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王中自然成了革命对象，厄运临头。他被冠以“学阀”遭受无数次的批判，一大批莫须有的罪名被强加头上，最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理论权威”。随着运动的泛滥，对王中的批斗也逐步升级，他完全失去了自由，成了无产阶级******的对象，被赶往“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然而，他仍旧“顽固不化”，以高超的斗争艺术坚持了真理，对错误倾向进行了巧妙的斗争。最精彩的几幕是：
“工宣队”进驻复旦之初，对师生员工全面大抄家，王中自然是新闻系的第一号重点对象。但王中自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几乎到了“穷困潦倒”的边沿，家里实在既无金银财宝，也无书画珍品。工宣队员抄不到值钱的物品，便要他交出银行存折来，王中说：“在皮箱里。”工宣队队员要他打开皮箱取出来，王中拍拍肚皮说：“在这只皮箱里，取不出来了。”弄得工宣队员哭笑不得，但也无可奈何。
王中是从抗战烽火中走出来的人，经历丰富，“文革”中上门来调查材料的人自然是少不了的。有一次，北京来人向他调查谷牧的事，当然是要他提供谷牧的“*********罪证”。那时搞外调的人大都趾高气扬，照例要拍桌子瞪眼睛，先把受调查者教训一番，以为这样可以使对方老实一点，会按照他们的要求提供资料。殊不知王中根本不吃这一套。当然处在窘迫之地的他也不能据理力争，但也并不逆来顺受，于是装作很害怕的样子，说：“我心脏不好，你们一拍桌子我就头昏，脑子糊涂了想不出问题来。你们不要拍桌子，让我慢慢地想。”外调者为了要材料，只好收起凶相让他思考。王中一边抽烟，一边作思考状，等到烟抽足了，说道：“我反复想过了，我认为谷牧是好同志，没什么问题。”外调者顿觉失望，想再施加压力，王中就不再言语了。
王中虽然自己的处境极其恶劣，但还是不忘尽力保护别人。在干校里，有一次同室的贾植芳教授不小心将一个摆在床边的煤油炉踢翻了。积极分子硬说他有意破坏革命群众的东西，意在进行阶级报复，要对他进行批斗。危急之际王中站出来说：“这个煤油炉是我的，踢坏了没关系。我不是革命群众，所以他不是搞阶级报复。”弄得积极分子们哭笑不得，只好作罢。
王中的烟瘾很大，宁死不戒。有一次在干校与人谈起吸烟，他说道：“我每天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吸烟。”不料此话被一个积极分子听到，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汇报上去，硬说他是恶毒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因为在那个“三忠于”的年代，革命群众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王中这样说就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于是，先在扩音喇叭上广播王中的“反动言行”，接着是开批判会。不料王中的回答却是：“早上起来没洗脸没刷牙，嘴巴不干净，不能马上读毛主席著作；如果用不干净的嘴巴来读毛主席著作，那才是对毛主席的不忠。”弄得积极分子张口结舌，无从反驳，批判会草草收场。
王中在干校里跌坏了腿，本来就患有关节炎，无异于雪上加霜。回复旦之后，总是柱着一根竹竿走路，竹竿比他的人高，早上再挎一只菜篮到菜市场买菜，活像电影中乞食的祥林嫂。他借住在体操房里，自己养鸡。好友去看望他时，他会拿出一筐鸡蛋来展览，每个鸡蛋上都用铅笔写着某月某日生。问他搞什么试验？他说：“好玩。”殊不知，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与那辛酸的岁月作无声的抗争。
王中是根硬骨头，他的血并没有冷。他需要人们理解，他无奈地等待人们理解。“文革”结束后，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位学生以钦佩的口气说：“别人不管有没有错误都纷纷检讨，只有复旦的王中始终不肯检讨。”当别人将此话转告王中时，王中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可见，王中的“玩世不恭”，只不过是“冷眼向洋看世界”而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平反冤假错案，王中获得昭雪，洗刷了泼在他身上的污垢，恢复了他的职称、职务和待遇，他又出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与此同时他主持创建了复旦大学分校，并担任校长。他作为著名的新闻学家，被聘为我国首批博士生导师，还担任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学科审议组成员、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
复出后的王中，依然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认为实事求是不仅是做学问的重要原则，而且是处世做人的根本。做新闻首先要讲真话，做实事；敢于讲真话的人才是最高尚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李良荣教授，是王中指导的首批博士生中的一位，他在《我的学术领路人——长忆我的恩师王中》一文中有一节《王中与讲真话》，深情地记述了他初次见面所领略的王中。那是1979年秋，李良荣考入复旦新闻系读博士研究生，本来填报的指导老师是余家宏。一个雨天他去余老师家报到，余老师告诉他：“你现在由王中老师指导，王老师在家等着你。”不由李良荣问个究竟，余老师就拉他直奔王中家。王中的大名在李良荣当学生时就如雷贯耳，他1963年考入复旦新闻系，入学教育时首先听到的是批判王中的反动言论，知道王中是全国新闻界的第一号大右派。当年的批判对象，现在将成为他的导师，这之间的心理落差令他难以适应。来到王中家，他全身淋得湿漉漉的。王中漠视他的局促和忐忑，张口就直奔要害：“你知道我是大右派吗？”李良荣回答：“知道。”王中接着又问：“你怕不怕当右派？”李良荣几乎未加思索便本能地回答道：“我怕。”王中又追问：“怕什么？”李良荣壮壮胆子说：“地富反坏右，谁不怕啊！我才30出头，像你这样当20多年右派，我都快60岁了……”彼此沉默了好久，王中只是一口一口地抽烟。当空气快要窒息的时候，王中才缓缓地说了一句话：“你说了真话。”停了一会，又滔滔不绝地连续讲了一个多小时，讲记者的工作是求真，学者的工作也是求真，追求真理。而求真的第一步就是讲真话。真话不一定都正确，但追求真理必须从讲真话开始。也许正是彼此都讲了真话，李良荣做了王中的学生，而且很优秀。
王中在坚持真理的同时，总是坚持和勇于创新。他为探索新闻规律，创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体系，虽屡遭磨难，但始终信念不变，意志不摧。有人将他比作“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的老梅，不怕风霜雨雪，在春天来临之前，以自己的一片幽香迎来一片春色。1981年，他与时俱进，力主创办了《新闻大学》杂志，并撰写了《论新闻》、《论传播工具》、《论宣传》等一系列论文和著述，进一步阐发深化了他的新闻观点和新闻理论。当时，为了教育年青的新闻工作者，有一家出版社与复旦新闻系合作出版教材，王中毫不吝啬，将自己1957年撰述的新闻观点和新闻大纲及1979年后的一系列论文结成一集，约十几万字，交给该出版社。结果，由于种种原因书未出成，连底稿也失落了，造成了深深的遗憾。
王中是一个深富自知之明的人，1984年底，他主动申请离职休养，安度晚年，1985年初获得批准。但他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总要寻找机会散尽余热。1985年5月，他应邀参加了中共高密县委召开的地方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座谈会，向家乡党组织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党史资料，受到家乡人民的称赞。
王中一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新闻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他的许多学生分布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区新闻工作岗位，或各新闻学院、各大学中的新闻系，一些人成了领导和骨干，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做出了可贵的重要贡献。王中逝世后，引起了他的众多学生的极大悲痛，纷纷著文追忆。他们怀念王中老师，因为王中老师教给他们的不仅是理论和学识，而是自己的一生，一个先躯者的勇气、胆识和品格。为了缅怀这位全国著名的新闻学家、杰出的新闻教育家，学生们共同携手于2004年出版了《王中文集》，以告慰王中老师的在天之灵。
《王中文集》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关于新闻理论研究的宝贵遗产，并为建立中国特色的新闻学理论设计了框架，为广大从事新闻实践、新闻理论研究和新闻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一部较为完整的材料。
《王中文集》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新闻学术论著，如新闻学原理大纲、论新闻、论宣传、论传播工具等重要原理论述；第二部分是杂文、书序、书信；第三部分是访问记与学术动态，介绍了王中复出后赴各地讲学，探讨新闻改革的访谈录。而附录部分刊登了同事和学生，对王中教授在新闻工作和新闻教育工作中所做贡献的评价，和一生追求真理、九死不悔的道德风范。
王中一生追求真理，勇于创新，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精神、科学精神和奉献精神。先行者影响后来者，开拓者影响继承者。前辈学者研究的得失成败可为后来者提供历史借鉴，有助于后来者增智慧、开思路、长才干。他的理论和精神，他的为人和品德却给人以鼓舞，其价值是永存的。
王生一生的实践证明，他既是一个敢于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冲破封建主义牢笼，接受并传播进步思想和马列主义的忠诚志士；又是一个为挽救民族危亡而义无反顾冲锋陷阵的顽强勇士。既是一个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坚强卫士；又是一个敢于开拓，锐意进取，继往开来，求新创新的先锋战士。他不愧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先行者。
（鞠维积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