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淮海战役黄伯韬军队被全部歼灭之后，我们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埋葬了牺牲的战友，作了战前短暂休整，又奔赴新的战场了。一天晚饭后，部队奉命向西南方向出发，我们6连是先头部队。第2天上午7点多钟，与敌前沿部队接上火，我们连队向敌阵地发起了猛烈的攻击。第一道防线被我们击溃了，敌人后撤至第二道防线。我连跟踪追击，经过激烈的战斗，又攻克了第二道防线。战斗前后不过20分钟，残敌且战且退，争先恐后，象潮水般地往回跑，又逃至第三道防线，作顽强反抗。连长命令我们2排不给溃败的敌人以喘息的时间，立即出击。我们刚冲出村庄不到半里路，就遭到敌人的猛烈攻击，迫击炮、轻重机枪、步枪的子弹和炮弹劈头盖脑地呼啸着扑向我们。在敌我双方的中间是一片开阔地，无任何掩蔽物，又是个晴朗天，目标太明显，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伤亡。排长命令我带一个战斗小组跟他和他的战地通讯员5人，边打边冲向敌阵地。我左手提着汤姆式冲锋枪，右手握着手榴弹，弯着腰利用农田垄沟作掩护，迅速向前冲击。还未冲出多远，排长的通讯员——我同村一起参军的战友朱德超一头栽了下去，我带的2名战士也不见了。敌人火力太猛，战斗十分激烈。继续往前冲，1垄、2垄、3垄，距离敌阵地越来越近，突然我的左手中了一枪。我刚卧倒不久，排长跟上来了。他看我负伤了，叫我往回撤，我没服从这一命令，我对他说：“要撤咱俩一起撤，要死咱俩一起死，我的左手受伤了，还有右手，我来掩护你，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说完，我插好手榴弹，提枪起身往前冲，又越过一条垄沟，排长又跟上来了。这次他不容我分说，夺过我的冲锋枪，命令我退下去。我只好跃身往回跑。
我撤回到有几个零星坟堆的地方时，见有十几个我不认识的战友以坟堆作掩护伏在那里。我迅速躺下来，喘口气，取出急救包，以牙代手，粗略地包扎了伤口，想休息一下侍机往回撤。突然，一颗迫击炮弹在我的身边爆炸，震耳欲聋的巨响震得我眼前漆黑一团，顿时晕了过去。但脑子里还在模模糊糊想着：这次完了，今天要死在这里了，父母、亲友都看不到了。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想着，想着，我自问着我到底死了还是没死？随着挪动一下身子，醒了，啊！我没死！我还活着！可是身体却似千斤重，浑身火辣辣地一阵剧痛，无法爬起来，伸手摸摸头，头上有血；摸摸腿，腿上有血。弹片击中了我的头部、腰部、腿部和脚底（至今还有弹片嵌留在我的右足跟里）。
当我完全苏醒之后，知道伤势很重，我向素不相识的战友求援，想请他们替我包扎一下。但因离敌人太近，谁都动弹不得。我只得忍受着疼痛，等待着机会。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我忍痛试了试两条腿还能伸屈，心想此处不可久留，血越流越多，身体支撑不住，再撤就困难了。想到这里，我咬紧牙关一骨碌爬起身，一拐一跷地往回跑，跑着，跑着，一颗枪弹又打中了我。之后，才知道子弹是从我的右太阳穴处穿透了我的眼球，血顺着头颈、胳膊热呼呼地流进我的袖管里。此刻我心里明白，决不能倒在这里。我用力捂着眼拼命往回跑。正巧遇上两个战友，他们看我浑身是血，赶紧取出急救包替我包扎了伤口。休息了片刻，排长也从前面撤下来了，他的大衣也烧焦了，幸好他没负伤。他看我伤势严重，无法带我走，叫我就地休息，他回去叫担架来抬我，他们走了，只留下我一个人。血，流个不停，面孔开始浮肿，头涨痛得象裂开来一样。
排长他们撤走之后不久，敌人开始反扑了。我蹲在掩蔽坑里，眼睛、耳朵都被纱布包着，什么也看不见。此时只听到隐约有沙沙的脚步声，我用手将左眼纱布扒开一条缝，探头一望，不好了！敌人上来了！我没了枪支，身边仅有一颗手榴弹，这是我当时唯一的武器了，怎么办？我对自己说：要沉住气，大不了与敌人同归于尽。敌人离开我200米、100米、50米、30米，距离越来越近了。没等敌人靠近，我使尽全身力气，将手榴弹狠命掷向敌群。轰地一声巨n向，敌人被这一突如其来的爆炸惊得六神无主，阵势大乱，赶紧卧倒。我忍着剧烈的伤痛，一骨碌跳出掩坑，跌跌撞撞撒腿就跑。敌人看到面前突然跑出一个人来，一起嚎叫“捉活的！”子弹在我身边劈里啪啦响个不停，此刻我只有一个念头：我是一名革命战士，一名共产党员，宁可被敌人打死，决不作俘虏。当我跑进村庄时，敌人不敢贸然进村，速度放慢了。跑近村头第一家大门时，我的心情稍稍平静。但当我跨进大院一看，完了！四面都是3米多高的围墙，敌人追上来，大门被封锁住了，怎么脱身？我急步跨进灶间，看到有两个农民蜷缩在墙角落里。他俩看见一个浑身是血的人走进来，顿时吓坏了。我赶紧向他们说明：“我是解放军，是毛主席的兵。”当他们知道外面有国民党军队追来，就领我到墙边，一个托屁股，一个托脚，把我托上了墙头。我从墙头上翻身跳了下去，才摆脱了敌人的追赶，路上正巧遇上团部指挥所。团首长看见我浑身是伤，赶紧叫警卫员送我去战地卫生所。
此事已隔40多个春秋，当时死里逃生那股劲头，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是人民要当家作主的信念支持着我，我顽强地生存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