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2月6日，我出生在郯城县李庄镇青山庵村。母亲是教书先生家的女儿，家里生活还算可以勉强度日。1936年春天我开始在村里的学堂上学，到1938年该念第五册书的时候，日本鬼子来了。当时我记得日本鬼子的飞机在我们头顶上飞来飞去，炸了营似的老百姓不知道往那逃跑，逃难的人，人山人海的，都在村口席地而坐，敌人一来，就赶紧跑。
鬼子一进村就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多是有计划的勘探路线，途中就在村里“找乐子”。抓老百姓的鸡，抓花姑娘是鬼子的两大绝活，一听鬼子来了，大姑娘和小媳妇都得赶紧跑，稍一迟缓就会遭遇被鬼子轮奸的恶运。鬼子经常在村子里抓鸡，抓到的鸡挑在刺刀尖上用火烤，鸡烤熟了鬼子摔打摔打揭去鸡皮就吃，然后再把没有烧尽的树枝随手扔到房子上或柴草垛上，整个房子就被烧成灰烬。
更可恶的是小鬼子想着法子欺负人。有一次，我记得那是八月的一天，我们隔壁的王家正好用熟透了的枣蒸的小米饭，一听鬼子进村了，全家人拔腿就跑，过晌午了回来看看锅里的小米还在锅里，饥饿的一家人盛上就吃，小孩根本吃不出滋味来，大人吃起来老觉得有股怪味，就用铲子仔细翻了翻锅里看了看，原来小鬼子在锅里撒了一泡尿，一家人恶心的哇哇直吐，痛恨日本鬼子不是人。
舅父被敌人杀害，让我决心干起了革命！
外祖父是当时我们这里有名的教书先生，早年响应新文化运动，先后在郯城、临沂、济南等地举办过师范讲习所，也曾做过家庭教师，卢沟桥事变以后回到郯城新庄，用自己的酬金盖了几间平方，办起学校。1940年中秋节，我们家接到噩耗，舅父被敌人残忍的杀害，听到这个消息全家人悲痛欲绝。舅父是外祖父的独生子，大我14岁，曾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是义勇军战士，参加过多次抗战。舅父曾给我讲过许多他们参加战斗的故事，也不断地勉励我要勇于参加革命，誓死不能做亡国奴。
曾经有一次，我差点成了鬼子的“勤务兵”。记得那是1944年的时候，驻扎在临沂的鬼子宪兵队安抚青山到我们学校活动，鬼子军官见我个头模样都还可以就想着让我当他的勤务兵，议论中被我们邻村的保长胡家林听到，他就直喊我小名说“你奶奶喊你快回家！”我就转身走了，后来才知道胡家林是特意救我，我才躲过一劫，当时听说我们路边那家锅饼铺的老板就被“请去”带路，一去就没回来，死活都不知道。
1945年1月，我有幸成为了青山中心校的一名教员，当时月薪是55斤小米的代用券。1945年7月，外祖父让我参军。我想外祖父痛失骄子让他痛彻肝脾，为了给舅父报酬雪恨，16岁的我也到了应该继承遗志，戎装接力的时候了，于是我郑重向区长申请参军，随后成了滨海警备11旅21团3连的文书。当时的文书享受行政干部待遇。后于1946年11月6日被调到鲁中军区警备1旅1团3营7连当书记，一直跟随着部队作战。
血战黄崖顶：五位战友英勇跳黄崖
1947年4月，部队转移到莒南文家山后。老区的拥军热情极为高涨，每当我们宿营时，妇救会的大嫂，识字班的大姐们就拥上前来，收集该洗的衣物洗好后连夜烘干再给我们送来，破损的衣裤鞋袜一起给缝补好，新参加入伍的同志看到这些有的傻眼了，就说国民党每到一处，老百姓躲都躲不急，解放军来了，老百姓不但不躲还给送粮送菜、洗衣服，还是解放军好啊。
当时据部队了解，敌人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整休，以整编第11师、74师为骨干的三个集团，近40个师的兵力，向沂蒙腹地攻击前进，扬言要将山东境内的解放军赶过黄河，驱进渤海喂鱼。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我军发动了华东野战军第1、3、8纵队向泰安挺进，我们部队的任务是在青驼、垛庄等地围城进行攻打，以吸引南线的敌人，从而支援打泰安的军队。
4月12日上午8点左右，待命的70团接到火速接防22师65团阵地的命令。团部命令我们3营抢占黄崖顶（一山名），并命令7连跑步前进，接受任务的7连1排排长朱际昌大手一挥率领部队先行登上了黄崖顶。敌人是74师的某旅，当时大炮轰隆隆的炸个不停，飞机在上空不断地往下扔炸弹。朱排长指挥各班顽强抵抗，间隙还得抢救伤员、收集弹药，战斗一次比一次猛烈，黄崖顶非常陡峭，只有西南角可以勉强攀登，增援部队上不去，伤员撤不下来，在这种情况下近在咫尺的连、营指挥员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敌人的作战装备比我们精良，他们用汽车把装备运到部队前沿，然后三面围拢、步步为营，边往上攻边向两边延伸。朱排长和几位班长只有随身携带的手榴弹和枪了，他们意识到形式的严重性，在山顶上不断的向营连首长挥手，并相互鼓励，心照不宣表示宁死不屈！
当时营部的电话扯到离山顶不到50米的地方就没线了，团长眼看着我们的人就快顶不住了，几次要求部队支援。教导员在指挥所急得呆不住了，命令我说：“小胡，你和小顾、小姚在这守着电话，要是团里问战斗情况，就说“人在阵地在！”，如果让撤退就让小姚上山报告！”我立即答应“是！”接着指导员就上山了。
电话员小顾、通讯员小姚加上我，我们三个人的年龄加起来才48岁，整个连的性命都在我们身上，千斤重担都压在了我们身上，小顾抱着电话几次试线，唯恐出现一点差错，我也在那坐立不安。山上的伤员陆续被送下来，7连2排机枪班的班长孟昭林被抬了下来，一颗炸弹落在了他的两腿之间，整个下半身被炸烂了。他是我们邻村的，当时也是外祖父动员参军的老战士，他还能认出我，断断续续的说了几句，他家中唯一的老妈一辈子没见过绫罗绸缎，缴获的一条缎子被面一直系在腰间，让我带给他娘，由于失血过多，握着我的手也渐渐松开了。他就这样牺牲了。
山顶上，战斗进入近距离格斗阶段，敌人吆喝着：“抓活的，抓活的！”朱际昌和坚持到最后的几位班长看事不好，宁愿死也不让敌人抓去，相互使了个眼色，五个人纵深跳下了黄崖。整部三营也受伤很严重，急等着上级来命令，一直到了下午两点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说，“三营立即撤出战斗，到右后山河滩集合！”我本能的问了一句“您是谁？”答“五零！”（团长陈忠梅的代号），接着他又高喊了一句“传错命令是要杀头的！”说着啪的一下把电话挂了，当时吓的我愣了一下，接着对小姚重复了一遍，小姚飞奔上山，小顾撤线，我也立即上了山，接着部队有序的撤了下来。
朝鲜战场：我被炸伤左大腿昏死2天，伤口生了蛆！
打完解放战争我们胜利了，新中国成立了，我们又接到了新的任务——抗美援朝。当时入朝鲜之前凡是带有解放军“八一”标志的物品全部要剪掉标识，所有纪念章、立功章、笔记本等全部交到留守处，由部队统一管理。1950年11月20日我跟随部队进入朝鲜，在出发前部队给每人加发一斤饼干和5元钱的朝鲜货币，当时的股长还请我吃了一碗馄饨，算是一碗壮行饭。
1951年我已经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26军77师炮兵团，在政治处做组织干事。到了1951年9月师政处决定在团政设青年股，由我担任青年股的副股长。当时美国侵略者扬言要把半岛北部夷为平地，对所有的山川、平原村落道路实行轮番轰炸，造成我军1/2物资到达不了前线，反击计划一再推迟。1951年9月23日凌晨，敌人来轰炸我们营部，我的左大腿被炸伤了。当时我还十分清醒，用手摸了一下左腿，只摸到粘糊糊的血液，冷不丁的打了个寒颤，周围的人一看我负伤了赶紧让卫生员来给包扎，随后我被转入到县里（地名）一军医卫生所进行治疗，当时我已经昏迷过去了。
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9月25日了，我醒了看了看周围的人一个个都熬得眼通红，当时我迷迷糊糊的觉得小腹处很痒，好像有东西在爬似的，我伸手抓了一下一看，“啊，是蛆！”脑子一下子过了电似的清醒了，护理员揭去我身上的毯子，一个个大苍蝇“嗡嗡”的飞满了地堡，蛆虫更是爬的满床都是，护理员用铁簸箕往外除，伤口处的蛆几次换药仍然清除不了，有个毛小伙子建议用汽油烧，我当时也不知道有多么疼就答应了，当一瓶汽油浇到伤口上时，我疼的再次昏死过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清醒过来，仍然看到几位同志在处理伤口处的蛆，护理员用镊子一个个的往外夹，最后终于清理干净了。
接下来我又被转了几个医院进行治疗，直到1952年回国在北京的华北第四医院进行治疗。从1951年9月23日受伤到1961年9月我整整住了10年的院，先后住过大大小小的医院18个，大小手术无数次，期间休克9次。由于左腿上的骨头被炸掉一块，为了补齐左腿，从我盆骨左右两侧切掉了一部分骨头补到了左腿上，最后又加了个钢板，但是现在左腿还是比右腿短十几厘米。
晚年生活：相机充实生活 文字记录坎坷人生
我在住院期间，闲暇没事就用600多块钱买了一部当时处理战利品的照相机，那时600块钱是我半年的工资，又买了一套清晰照片的设备，学着清洗照片，本来想回家开个照相馆的，但后来我又回到郯城县马头镇供销社工作，就把照相作为了一种业余爱好。后又调到郯城县五金公司做调研员，直到1990年离休由于行走不便，我也很少出门，在家闲着没事我就把我这一生的经历写了一部分，也记录了一些战争时期的故事。
我有2个儿子2个女儿，大儿子在美国读完博士就留在那边工作了，二儿子在日照工作，孩子们过的都不错。我平时在家看看报纸、电视了解一些国家大事，现在想想能从战场上活着回来已经很不错了，现在的生活对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已经很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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