸上说话，是报纸赖以存在的基础；办报人要有读者观念，报纸要根据读者需要来办；办好报纸要进行读者调查，研究读者心理。
四、按经济区域办报的观点，即“特色论”。王中一向认为，一定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各有差异， 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办报，办出特色，不可千报一面。
王中的这些观点和以此撰述的《新闻学原理大纲》，在当时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为我国新闻学走上系统化、理论化和科学化轨道，建立了里程碑式的功绩。然而，他也因此而获罪，在后来的年月里，成为全国新闻界口诛笔伐的重点人物。
1957年，气候骤变，全国掀起反右派运动，王中就成为祭旗的牺牲品，被全国新闻界讨伐。一家权威刊物发表评论员文章，标题就叫做《大家都来批判王中》，可见问题的严重性。最终，王中的新闻观点被错误地认定为：“反动新闻理论”、“资产阶级新闻理论”，说他是反对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原则，而横加批判。他也被迫作过“检讨”，但从未承认自己的理论观点是错的。不但在批判会上据理力争，而且还写文章来反驳批判他新闻观点的党报评论，从文风到理论观点一路驳过去，既有理论的说服力，也相当尖锐辛辣。然而，在当时的形势下，有理无处讲，拒理力争只能是换来更残酷的批斗。王中就渐渐变得或者说装得“玩世不恭”起来。直至1957年10月16日，在上海市第十三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有人问他“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他归纳为6条坦然回答：1、提倡要根据报纸特点来进行宣传，反对报纸和内部文件不分；2、提倡通过新闻和说理来指导工作，反对直接地简单地讲“必须如此”，“应当如此”；3、提倡通过宣传大多数人感兴趣、有需要的东西来指导工作，反对只是向少数干部说教；4、提倡多做调查，分析社会状况和读者对象，分析读者关心的事情及其同各方面的关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宣传，反对消极等待上级指示；5、提倡报纸上应有对读者有用，但不是直接从事政治宣传的东西，反对机械化、绝对化，反对一切非政治性不可的倾向；6、提倡报纸上不光登政治材料，还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经济、文化的需要，反对“清一色”、“一边倒”等千篇一律的倾向。
尽管王中据实申诉了在新闻理论上探索的目的，是为了办好办活办成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但上面已经点名，调子已经定好，他在那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中也就在劫难逃。王中终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并被开除出党，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下子变成了比平头百姓还矮半截的人；原来是三级教授被降为相当于行政15级，还附加“留用察看”；一个不得一刻空闲的人，一下子变得无所事事。在这样巨大的落差、难以承受的打击面前，王中的精神没有垮，他的内心没有屈服，他以独有的风格顶下来了！他先是被发配到农场劳动改造。让他管理农具，他认真修理保管，弄得井井有条；后来又遣他在复旦游泳池收门票，打扫游泳池，他也十分投入，一丝不苟，把游泳池弄得干干净净。因为态度好，他又被调到资料室负责整理装钉杂志资料，他专门配备一副锒头、锥子，装钉技术在资料室里可算首屈一指。1960年，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摘掉王中头上的右派分子帽子，但其它问题仍未解决。王中调教学科学部任秘书，后来又调新闻系任教，不久，重新调回教学科学部任理论组组长。这期间，他仍不忘新闻学的研究，不分寒暑伏案读报，研究了“竖三民”（《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认真撰写了《<民立报>等报的“迂回宣传”》、《从<民立报>等报看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思想》等论文，材料翔实，见解独到，只是因政治环境的窘迫，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鞠维积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