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三月，我们自山东济南随军南下，先到滕县，学习接管城市政策，后经徐州，转道沿运河南下，至江苏扬州暂住。这时我和几位同志接受了编写《工人课本》（进城后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的读物）的任务，写了初稿。约十天左右，渡长江至丹阳，等待上海解放，并具体制订接管计划。我们的建制是“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市政教育处”，戴白韬、舒文同志任正副处长，任务是负责接管国民党上海市教育局所属的学校和单位，主要是中小学，也包括市属四所大专学校（师专、工专、体专和水专）和全部社会教育机关，包括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俱乐部、体育场所和补习学校。我是市政教育处中教室主任，具体负责接管中学（包括大专）；洪林同志是初教室主任，具体负责接管小学；胡就明是社教室副主任，具体负责接管社教单位。
我们的接管工作，有比较充分的准备。一是认真学习了党中央和军委制定的接管政策；二是得到上海地下党教委的配合。地下教委动员了所属党组织，以及团结在党周围的群众组织和积极分子，发动了护校工作，以迎接上海解放。地下教委还初步拟订了配合接管工作的计划，把一些主要学校的材料送到丹阳。我们在一有政策、二有情况的前提下，在丹阳初步制订了接管工作的具体计划。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四日，我们乘火车自丹阳至上海郊区南翔镇。二十五日傍晚我们被送到交通大学。地下教委马飞海、方明、陈育辛、龚兆源和毕玲等同志随即和我们会师了。他们准备好一个配合接管的组织，并进一步具体介绍了一些学校和单位的情况，还准备了一个参加接管学校包括可以担任正副校长和教导主任的名单。我们进一步修改并最后确定了接管计划：
一、接管公立学校
五月二十八日，正式接管国民党市教育局。几天后，宣布留用名单，其余一律参加集训。六月五日，召开市立专科学校、中等学校教职员座谈会，由戴白韬同志宣布接管政策，学校一律照常上课，单位照常办公，所有人员不得擅离职守。又宣布学校废除训导制度，改为教导合一制；取消公民课，改设政治课；以及宗教与学校分开等具体政策。由于党在人民群众中威信很高，接管政策一宣布，人心就安定下来。接着，又分别召开了民校教职员、私立中等学校教职员、市立小学教职员、私立小学教职员和社教机关等座谈会，分别宣布接管政策。
五月二十六日，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市教育协会分别召开公私立中学校长会议，同时我们又在报上发出通知，要求各校严守秩序，继续上课。上海市所有学校，经历了解放上海这样一个大的军事政治事件，却没有停止一天课，这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办得到。
市立中学校长，大多为国民党党团分子所把持，早已潜逃离沪。新派校长除地下教委配备了部分外，我们又选派学历较高、富有办学经验或有一定名望的人士担任校长，如上海中学孙福熙，育才中学史存直，高桥中学程应缪，洋泾中学李象伟，陆行中学李之朴和市一女中钟复光等。党员派为校长的，也大多是任教多年的老校长或老党员，如敬业中学陈云涛，上海中学陈光祖（副校长），市东（缉榘）中学段力佩，务本女中左淑东，江湾中学叶克平，虹口中学戴介民，吴淞中学王一知，市北中学辛德培，真如中学王亚文，格致中学陈尔寿，晋元中学姚湘涛等。凡不属国民党党团分子或反动政客，而是热心办教育的原校长，都予留任。如市西中学校长赵传家，杨思中学张乃璇。另有复兴中学，调派原上海中学有经验的老教师张信鸿担任校长；市立师范（新陆师范和女师合并），商请刘佛年教授兼任校长；七宝农校，请从事农业教育多年的薛圭方担任校长，高行农校原校长留任。
至六月底止，全市市立中等以上学校、市属社教机关和各区的中心小学，全部由市政教育处派军代表一一接管，市立小学则由区的接管系统分别接管。
二、整顿和改造私立学校
市立学校数量少，接管比较顺利，私立学校不仅数量大，情况比较复杂，性质也与市立学校不同，所以不采取直接接管的办法。一九五四年以前主要精力放在加强管理和重点整顿上，一九五四年后，进一步研究全面整顿，加强党的建设，消灭空白点（有相当数量的私校没有党的领导力量），并制订逐步接办为公立的计划，故对私校的整顿改造，时间拉得较长，直到一九五六年全部私校改为公立时才箅完成。现谈谈对不同类型的私校采取的不同处理办法，并重点回忆对外资津贴学校斗争的大致情况。主要是讲中学，但小学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首先，加强对私校的管理，要求私校坚决执行人民政府的一切法令、指示，不得违抗。所有私校必须办理登记，非经批准不得开办新校。学校是社会事业，私校校产是社会财产，校董会、校长不得私自变卖或转移。学校停办必须经政府批准。学校经济必须公开，合理支配。要向工农开门，招收劳动人民子女入学。采用政府规定的教材，对反民主主义的课程，如公民课、童子军、宗教课等，坚决取消、取缔。学校实行民主管理，不得压制师生爱国的、进步的政治活动。学校每届招生，均需报经市政教育处（后来的教育局）批准。关于贯彻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政策，与市校同。政府对私校，在教学业务的领导方面，与市立学校同样看待。
其次，针对复杂情况，对不同类型的私校区别对待，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除极端反动的，如中正中学、青白中学（三青团直接控制的）和达人中学（原警察局宣铁吾系统的）立即宣布停办外，又分别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地下党员办的，党直接领导的。当时只有长宁区的省吾中学继续办下去，其他如储能中学、华东模范中学和复夏中学，由于办学人和教师大多另有任务调离，学生亦大多参加军队随军解放西南去了，因此停办。直至一九八三年，才逐渐复校，复校的目的，是为了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
第二种类型是与反动党、团、军、特关系密切的，并为他们所控制的。对这类学校，我们直接派员整理，叫“整理私校”，但私校性质不变，在工作关系上，同市立学校一样看待，如在召开市立学校会议时，请整理私校的校长、教导主任参加。以民立女中为例，创办于一九O六年，原是王苏、汤苏二姊妹为争取妇女独立而办的，在抗战时期被国民党C．C．系分子、社会局局长童行白强行夺去，作为他的反动政治资本。该校规模大，有总校、分校，学生共一千多人，教职员工…百多人。校内没有国民党区分部，还有三青团组织。我们就请吴若安同志去进行整理，担任该校校长，另配备党员担任教导主任。
第三种类型，多为民族资产阶级和热心教育人士所办，有的是会馆、同乡会所办等等。这些学校有一定的进步力量，有的在解放前是“民主堡垒”。对这类学校，我们责成他们加强办学，努力改造，如南模、南洋、南洋女中（现向东中学）、比乐、澄衷（现五十八中学）、麦伦（现继光中学）、位育（现五十一中学）、民立（现六十一中学）、糖业、钱业、爱国等。
第四种类型，大量为学店，规模一般较小。对这类学校，要求他们继续办下去，如师资、领导力量较弱，同意他们自己调整、合并。这类学校比较突出的问题，一为缺少民主办学思想，二为经济不公开，一般教师待遇低，因此师生意见较多。我们要求他们民主办学，经济公开，不清算过去，有纠纷时协助调解。
私校情况复杂，这里举一件国民党特务组织D．R．P．的事件为例。这个特务组织是上海解放时潜伏下来的，它选择了两个学校作为反革命活动据点，一所是私立育材中学（常熟路），另一所是私立广澄高级药学职业学校（新闸路）。育材中学就在戴白韬同志、舒文同志和我住的宿舍的弄堂口。特务头子狄宪章潜伏该校充教师，在学生中发展特务组织，多么危险。广澄药校是新亚药厂为培养药剂人员附设的，学校规模不大，学生人数不多，校长是挂名的，教职员大多是新亚厂职工兼职，学校中没有进步力量，没有专职人员，课后无人管理。反动骨干“行动科长”王章禄就在这所学校潜伏下来，进行D．R．P．的大量反革命活动。反革命传单是该校油印机印的；训练反革命爆破技术，是在该校的教室内进行的，烈性剧毒药氰化钾是藏在该校药品橱内的。幸而被我发现破案，未能造成破坏事件。以上事例，可以说明私校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更不用说把这些学校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学校了。
第五种类型为外资津贴学校（俗称教会学校）。这类学校的问题较多，特别是其中有一部分天主教学校，问题尤为严重。他们控制很严，压制、打击进步教师活动，甚至因此解聘教职员工。尽管我们公开宣布教会与学校分开，在校内不准搞宗教活动，但暗底里他们仍然做弥撒，咒骂共产党。基督教系统的学校，主要是宣扬媚美崇外思想。所以外资津贴学校，是整顿私校中的一个重点。对少数极为顽固反动的，如徐汇和震旦附中，我们就支持进步师生展开斗争。据回忆，谈几个事例。
最早发生的是进德、求德两校事件。进德女中阻挠学生的爱国活动，不准学生参加庆祝开国大典，继续开设宗教课。学生会向《解放日报》揭露，得到各方支持，在校内开展斗争，校方被迫登报检查，我们给校长记过处分，校内停止宗教活动。求德女初中也发生类似事件，我们派人去查，校长（嬷嬷）自动辞职。这两个事件的处理，推动了外资津贴学校师生的爱国运动，有的迫使宗教退出学校。
斗争最激烈的是徐汇中学和震旦附中，特别是徐汇中学。早在一九四八年，罗马教廷就派人来组织“应变”。徐汇中学有一种“分院制”，分上院与下院，它把教徒与非教徒分开，住读生与走读生分开，高年级与低年级分开，不许往来，如果见面讲话，就要罚跪。解放后，该校仍继续实行分院制，企图继续实行宗教统治，封锁内情，防止泄露。校长张伯达搞了不少阴谋，如唆使教徒学生向政治教师提怪问题，先“砍招牌”；要教徒学生在午、晚餐时念苏联叛国分子写的《我选择自由》；恶毒地说：“学圣经同学马列主义一样”；当政治课教《社会发展史》，讲到“猴子变人”，就煽动学生说，“政治教师是猴子变的，教徒是人变的”等等。我们曾严正地劝告他：“教徒信教是自由的，但宗教必须同学校分开，不得在校内宣传宗教和搞宗教活动。必须遵守《共同纲领》，做一位爱国教徒。”但张伯达坚决不改，因此师生对他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揭露他的反动面目，开展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组织青年联合会，建立青年团，抵制他们组织的“耕耘社”等等。一九五O年上海召开华东区外资津贴学校肃清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影响的会议，会上，爱国教徒、进步教师控诉了帝国主义分子大量残虐学生和文化侵略的事实，徐汇中学参加会议的代表回校传达，促使同学的觉悟大大提高。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上海教区主教龚品梅被捕后，徐汇中学师生们提出驱逐反动校长张伯达的要求。接着张伯达的校长职务被撤去，爱国教徒杨世达兼任了该校校长。震旦附中校长王仁生同张伯达一样，坚持错误，拒不改正，也不得不把他撤职。
自一九五一年开始，根据党中央指示，对外资津贴学校收回教育主权，进行登记，有计划地先接办美资津贴学校，再接办所有外资津贴学校。至一九五三年七月底，全部外资津贴学校接办完毕。
第一个接办的是伯特利中学，系美资津贴学校。原办有伯特利孤儿院和小学，后又办了中学，教会认为优秀的中学毕业生，还送到教会大学或美国去学习。因此，在这些“孤儿学生”中，受文化侵略的影响比较深，对共产党不满。政治教师和进步教师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从而取得威信，然后运用上课、看电影、开会讨论、个别交谈、出墙报黑板报等，进行各种形式的反美爱国主义教育，使学生们的思想认识逐步提高，进而揭露出帝国主义分子的许多血泪斑斑的罪恶活动，如对孤儿学生烫伤、打伤、剪耳朵，乃至迫害致死等等。还把揭发出来的材料举办展览会，激起了孤儿学生的普遍义愤。在这种形势下，团员和积极分子自动提出请求接办，还发起了签名运动。这样，我们就决定把伯特利中学作为第一个接办的美资津贴学校，改名为沪西中学。
总之，经过停办、整顿、合并、接办等方式，到一九五三年止，原有私立中学二百八十二所，调整为一百二十三所。尽管学校减少了，学生却有所增加，教学质量也有所提高。
三、改造旧学校的大致过程
接管后改造旧学校，主要经过以下几个过程：（一）发挥政治教师的积极作用。
上海一解放，在接管学校工作的同时，开办了各种培训班，如教育研究会和政治教育研究会，后又创办新教育学院，培训新师资。政治教育研究会主要是培训政治教师，结束后，直接分配到公立学校担任政治教师。对私立学校，原由学校推荐来的，仍由原校聘请，其余各校都可自行聘用。但当时也作了一个规定，为了保证政治教师的质量，学校聘请政治教师，必须向市政教育处报请审查批准。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治课的教育质量。在私校，政治教师又可以团结进步力量，了解学校内情，及时反映给我们，使我们对私校的大体情况有所了解，视导员（干事）也可对问题较多的私校加强视导工作。当我回忆这段历史时，可以说，在解放初期政治教师的作用是不能轻估的，他们是协助改造旧学校，特别是私立学校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建立民主管理的校务委员会。
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学校领导制度和学校管理制度，是逐步贯彻新民主主义教育制度、改造旧学校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市立学校需要建立这种制度，私立学校更需要建立这种制度。说它“更需要”，不仅是由于私校数量大，情况复杂，而且更由于私校党员少，党的力量薄弱，有的甚至还没有党的力量。因此，成立校务委员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措施，也可以说是改造旧学校的第一步。在校务委员会的成员中，校长、教导主任、总务主任是当然委员，此外还有教职员工和学生代表参加。实践证明，校务委员会的建立，逐步实行学校的民主领导、民主管理，对改造旧学校尤其是私立学校，是一个重要措施，有利于贯彻整顿、改造的方针。当时私校中的问题，除了上边提到的政治性问题外，大多还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缺乏民主领导、民主办学的思想和作风；二是学校经济不公开。有了经批准的校委会，就有利于学校逐步实行民主领导，借以改变独断专行、压制师生民主活动的现象；有利于实行民主管理和经济公开，以团结师生，共同克服困难，办好学校。如一九五O年“二六”轰炸造成的困难，不少学校就是在校务委员会领导下加以克服的。（三）加强教师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教育者必须首先受教育。解放后，我们十分重视教师的自我教育，曾会同教师联合会以及后来的教工会，在教师中普遍进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社会发展史》的学习，为在理论上和思想上逐步改造旧学校作准备，也为广大教师逐步转变思想，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建立正确的人生观，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一九五二年的思想改造运动，是知识分子的一次重要的自我改造运动。通过这次运动，爱国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大为发扬，大多数教师心情愉快，收获很大。有人说：“这是一次非‘旧我’树‘新我’的思想改造运动。”
（四）参加革命实践活动。
上海解放不久，银元贩子兴风作浪，搞乱市场，破坏金融，引起物价波动。全市人民开展反银元投机斗争，学校师生也积极参加，得到初步锻炼，受到了教育。一九五一年结合抗美援朝斗争，在师生中针对崇洋思想，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教育，又动员学生参于、参建，大大发扬了爱国主义思想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情。一九五二年部分教师分两批赴安徽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受到了生动的阶级教育。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经历了镇压反革命斗争和三反、五反斗争，提高了阶级觉悟，增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五）教育向工农开门。
解放前，劳动人民子女基本上无权入学，解放后劳动人民翻身作了国家的主人，他们的子女应该有享受教育的权利。但当时劳动人民经济上还很困难，读不起书。教育如何向工农开门，各级各类学校如何逐步吸收劳动人民子女入学，这是新中国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问题。我们首先规定不论是市校或私校，都要设百分之二十五的减免费学额；每年招收新生，对工农成分的学生适当降低录取考分，并把吸收劳动人民子女的百分率统计汇报，要求逐年增加比重，作为考绩。在小学，普遍办理儿童晚班、识字班，为失学儿童提供入学条件。在中学，市立中学开办夜中学，为失学学生和在职职工提供方便。在劳动人民聚居的地区，逐步新建学校。还办了工农速成识字班、工农速成学校、工农速成中学；在工厂、企业、机关开展业余教育，总工会会同教育局、劳动局、团市委等成立专门的“职工教育委员会”，加强领导，积极开展工农业余教育。
教育向工农开门，改变了教师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今天回忆起来，感到我们上海对这个政策的贯彻是有成绩的。不足之处是工农速成中学结束得早了一点，假使能再继续办几年，工农成分的学生进入大学的比例可能还要多一点，将为今天建设四化增加更多的力量。
（六）抓紧教学思想和教学业务领域的改造。
戴白韬同志十分重视教学思想和教学业务领域的改造。在新中国建立前后，就成立教学研究室，聘请在教育界有名望的人士如魏金枝同志等为研究员，组织了语文、历史、地理、生物等学科的研究会，研究这些学科怎样贯彻爱国主义教育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等。一九五四年，全市教师中普遍开展了一次教师政治、业务学习运动，把政治学习与业务学习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学习并在各科教学中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次学习大约维持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大大提高了教师的思想认识，转变了教学思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各学科的教学质量。
一九五二、五三年学习凯洛夫《教育学》，以及部分教材改用苏联教材。今天回过头来看，虽有教条主义的成分，有教训，但以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研究这次学习运动，也应该肯定对旧教育的改造是有促进作用的，而且有些至今还在沿用。
旧中国的学校，教学没有数量和质量的严格要求，教学内容的系统性也不那么严密。自从学习凯洛夫《教育学》以后，重视备课，教学内容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标准，对学习的目的要求也比较重视了，这对提高教学质量起了一定的保证作用。一九五三年教育部指示，教学工作是学校一切工作的中心。根据这一指示，开始重视抓教学工作的领导；同时选择几所中小学为试点，取得了很好的经验，接着在全市推广。往后，公开教学开始了，顾巧英同志的中学生物教学经验和袁镕同志的小学语文教学经验，引起了重视，后分别向全市中小学推广。一九五三年底到次年初，《文汇报》发起“韩××在学校是一个好学生，在工厂不是一个好劳动者”的讨论，达数月之久，这对贯彻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明确对学生的培养目标，是一次有益的大讨论，从而对加强劳动教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针对当时学生自由散漫，学校无校规，学生无纪律，教学无政府等状态，一九五一、五二年推行学生守则，对学生广泛进行遵守纪律的教育，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得以建立。它促使学校改变面貌，上课打毛线、吃瓜子等现象逐渐没有了，学校出现了新气象。
（七）整顿私立学校。
自一九五O年起，我们规定私校招生要经过批准，才能贴招生广告或登报招生。有些学校办得不好，但还想办下去，我们就要他们提出改进措施，逐步改进。为了防止学校滥招生，还规定一律不得招收插班生。后来又根据教室条件规定招生名额；取消春季招生，一律在暑期招生。有了这些规定以后，只顾收入、不顾学生质量的情况有了好转。少数仍无改进的，就限制招生，或同他校合并。
为照顾劳动人民子女入学，对有些地区的学校经费上有困难的，发给补助费，帮助他们继续办下去。学校密集地区，有些学校办得有成绩，但经费困难，也给予必要的补助。一九五O年“二六”轰炸时，不少学校学生人数减少，学费收入减少，困难较大，我们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宣传和商讨克服困难的办法，又专门拿出一笔经费补助困难学校。通过经费补助，要求学校实行“经济公开，三方协商”（学校、教师职工和家长），共同克服困难。不少学校在克服困难中，师生团结，民主办学也得到进～步贯彻。
私立学校面广量大，而且大部分私校中没有党的力量。我们当时设有私校组，后来改为私校科，设视导员和视导干事，划分地区，分块负责。还专门设置了外资津贴学校组，加强对外资津贴学校的管理和领导。对改造私校我们总的原则，是支持进步力量，对学校的不合理措施责成改进。我们对私校提出两个办学原则，即“民主办校”和“经济公开”，同时抓住这两个环节，促进学校的整顿和改造。如学校力量薄弱，学校领导又比较顽固，甚至采用高压、欺骗、拉拢的手法继续违反民主办校的，就配合学校内部的进步力量，进行适当的斗争，必要时，采取行政措施，以至撤换领导。
经过整顿，到一九五三年，私立中等学校学生从一九四九年的近七万人，增加到近十万人，占全市公私立中学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其中半数中学有了党员领导骨干。为了充实党的领导力量，除了培养提拔外，又进一步进行调整合并，使每一个学校都有党的领导力量，这是整顿和改造私校最重要的保证。同时，为了彻底杜绝由于学校私立而产生的缺陷，确定有计划地逐步改为公立。至一九五六年，所有私校改为公办。，以上简略地作了一些回忆，还没有很好地总结。我准备在这个回忆的基础上，邀集一些同志，查阅有关档案资料，认真总结一下这些年来的历程，整理编写《上海普通教育发展史》，也许有利于上海普通教育的研究。
（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