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三六年三月间到上海工作的。先是参加全国学生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筹备工作，全国学联和全国救国会成立后，就留在全国学联参加领导工作。后来，又在胡乔木、王翰同志的领导下，负责联系上海几个大学学生党员的组织关系。抗战爆发后曾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组织部（负责人是钱俊瑞同志）当了几个月的干事。上海沦陷后，在江苏省委沙文汉同志的领导下，曾经负责联系过上海教育界的党员关系，负责过江北特委和上海文委的领导工作。抗战胜利后，我又回到上海，再次负责文委的领导工作，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八九月间以陈虞孙同志为首的新文委成立。
在我两度负责文委工作期间，都同时负责过一部分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到一九四八年新文委成立以后，我就以大部分精力从事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到一九四九年初，全国军事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陷于全面崩溃，上海临近解放的时候，上海局决定在上海地下市委领导下，成立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总党团（张本同志任书记，我任副书记），我就在市委书记张承宗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在上海各界人民团体的领导层中间，以迎接解放为中心，更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上海解放后，我曾先后担任过上海市军管会高等教育处副处长（处长是副市长韦憝兼任）和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副部长（部长先是吴有训，后是盂宪承）等职务，直接负责过上．海市高等学校和科研机关（主要由李亚农同志负责）的接管，以及思想改造、院系调整等工作。现在回忆一下解放前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这个工作在高等教育界和科学技术界高级知识分子中间所起的巨大作用，是很有意义的。下面打算就我所记忆的上海解放前后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高等学校和科研机关的统战工作情况，做…些大概的回顾。全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为了迎接解放，上海地下党在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中就我所接触过的关系，做了哪些准备工作；第二部分，在上海解放后，在接管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工作中，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所起的重大作用；第三部分，简要地说一说我所体会的经验教训。
一九四六年四月，我从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城工部（负责人是沙文汉和吴宪同志）调回上海工作。上海局负责人刘晓同志决定我和姚溱同志一起，负责文委的工作，同时也负责一些上层统战工作，并联系一些上层统战对象。不久，沙文汉同志也从解放区调回上海，仍由他领导我的工作。过了不久，张执～同志也来跟我接头，他主要是布置和检查我所负责的上层统～战线工作。 、
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日益不得人心，我党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和反美扶日的主张却日益深入人心，统一战线的范围也日益广泛开展。仅就我所联系的几个方面的统战关系来说，开始时的范围就比较小。当然，这时候很大部分的上层统战关系，是由马斯南路八路军办事处负责联系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领导同志都常来往于沪宁之间，联系民主党派、工商界和文化界的上层人物，揭露国民党投靠美帝搞假和谈真内战、假民主真独裁的阴谋，推动上海各界人民的革命民主斗争。这些上层关系很多是抗战期间我党在大后方重庆、成都、昆明等地长期地卓有成效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果，而于抗战胜利后转移到上海来的。由于国民党所发动的内战愈演愈烈，上海的政治环境也越来越恶化，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不能不撤离上海，因而把一些能够继续留在上海的上层统战关系转交给上海地下党。同时，由于国民党的穷兵黩武和贪污腐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市场上美货充斥，民营工商业焦头烂额，纷纷破产倒闭，更加上国民党军事上到处失利，这就使得原来对国民党和蒋介石还抱有一定幻想的上层民主爱国人士，也不免感到失望，逐渐觉醒过来。这些情况，就很自然地成为上海地下党进一步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
当我于一九四六年回到上海开始接管文委工作时，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开始时除文委系统外，我只接了一些在抗战期间就已入党的工商界党员关系，以及一部分早就与党有正式联系的上层民主人士的关系。后来，八路军办事处撤离上海，交来一部分统战关系，同时上海的统一战线工作进一步开展，我所联系的党内外关系也进一步扩大。
为r适应统战工作新形势的发展，大约是一九四七年初，经过张执一同志的组织安排，在党内建立了两个统一战线工作组：一个是由谢寿天、梅达君等同志组成的从事工商界统战工作的党小组（下面没有党员关系）；一个是由杨修范等同志组成的联系经济学界和金融界党员的工作组（下面有一些党员关系）。另外，由谢寿天负责的《经济周报》，不仅对广大读者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而且也是团结教育经济学界的有效工具，还是一个通过组织座谈会、聚餐会和报告会来联系工商金融界的合法阵地。在这里应该特别提一下当时主要负责《经济周报》主编工作的吴承禧同志。他在金融、经济学方面的造诣很深，工作能力强，工作态度勤恳负责，任劳任怨，是一个很好的党外同志。可是解放后却因错划右派含冤而死，应该致以深切的悼念j一九四七年以后，我以共产党的身份联系的党外上层关系，也扩大到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领导人黄炎培、杨卫玉、王艮仲、高祖文等，工业界的胡厥文，金融界的蔡承新，工程界的茅以升，同济大学校长夏坚白，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吴有训等。
特别是由张志让、沈体兰、潘震亚、周予同等发起组织的“上海各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不论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的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和反美扶日的民主斗争中，还是在上海即将解放时反对迁校和动员各大学教授留在上海为建设新中国服务的工作中，以及在解放后对大专院校进行接管和教学改革、思想改造、院系调整的工作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大教联在最初发起组织时只有三四十人，而且大部分是复旦大学文法学院的教授，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急骤变化，大教联在民主斗争中的威信不断提高，大教联的成员不断增加，到解放前夕，已经达到一百多人。除复旦大学外，交大、同济、暨南、上海法政学院、上海商学院、中华工商专科，都有不少教授参加，其他如大同、大夏、光华、圣约翰、沪江等校也都有教授参加。大教联的活动，一般是采取聚餐会、座谈会和报告会的方式，对重大时局问题表示意见时则采取组织个人签名发表宣言的方式，有时也有人参加学生界的游行示威活动，为了营救被捕学生，甚至曾采取过罢教斗争。由于大学教授在社会上的地位比较高，他们对时局的意见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打击也很大。而且大学教授们的上层关系比较多，大教联的活动可以影响到各个方面的上层人物，并得到这些人物的支持。这里有两件值得一提的事：一件是有一次（忘记了是什么事）大教联通过曹未风等人的关系，动员了张元济、唐文治等几个有很高社会地位的老人公开出面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使得蒋介石大为恼火，大骂吴国桢等人无能，连这些在全国有巨大影响的老人也被共产党拉过去了。再一件是大教联的有些积极分子由于参加罢教斗争被学校当局解聘，生活发生了困难。工商界的盛丕华、张锕伯等人得知这种情况后，就慷慨在经济上给予支援。
大教联里面的党员人数也不断增加，最高时曾有十多个人。这些党员中主要起组织领导作用的是李正文同志。他比较善于团结教授，经常利用各种机会，以传播消息的方式宣传党的政策和解放战争的有利形势，使大家受到鼓舞和教育。除李正文外，大教联另外还有几个党员，我记得有吴泽、刘笃、杨烈、李仲融、汤德明等，都是由我个别联系的。还有陈维稷和杜国库两个人，由于他们所处地位比较特殊，一个是中纺公司的总工程师，一个是早就出了名的史学家，也都．由我个别联系，并告诫他们在大教联要尽量少参加出头露面的活动。曹未风原本是大教联的积极分子，活动能力比较强，在李正文于一九四八年底去解放区以后，先由我以党的面目与他联系了一段时间，后被吸收入党，大教联的组织领导工作就改由他多负责了。
一九四九年初，上海地下党为了准备迎接解放，成立了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总党团，并指定张本为书记（她只是开头来参加过一二次会，以后经常是由张承宗同志亲自领导），我为副书记。总党团的成员，我记得有钱李仁、朱良（两人都是学生界）和沈涵（代表总工会）等人。在这以后，上海地下党的工作就转移到以护厂护校、迎接解放为中心。大教联的工作，除进行一些必要的政治活动外，也转移到以保护学校、反对搬迁、迎接解放为中心。当时大教联的一部分领导人离开了上海，有的是去香港转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有的是去香港转山东解放区准备解放上海后的接管工作。
一九四九年初，上海地下市委为了迎接解放，决定把中国技术协会的党团关系交给人民团体联合会总党团领导，于是就由我接了宋名适、胡永畅、郑定能、闵淑芬、吕东明、周湛等人的党组织关系。中国技术协会是以交大校友组成的“工业联谊社”为基础，于一九四六年初建立起来的，并聘请了科学技术界的知名人士如茅以升、赵祖康等为技协的顾问。这个组织是通过举办学术报告，创办技术学校和图书室，组织旅游和参观学习，以及举办工业展览来吸引青年科技人员的，因而深受青年科技人员的欢迎。到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前夕，会员已发展到三千多人，遍及上海各技术工程单位。如上海市工务局、电信局、电力公司、上海农机公司、公共交通公司等，都设有分会；并办有《技协双周报》、<技术通讯》等报刊，还与在全国发行量很大的《工程界》杂志有密切联系。它在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一些研究所里，也都有一些会员。解放前的上海科学技术界有两个比较老的全国性团体：一个是“科学工作者协会”，它与李约瑟等世界著名科学家所组织的“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有分支关系，在中国的会员也都是‘一些著名的有一定成就的科学家，复旦大学理学院教授、大教联的积极分子卢于道，和原中央大学校长、解放前在交大任物理学教授的吴有训，都是中国科协的会员。再一个团体是“中国工程师学会”，也是全国性组织，茅以升、侯德榜、赵祖康都是这个学会的领导人或重要成员。上海地下党在科技界的主要阵地是中国技术协会，成员都是年轻一代的科学工作者和技术人员，他们同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及中国工程师学会的许多成员都有师生或上下属关系，技协通过各种工作关系，如聘请他们为总社或分社顾问，聘请他们帮助技协开办学术讲座等，比较容易和他们接近并取得他们的支持，当然也就可以给他们以一定程度的政治影响。为了迎接解放，当时总党团给中国技协的主要任务，一是团结和动员广大科技人员保护工厂、保护科学机关及工务交通设备，迎接解放；二是教育和劝说周围的科技人员坚决留在上海等待解放，积极支持人民政府的接管工作，参加祖国的伟大建设事业。另外，还要求他们动员一部分科技人员到东北、华北解放区参加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为了配合这方面的工作，在上海临近解放时，我个人也曾以党的面目联系过茅以升、吴有训、夏坚白、李国豪等，还拜访过老一辈的科学家任鸿隽、秉志等人。
五月二十七日，上海全部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严明的纪律，宁可露宿街头，也决不进入民房，对群众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正做到了秋毫无犯，大大赢得了上海广大人民的尊敬和信赖，不能不给大学教授和科技界上层人物以巨大的影响。有位教授曾在大教联的座谈会上说：“古代有所谓‘王者之师’，那多半都是吹牛皮，实际是从来没有过；可是现在的人民解放军，才是我亲眼看到的真正的‘王者之师’！”解放上海的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和爱民如亲人的卓越表现，在上海的人民群众中，自然也包括在广大的知识分子中，为共产党、人民政府赢得了荣誉和信赖。这一情况，也就理所当然地大大有助于我们对上海各项事业，其中包括大专院校和科研机关的顺利接管，大大有利于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顺利开展，并为我们的接管工作在社会心理方面打下了最良好的基础。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长期的反共宣传，加上旧社会根深蒂固的影响，要想完全做到顺利接管，也还是需要进行一系列踏实的工作和艰苦努力的。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对于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大专院校和科研机关的接管工作，十分重视。据李正文同志告诉我，他从上海撤到解放区后，曾经在陈毅等同志的领导下，与准备进入上海工作的解放区的同志，会同上海地下党的一些同志，对上海解放后的接管工作进行过相当充分的准备，并对接管计划做了初步的安排。当时确定李亚农同志（他是解放区来的同志，历史学家）在高教处负责科研机关的接管工作，我和李正文同志负责高等学校的接管工作。鉴于上海的情况十分复杂，上海又是高等学校及科研机关的一个重要集中地，市委领导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在接管和改造工作中，主要强调一个“稳”字，当时提出的口号是“稳步前进”，接管工作中的方针政策是“维持原状，逐步改造”。
解放初的上海，大概共有公私立及教会办的大专院校四十多所。这些学校共分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公立学校（包括国立、市立及政府部门办的学校），计有国立大学交大、复旦、同济、暨南等大学及上海医学院、上海商学院、上海音专、美专等十多所；第二类是私立学校，计有大同、大夏、光华等大学和上海法政学院、东南医学院、中华工商专科、立信会计专科等二十多所；第三类是教会办的大学，计有圣约翰、沪江、东吴法学院、男震旦、女震旦、之江沪校等六个单位。在这三种类型的学校中，又各自有其不同的政治情况。我们对于高等学校，大致是按学校领导的左、中、右的政治态度来分析的。接管工作的重点，在高等学校方面是四所国立大学，就是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和暨南大学，上海医学院归卫生处接管；在研究机关方面则是北平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在上海的十几个研究所。抛开政治情况比较单纯的研究机关不谈，单就四所国立大学的情况来看，以暨南大学的校领导最为反动，校长是国民党的党棍。他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一直镇压校内民主革命运动；直至上海快解放了，他还纠集了少数师生逃到浙江金华，后来又孤身去台湾。其他三个大学，交大、复旦和同济的学生运动一直搞得很好，交大在当时曾被称为上海的“民主堡垒”；复旦的教授和讲师、助教中的民主进步力量在当时是所有大专院校中最强大的，也是大教联和后来组成的大学讲助会中的骨干力量。复旦的校长是国民党十分器重的人物，但在张志让、潘震亚等进步教授占压倒优势的教授会和地下党员余开祥、张薰华等组织的讲助会的强大压力下，并经过张志让多次劝说，终究还是留了下来，正式向人民政府办理了移交手续。私立学校中，大同的理工科办得比较好，为社会培养了一些有用人才；大夏也培养了一些人才，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光华大学校长廖世承，是个一心想办好教育、愿意为国家培育人才的教育家，思想比较开明。在私立专科学校中，中华工商专校聘请了不少进步教授，有马寅初、杜国庠、李正文等；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在培养会计人才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在几个教会大学中，震旦大学为法国天主教会中帝国主义分子所严密把持，校长只不过是法国天主教会的一个招牌，作不得半点主张，起不了任何作用。在属于基督教会的圣约翰和沪江两个大学中，虽然对校内的民主活动诸多限制，但师生中都还有一定的进步力量。
在上海刚刚解放的初期，首先是安定人心的问题，这对大专院校和科研机关的人员都是一样。当然，解放前地下党的统_战线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特别是大教联团结了一百多位教授、副教授，并在反对迁校的护校斗争中和解放后保持校内的稳定中起了不小的作用。但由于有些学校和科研机关内没有进步力量或进步力量很小，加上当时还有隐藏下来的国民党残余分子进行造谣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宣布所有高等学院都要复校复课，科研机关要照常上班。由于学生力量的强大和积极配合（在科研机关则是中国技协起了积极配合作用），在短短一周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复校复课和照常上班的目的，消除了或大大减轻了群众中最初存在的惶惶不安的情绪。
然后，我们就先后召开了两次座谈会。一次是国立和市立大专院校的校院长、教授代表和学生代表的座谈会；一次是召集私立大专院校长和教授、学生代表开座谈会。两次座谈会都由陈毅市长亲自出席讲话，说明党对公私立高等学校“维持原状，逐步改造”的方针政策，进一步稳定了人心。陈毅市长还在有很多知名教授、著名科学家参加的上海民主人士座谈会和上海文化界人士座谈会上，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说明了共产党决心团结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和愿意为恢复生产发展生产服务的民族资本家以及广大知识分子，共同为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高教处也通过已经公开的大教联、讲助会中的党员骨干和积极分子，按照党的各项政策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各个待接管单位的情况，我们分别走访了各单位的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走访了各单位的校长、院长、所长，对重点单位的负责人更进行过多次访问。通过这些访问、座谈，进一步摸清了情况，为接管工作进行了必要的准备。
当我们开始进行接管时，由于没有经验，决定采取突破一点，取得经验之后再全面铺开的办法。我们首先接管了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的交通大学。由于原校长王之卓的积极合作和教职员工特别是学生会的大力支持，接管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三天之后即开始进行对其他单位的接管，并在一周之内全部完成了接管工作（包括对科研单位的接管工作）。
可是前面所说的接管工作，实际上只不过是完成了“接”的工作。而在“接”的工作完成以后，紧接着就是更为复杂更为艰难的“管”的问题。这首先需要组织好新的领导班子，这就是说，在大学，要组织好各校的校务委员会；在科研机关，要组织好两个研究院的院务委员会。实际上，这也就是如何选择适当人选的问题。在这个工作中，我们主要是依靠新的大教联（原大教联和大学讲助会已经合并成为新的大教联）的帮助，并经过反复酝酿，在人选上照顾到进步、中间和落后几个方面，而以进步为主，最后都取得了一致的拥护。
我们在对公立院校完成接管以后，紧跟着就是进行了以增设政治课为中心的课程改革，同时进行了初步的院系调整。然后就是思想改造和全国统一进行的院系调整（我们主管华东地区的院系调整）。在这同时，我们也还对管理私立院校和教会办高校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中央最后是决定对这些学校全盘接收，统一调整）。以上所有这些工作的顺利完成，都是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运用分不开的。当然，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工作中还有不少问题值得研究。
上海解放以来，在党中央和上海市委领导下，经过上海人民的艰苦奋斗，中间虽也经过了一些曲折的道路，尤其是十年动乱中的严重破坏，但在各方面还是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特别是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上海跟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经过拨乱反正，各条战线上的工作都得到恢复和迅速发展。上海市高等学校和科研工作的发展尤为突出。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不能不缅怀在上海解放前后共同工作过的已经先后去世的许多老同志、老战友。我现在所能记得起来的，如沙文汉、潘汉年、张锡昌、李亚农、谢寿天、张纪元、曹未风、张志让、陈维稷、杜国库、陈望道、吴承禧、孟宪承、吴有训、韦憨等，都是我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所接触过、共同战斗过的难以忘怀的战友和同志（有些是我工作中的老领导或是解放后的领导人）。特别是陈毅同志，更是在工作中给了我终生难忘的帮助和教育。陈毅同志非常重视对高级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记得解放初我们高教处的办公室离他的办公室很近，他时常到我们办公室来了解我们的接管情况，并及时给予指示。有时在休息时还带着围棋到我们办公室跟李亚农杀上一两盘（据亚农同志说，他们在解放区就是老对手）。他在跟我们闲谈时，还在如何做人处世方面给我们以马列主义的教育。而且我每次召集高教界或科技界开会时，都尽可能参加并讲话，亲自给大家进行形势教育和方针政策的教育。他的讲话有时会长一点，但由于他讲的内容丰富而且有针对性，能够解决大家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因此总是深受大家的欢迎。陈毅同志亲自出马作统一战线工作，这对我们高教处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起了难以形容的巨大作用。
我们在上海前后的统一战线工作，究竟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呢？我觉着，第一个经验就是统一战线工作决不能脱离党的领导。高教处的接管工作本身就包含着很大成分的统一战线工作，政策性很强，如果没有上海党政领导的正确部署和积极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就很难前进一步。第二个经验就是统一战线工作必须与在党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相结合。高教处的接管工作，固然与党的正确领导有密切关系，也离不开地下党在大教联、讲助会和中国技协会长期进行的统战工作，但也是和强有力的学生组织和中国技协广大会员的积极支持分不开的。就拿接管时的清点工作来说，如果没有广大学生和科研人员的踊跃参加，我们决不可能在两三天内全部完成，尤其不可能完成得那么好。现在再说有什么教训的问题。我认为，主要是我们对于在解放后我们已经处于公开合法的领导地位这一新形势下统一战线工作的变化，缺乏清醒的认识。解放以后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了，我们的统一战线工作对象不是更少了而是大大地增加了，我们必须对所有留下来的有爱国心事业心的上层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进行团结教育工作，也就是进行统一战线工作。解放以后，我们的统一战线工作不是更简单、更容易了，而是由于对象更广泛，统一战线工作也就更需要深入细致地长期做下去，一直做到进入共产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所以把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的统一战线工作提高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高度，我体会，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解放初期，在对大专院校和科研机关的接管工作中，我们对所有准备接管单位的原领导人，包括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和少数落后分子，都进行过个别访问，但是迫于形势，工作做得不够深入，以致在以后进行的两次调整工作中，出现一些偏差。如对暨南大学的取消与合并，对同济大学迁往东北和交通大学迁至西安的决定，都有欠妥当，后来适当改正。在全面的院系调整中，我们学习苏联的一些成功经验是应该肯定的，但搞了照搬照套和一刀切，造成不少缺点。当时把所有的私立大专院校和教会办的大学一律取消归并，现在看来也不无可研究之处。这些缺点的产生，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不高，而又缺乏经验，由于不是本文所能说清的，这里就不谈了。
（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