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15日拂晓，我在山东滕县战斗中负了重伤，以后躺在担架上，随着部队在鲁西南突围，在紧张艰苦的行动中，度过了难以忘怀的20个日日夜夜。
1947年6月底，我华东野战军为了粉碎蒋军对山东战场的重点进攻，支援刘邓大军南渡黄河挺进中原，命令第1、第4两个纵队，组成左路兵团，由叶飞司令员指挥，从沂蒙山区敌人进攻队形的空隙插入鲁南敌后。这时，敌人重兵在鲁中区，鲁南敌后兵力空虚，我们第1、第4纵队首战费县，歼灭敌人一个整旅。接着西进津浦路南段，攻打邹县、滕县。
当时我在1纵队3师7团2营担任教导员，参加了攻击滕县北关的战斗。战斗到第2天，滕县四关已经大部攻占，但北楼据点和东关东北角宝塔制高点仍在敌手。敌人凭借这两处制高点的密集火力，阻止我军前进道路。就在此时，我在指挥战斗时被敌人的子弹打断了左手腕大动脉，子弹又穿过两层腰皮带直人左腹，一时血流如注，腰无法直起。营长傅寿峰一边要医务员陈卫生用止血棉塞住出血点，一边将我搀扶下去。我对营长说：“不要声张，我先下去，这里的一切交给你了！”营长派通讯班副班长潘生根搀扶着我，徒步涉过两条小河，到了营包扎所，又扶我上了担架，到了团包扎所。这时，我浑身是血，不省人事。卫生队长王一平见我伤势严重，无法做细致的检查，要担架立即送师包扎所。在师包扎所，医务主任徐志远见我失血过多，且已休克，就一面设法止血，一面准备给我输血，寻找和我同血型的同志。到了晚上，还未找到，师包扎所立即报告了纵队野战医院。幸好那里有6瓶刚从滕县战斗中缴获的美制O型血浆，立即派人送来，当夜就输入我身上，我这才慢慢清醒过来。
第3天中午，我和其他一批伤员由担架团转运到距战斗第一线约有20来里路的战家河野战医院第4所。下午5点多钟，护理员在地上铺好干草，准备叫我们休息时，只见管理员邵一萍神色紧张地进来，看了我们一眼。我意识到一定有了紧急情况，就问邵一萍：“有什么情况？”他在我耳边轻声地说：“刚才5里路外的警戒部队来报告，那里已经发现敌情，现在担架还未到来，所以着急。”我知道这一情况的严重，处在后方的野战医院发现敌情，说明整个战况有了变化。不一会，医务员盛林同志来了，他告诉我和一直跟随着我的通讯副班长潘生根：“不要睡下，等天稍黑，再来搀扶你到路边，那边高梁地里有担架等着。”
天渐渐暗时，附近山头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医务人员带领着能走动的轻伤员过了桥，我被搀扶着走到村头。盛林带着担架队等在那里。直到半夜，野战医院的100多个重伤员都安全地转移了出来。途中，我们遇见了纵队副司令张翼翔和纵队政治部干部科长淳杰。他们询问了伤员的情况，嘱咐我们安心养伤，还鼓励担架队员克服困难，保证把伤员转运出去。这对伤员们是很大的鼓舞，我决心克服一切困难，随着部队行动。
这时，伤员们隐约地得知滕县未能攻下，第4纵队和独立师也未能攻下邹县管桥。当时四面都发现敌情，情况异常严重。我躺在担架上，惦念着营长和全营的干部战士。7月23日，我们整个部队向东连续3个夜间的紧急行军，担架队员们抬着我们重伤员，几乎是小跑赶路，夜行百余里，满头大汗，看他们累得这个样子我恨不得下来自己走。这时，我们华野1、4两个纵队，位于鲁南敌人纵深地带，孤立无援，敌人10多个整编师正从西面合围拢来，处境十分危急。兵团首长当机立断，以一部分兵力东渡沂河，诱惑敌人，主力则回头向西。这一突然行动，敌人果然上当。我们又是3天急行军，在枣庄以北冲出敌人“口袋”，然后又在滕县南侧越过了津浦铁路。部队下一步会如何行动？情况是明摆着的：津浦铁路在我部队东面，而西面一条大运河连贯微山湖和独山湖，阻断了去路，要走出这南北百多里、东西几十里的狭长地带，困难程度不难想象。这时，上级决定能走得动的轻伤员随队行动，重伤员就地安置。师领导决定把我和另外3个重伤员（他们是7团2营副营长翁利民、8团和9团第1、2营的教导员章力行和周柏生）就地安置。我们知道，后勤的医务和重伤员留下来，部队下一步将是高速度的连续行动。当地原本是抗战时期的老解放区，有着良好的群众条件，伤病员隐蔽下来，可能比随着部队行动来得安全。但我们思考：部队下一步可能会有战略转移，我们一旦伤愈要回部队就困难了。我们几个都和部队共同战斗了7、8个年头，有着深厚的感情，怎能舍得离开曾和我们一起战斗多年的战友。四人商量后，联名写信给师首长，坚决要求随军行动，并且表示，只要我们一息尚存，坚决跟上部队，决不给部队增加困难。师副政委邱相田看了我们的信，批准了我们四人随队行动，还专门派了组织干事许勤文来负责照顾。
我华野1、4纵队主力突然出现在津浦路西，敌人发现后又重新部署追赶，然已拉开了一天行程的距离。可是雨季的鲁西南连日暴雨，原来地势低洼的湖沼地带成了汪洋一片。我们要向北行动，又有几道沙河横在面前。在徒涉战家河时，叶飞司令员在那里亲自动员，谭启龙副政委带着电台在渡口指挥，我3师的政委杨思一在渡口亲自作鼓动，号召大家克服困难，胜利就在前面。我们四副担架，紧紧随着师的指挥所，跟着部队前进。
在越过沙河时，没有船只，也不可能临时制作木筏，部队就在河对岸打上木桩，用绳索、电话线拉住，战士攀着绳索，手拉着手，肩靠着肩，像一条人墙，在水中缓缓移动。伤员、女同志和年大体弱的同志，就由身强力壮的同志背着过河。师团首长们的乘马都让了出来，让女同志骑着马过去，有的还拉着马尾巴过河，我坐的担架半浮半漂，大半个身子泡在水里，水浅些的地方，担架队员抬着过，水深的地方，担架队员边游泳边推着担架。象这样的沙河几天中连续淌过了3次。敌人对我部前堵后追，白天天空稍一放Ⅱ青，敌人的飞机就跟踪而来。9团团长林达就是在过沙河时，被敌机扫射中弹牺牲的。
7月30日，先头部队在三山、大左村一线与敌人展开激战，冲开了一条出路。但在我们的面前又是一条更宽的沙河——白马河挡住了去路。当时正是山洪暴发，水位猛涨，形成4公里宽的一片汪洋。然而部队化了整整一个晚上，硬是越过了这个天然障碍。8月1日，第1、4两个纵队在东路的部队击退了敌人的前面阻击，摆脱敌人的后面追击，进入济宁东南地区。第3纵队一部南下前来接应。部队渡过泗河，绕到济宁，在大县沟越过运河，进入鲁西南平原，与那里的晋冀鲁豫野战军胜利会师。半天后，尾追的敌新5军才赶到大县沟，但已经望尘莫及了。
进入鲁西南的第一天行军路上，我在担架上见到了自己的7团2营部队，见到了营长傅寿峰、副营长顾宝善、副教导员瞿俊和全营的同志。一时百感交集，半个多月好象很久很久。同志们来慰问我，探视我的伤口，我看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庞，心里激动万分。其实，当时我们2营也是刚刚完成了阻击敌人任务下来的。全营由于战斗减员已经缩编为一个连了，许多战友在战斗中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部队又出发了，傅营长和战士们纷纷向我招手告别。我望着渐渐远去的战友，望着队伍后面那几个不肯“就地安置”、骑着毛驴的轻伤员，心里默默地想着：多好的队伍啊！多好的战士啊！
7月6日，部队收到了毛主席亲自发来的祝贺电报，祝贺我们华野第1、4纵队胜利转移。
第二天，我们这批重伤员被转移到黄河以北。
渡过黄河，天已拂晓，老根据地的群众在北岸渡口开设了接待站。我们吃着红枣小米粥，觉得味特别鲜美。妇女会的女同志来给我们洗脸，医生护士详细询问我们的伤势。面对着老解放区群众的深情厚谊，同志们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以后，我们又经过几天的转运，到达定陶县大官村的晋冀鲁豫后方医院第一所养伤。我和章力行、周柏生、翁利民仍在一起。这里环境安定，但医药条件仍然很差，药品和医疗用具都极为短缺，因此伤口恢复得很慢。我因躺在担架上20多天，在途中几经颠簸，治疗中大血管又破裂出血不止。直到大军区的巡回医疗队到来，才给我做了手术。当时没有麻醉药剂，两个外科医生绑住我的左臂，包住我的眼睛，3个小时的手术，痛得我全身如刀割，大汗淋淋，几乎昏死过去。医生硬把两根已经断开的大血管强拉在一起缝接住，现在我左手腕仍强直不能弯曲。
在后方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养伤，因归队心切，未等伤口完全痊愈，我和另两位同志于11月初出院，经聊城、梁山、郓县到达当时我们的部队驻地定陶。几天之后，部队再次挺进豫皖苏，我们都参加上了这次行动，在中原敌后横扫600里，一直进击到平汉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