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随着上海的解放，我们党就开始了对旧上海新闻事业的接管工作。
旧上海是世界著名的大城市，是旧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是文化和薪闻事业的中心。解放前夕上海有大小报纸七十余家，通讯社八十多家，外埠报社驻沪办事处十余家。其中既有外国人办的，也有本国人办的；在本国人办的报纸、通讯社中，有国民党反动派的，有民族资本家的，还有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合资的。各种报纸有不同的政治倾向，有进步、中间、反动之分。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是我们在已经解放了的任何城市都未遇到过的。而且报纸既是一种企业，又不同于一般的工商业，在它们中间，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在一起，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接管报纸，既不能单纯从政治上考虑，又不能完全从经济上着眼。这就更增加了接管工作的艰巨性。
上海一解放，我就参加了对旧报纸的接管工作。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情况，我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而顺利地完成清理和改造，建立新的人民的新闻事业，实现新闻事业的大变革，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坚持了党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迎接解放 准备接管
我自抗战初期参加革命工作后，一直从事党的报纸工作。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转到山东省沂山地区搞农村土改的复查工作。一九四八年九月济南解放后，我被调到济南市委机关报《新民主报》工作。这是在接管一家旧报纸后利用其设备、房屋创办的，社长恽逸群同志，我任编辑室主任，编采人员除我们党的新闻工作者外，还吸收了一些旧报社原来的编辑、记者。在<新民主报》半年的实践，对我以后参加接管上海报业的工作是一次极好的演习。
还在平津、淮海战役激烈进行的时候，党中央就指示华东局为江南解放后接管大中城市的新闻事业做好准备。一九四八年冬，华东地区党的新闻工作者集中到济南进行训练和学习。接管济南旧新闻事业和创办《新民主报>的经验，引起了大家的很大兴趣。
约在一九四九年三月，领导上通知我们将《新民主报》全部财产移交给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新民主报》的全部采编人员随同华东局南下。当时在济南的新闻工作人员合编为一个大队，下面分若干中队，我是一个中队的队长，中队约有一百多人。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解放后，我们奉命日夜兼程南下，四月下旬到达江苏省丹阳县，在那里集中学习整训，正式开始了接管上海新闻事业的准备工作。
在丹阳，我们日日夜夜研究情况，学习政策，制定工作部署。陈毅同志曾给全体同志作报告，有时还召集干部听取汇报，布置任务，交代政策。他反复强调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接管旧上海是件新事情，必须仔细慎重。上海地下党的同志专程赶到丹阳。为迎接上海解放，上海地下党根据中央指示，已对上海各方面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调查，编成一本《上海概况》，供给进入上海参加接管工作的同志，人手一册。他们还口头向我们介绍了旧上海每个重要新闻单位的情况，包括政治背景、财产所有权、资金来源、人员状况，甚至连地址、电话号码等都弄得一清二楚。我们根据党的政策，细致地规划了接管上海各新闻单位的具体计划。当时党中央决定把原来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改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兼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在上海出版。《解放日报》的编辑部在丹阳组成，并具体规划了该报的办报方针、内容、版式，写好了发刊词，第一天《解放日报》的版面设想和部分稿件也准备妥当。根据当时《申报》的情况，决定在军管《申报》后，即在该报社原址出版《解放日报》。我们在丹阳对军管《申报》的每一个具体细节都一一落实，甚至谁担任什么工作，在哪个房间办公都安排好了。当我们的队伍离开丹阳向上海迸发，途经苏州时，毛泽东同志手书的“解放日报”四个大字，已用木头刻好，备作刊头。
五月二十六日解放军占领上海苏州河以南市区后，我们奉命向上海进发。火车到南翔即停止前进，因为闸北区的战斗还在激烈进行，火车无法进入北站，只好改用公共汽车进入上海市区。车子经西郊进入徐家汇交通大学，我们住在教室里，没有休息就投入工作。
分别情况 区别对待
接管旧上海新闻事业的工作，由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出版处统一领导。新闻出版处下设新闻室、出版室、广播室、研究室、会计室，我被分配在新闻室，任军代表、秘书股长。新闻室专门负责接管报纸和通讯社。由于情况复杂，我们每个人都作了具体分工，例如有的接管国民党反动派的报纸，有的处理私人报纸，有的清理通讯社，等等。我的任务除日常秘书工作外，还负责处理已停办的报纸。对每个新闻单位的处理意见，我们必须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报告，经新闻出版处讨论通过，上报军管会，待军管会批准后方可执行。
保护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和剥夺反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所有和保护民族资本家的正当权益，这是党对待旧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遵照这一根本原则，我们根据各新闻单位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了接管、军管、管制和支持扶植的不同措施。
接管就是没收其全部资产，停止出版。接管的对象严格地限于国民党的党、政（府）、军（队）、特（务）、宪（兵）独资创办，直接控制的报纸、通讯社。这些报纸、通讯社都是属于官僚资本，政治上也都是反动的。我们工作一开始，就立刻对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国民党军队系统的《和平日报》（原《扫荡报》）、顾祝同控制经营的《前线日报》、孔祥熙控制经营的《时事新报》以及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实行接管，立即封闭，没收其财产，归国家所有，其设备用来开办人民的新闻事业。
对于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合办的、其编辑部被反动派控制的新闻单位，我们先行军管，然后分别情况加以处理。对企业的资本，我们仅没收其中的官僚资本，私人资本仍归原主，并保护他们的合法收入；同时解散被反动派所控制的编辑部．重新组织新的编辑部。对《申报》《新闻报》的处理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申、新两报是旧中国历史悠久的报纸，解放战争期间，两报名义上仍为私人集资经营的企业，但实际上国民党当局已从政治、财务、人事、编辑业务等方面控制了两报。《申报》资本原额一万五千股，国民党收购六千股；《新闻报》资本原额二万股，国民党收购五千股，分别以陈布雷、潘公展、陈训悫、陶希圣、程沧波、张道藩等国民党党政要员的私人名义为股东。两报的董事会、管理委员会、社长、总编辑、总经理等要职皆由他们把持，一些民族资本家只担任摆样的副职。这样，申、新两报完全成了国民党手中的宣传工具。
针对申、新两报的具体情况，我们实行军管。《申报》编辑部立即被解散，新的《解放日报》编辑部进入<申报》大楼办公。五月二十八日，《解放日报》就和上海人民见面了。《新闻报》的编辑部也予改组，改出《新闻日报》，于六月二十九日起出刊。对申、新两报的资本，我们没收了国民党的官僚资本，对史泳赓等私人资本予以保护，两报赢利按股份分配。直到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解放日报》 一直是经济上公私合营的党报。
凡是全部由民族资本投资创办的报纸、通讯社，不管其政治立场如何，资产的所有权一律仍归原主所有，并保护他们的正当收入。对这些报纸、通讯社在政治上的措置，则视它的政治态度加以具体对待。有些报纸、通讯社虽由民族资本创办，但编辑部被反动分子把持，一贯跟随国民党反动派，敌视人民，我们就实行军管，改组其编辑部，改变其编辑方针，继续出版。对由民族资本家创办而无政治背景，政治上采取中立态度的报纸、通讯社，我们采取管制政策。入城后不久，上海军管会就颁布了私营报刊、通讯社登记办法，规定一切私人经营的新闻事业，如要继续发行或复刊，必须向军管会申请登记，经审查批准后方可公开发行。从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三十日，填送申请登记表的新闻单位共二百四十四家，其中报纸四十三家，通讯社十二家，杂志一百八十九家。经审核第一批发给登记证的有四十四家，其中报纸十四家，通讯社两家，杂志二十八家。由于上海刚刚解放，情况还很复杂，我们规定，对于国际新闻和评论，对全国、全市重大的政治新闻，各新闻单位均须以新华社稿件为准。
对于进步报纸，我们采取大力支持扶植的办法。上海解放前，国民党几乎封闭了所有旧上海的进步报纸，上海一解放，我们从政治上、物资上帮助他们复刊。《新民报》在一九四七年一度被封闭，上海解放后，在陈毅市长和夏衍等同志支持下，一天也没有停刊，照常出版发行。《文汇报》同样在一九四七年被封闭，上海解放后，《文汇报》主持人严宝礼准备恢复出版，但因经济困难，一时难以实现。市文管会立刻指示新闻出版处：“文汇报请求协助，……请你们酌情处理。”后来由《解放日报》借给大量纸张、油墨等，并协助解决社址房屋、机器等困难，终于在六月十二日复刊。
对于外国侨民在上海办的报纸，我们没有采取没收或封闭行动，仅仅命令外国政府设在上海的新闻处停止活动，因为这些新闻处属于外国政府外交机构的下属组织。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正式成立，外国政府和我们还没有外交关系，中国革命决不是排外的，外国侨民在上海的报纸只要不敌视中国人民，我们都允许其继续出版。苏联侨民办的《苏联公民报》（原《俄文日报>）、《新生活报》，美国侨民约·威·鲍威尔主持的《密勒氏评论报》，都在解放后继续出版。《密勒氏评论报》因为公开反对美国发动侵朝战争，被美国政府禁止入境，发行量大减，不得不于一九五三年自动停刊。《字林西报》、《大美晚报》在解放战争中虽然一贯支持国民党反动派，上海解放后，我们还是允许它们继续出版。但这两家报纸坚持敌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报上制造谣言，恫吓上海人民，企图制造混乱，受到市军管会的警告，也遭到上海人民包括这两家报纸内部工人的反对，报纸没有什么销路，实在办不下去，只得于六月中旬先后自动停刊。
深入细致查清问题
上海报业的情况复杂，在接管过程中，有些新闻单位还耍了一些手段，制造假相，妄图蒙混过关，这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为了严格地执行党的政策，我们对任何一个新闻单位都作了细致周密的调查，不彻底查清问题，决不贸然采取措施，这就保证了接管工作的政策严肃性。
根据我们调查，《新夜报》是由国民党潘公展经办’、控制的。据此，我作为军代表进入该报，准备接管。但该报几位负责人却说，《新夜报》是私人集资的民营报纸，为迎接解放，报社内还组织了同人护报委员会。一时真伪难辨，但这家报纸反动的政治立场，他们是不得不承认的。于是我们决定先实行军管，待查清问题后再作具体处理。经过《新夜报》内部地下党同志的帮助，我们很快查清了《新夜报，》的真面目。原来潘公展等人在上海解放前夕，把报纸乔装改扮了一番，一是胁迫一些商人加入少量股份，成立《新夜报》股份有限公司；二是拉拢一些采编人员悄悄地成立同人护报委员会来伪装进步。我们立即给军管会写了一份报告，列举了大量事实后指出：《新夜报》名义上虽为股份有限公司，为工商界服务，实际上纯系潘公展所控制的报纸，其政治背景为C.C．系，一贯反共反人民，该报同人护报委员会的组织，也是潘公展控制报纸之一种手法。经批准，一九五O年一月十三日我们召开全体职工大会，揭露了事情真相，宣布没收《新夜报》，并作了善后工作。
英文《大陆报》是孔祥熙经营的一家报纸。解放战争后期，孔祥熙就精心策划了《大陆报》的一条退路。一九四七年九月，他让报纸雇佣的美国律师阿乐满出面，向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注册。一九四八年二月，又委托阿乐满为报纸发行人兼总编辑，不久又登报声明将全部资产转让给阿乐满。这样，《大陆报》就挂上了洋商牌子。为了查清《大陆报>的真实情况，我们特地从大学请来懂英文的教师和学生，查阅《大陆报》的全部档案。经查实，在《大陆报》的全部股份中，孑L祥熙一人占了百分之八十四，其次是杜月笙等人的，阿乐满在<大陆报》并无一份股权，所谓“转让”完全是假的。我们还发现了阿乐满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从美国的来信，声明对《大陆报》不负责任。根据这些确凿的材料，在军管会批准后，我们宣布没收《大陆报》。
对于解放前夕已经停办的报纸，我们同样一一清理，根据政策，分别作出处理，该没收的没收，该归还的归还。《正言报》是三青团的机关报，一九四八年初就停办了，报社内的各种物资已被转移。经过细致查访，终于找到了他们隐藏着的大批纸张，正准备偷运出境，我们立即予以没收。
在接管过程中，国民党特务还从中捣乱，演出过假接管的闹剧。五月二十七日上午，解放军刚刚进入市区，国民党特务就冒充解放军，抢先闯进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宣布“接管”。他们伪造证件，宣称：“迳启者，前中央通讯社在新华社来接收前，希即暂时开始工作：（一）抄收新华社之稿件；（二）发布华中行政办事处所属各处交发之文稿。一切暂由曹××同志负责，特用函达，即希查明办理为荷！”署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先遣队”、“华中行政办事处交际处”，并盖有红色印章。他们借口接管，抢走了钱财和贵重物品。在《时事新报》社，同样发现了冒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先遣队”进行假接管的事件。我们发现后，立即派人前往，揭穿国民党特务的阴谋。
妥善安置新闻从业人员
对于国民党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除极个别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依法惩办外，采取全部包下来的办法，不使他们流离失所，并力求不降低原来的生活水平，这是我们党接管城市的一项重要政策。这项政策同样适用于旧新闻界的从业人员。在济南解放以后，我们执行这一政策，所有新闻从业人员很快得到安置，大部分人仍旧从事新闻工作。但旧上海的新闻界却有一个特殊情况。由于报纸、通讯社多达一百五十多家，还有五十多家电台和一些早已停办的报纸，上海虽然大，但也没有必要保留这么多的新闻单位。新办的、复刊的和继续经营的新闻单位无论如何也容纳不下如此庞大的新闻从业人员，只能吸收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们根据党的政策，凡留下继续工作的，原职原薪，不降低生活水平；凡多余的新闻从业人员，包括早已停办的新闻单位的人员，我们全部包下来，妥善安置，使每个人有出路，有事干，有饭吃。
在安置过程中，我们事先一一征求本人意愿，根据本人意愿和实际需要相结合的原则，力求发挥他们的专长，让他们为建设新中国发挥才能。有些年纪大的，自愿回老家，我们发给安家费和旅费，让他们回家。有些人愿意自谋出路的，我们发给三个月的工资，过了一段时期，如果找不到工作，还可回来，我们继续负责安置。有些人外文比较好，在征得他们同意后，我们和外贸、外事部门联系，把他们安排到外贸、外事部门工作。有些人中文底子好，愿意去学校教书，我们和教育部门联系，转到中学去当教员。
还有少数人，由于条件比较差，安置有一定的困难，我们也千方百计地给他们找新的工作。我记得有一位新闻从业人员（时隔三十五年，记不清他的姓名），年纪较大，中文基础差，他自己觉得没有什么特长，感到前途渺茫。我们给他联系了几个单位，对方都回绝了。后来我们听说他因为长期喝茶，对茶叶很内行，通过品茶就能知道茶叶的名称、产地、等级。我们立刻和茶叶公司联系，茶叶公司正缺这样的人才，两下一拍即合，他高高兴兴地去茶叶公司上班。临走前还特地来向我们道谢，说：“共产党会用人，把我这个废物也派上了用场。”
还有相当数量的新闻从业人员，他们愿意继续从事新闻工作。我们就把他们集中起来，到我们党办的华东新闻学院学习。华东新闻学院是一九四九年七月创办的，我当时任学院的教务长。第一批学员是招收来的，共五百四十人，学习不到四个月，就分配到全国各地去了。第二批学员全部是这些多余下来的新闻从业人员，我们组织他们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一些重要著作、党的方针政策和我们党报的传统作风，还学习必要的新闻业务知识。这批人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进校，学习四个月后，都高高兴兴地到全国各地去工作了，其中有不少人至今还在党的新闻战线、文化战线上工作着，有些早已担任了领导工作。
数量如此众多、情况如此复杂的新闻从业人员，在半年多内得到妥善安置，不管是留的、走的、改行的，都心情愉快，未发生一件意外事件，更没有任何骚乱，充分体现了党的政策的巨大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