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春节前夕，我八路军山东滨海军区13团奉命与滨海支队换防，同时，伺机来一个顺手牵羊，一举拔掉诸城南面火官庄附近的五里猴子山的一个日本鬼子据点。
腊月22日晚上，我13团警卫连160多人到达火官庄，接到战斗命令，令我连急行军10余里地，火速赶往诸城公路方向，切断敌增援。当时，我在8班当副班长，听说要去打鬼子的增援部队，浑身都来劲了，带着手榴弹，提着步枪，快步随队疾进。我们来到指定地点，在雪地里埋伏不久，主攻部队的攻击战斗就打响了……由于首长及时发现敌情有变化，本来是300来人的日寇据点，突然又来了500多人的增援，总兵力已增加到800余人，龟缩在据点中，凭着坚固的工事，负隅顽抗。在这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打一场攻坚战，显然是要吃亏的，于是当机立断，按预定暗号，在山上放起两把火，主动地撤出战斗。
我连迅速撤到火官庄，因打埋伏一夜没合眼，连长决定在火官庄宿营。不料，由于敌密探的报告，发生了一场我连160多壮士血战火官庄的可歌可泣的战斗。
次日凌晨5点，天仍然是黑沉沉的，我放哨下来，抱着枪刚想合眼，我们班有个绰号叫“汪精卫”的战士，笑咪咪地对我说：“有情况，快起来，部队马上转移。”“别瞎胡闹，再开玩笑我揍你！”话没说完，就听到了急促的哨子声，紧急集合！不到3分钟全连集合完毕。“我们被包围了，准备突围”……连长不断地下达战斗命令。这时候山上响起了敌人炮弹的爆炸声和各种步机枪子弹的呼啸声，狡猾的敌人从3个方向迂回过来，我们面临着一场生死搏斗。猖狂的敌寇仗着人多势众蜂拥而上，扑向我们的阵地。我们居高临下，摔出一排排手榴弹，步机枪一齐向敌人猛烈开火，打得鬼子血肉横飞，到处乱窜，战斗异常的激烈，连长身先士卒，战士们个个不怕牺牲，以一当十，象铜墙铁壁似的坚守在阵地上。这时，由于迂回我两侧的敌人已经占领半山腰，从3个方向向我们射击，交叉火力迫使我们头也抬不起来，只得放弃阵地，且战且退，决心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掩护更多的战友突出重围。
在激烈的战斗中，突然一颗子弹击中我的腰部，班长立即让我带几位战士先撤下去，我不肯，在班长再三命令下，我只得含着热泪跟着几位同志一起向山下撤。不巧当我们撤离到一片坟地时，遇到了敌人的埋伏。只见一个鬼子扬起一把指挥刀喊着：“抓活的，抓活的。”敌人端着明晃晃的刺刀迎面扑来，我们犹如猛虎下山，一阵猛打猛冲，有3位同志突出去了，我孤身一人，寡不敌众，就往侧面跑，有20多个鬼子端着枪在后面追。我心中一喜，心想，这样可以吸引敌人兵力，让其他同志突围。我边跑边向敌人射击。不幸，跑不多远，敌人的机枪子弹打中了我右腿，趴倒在雪地里，鲜血染红了雪地，我紧紧地抱着枪，忍着剧痛，咬紧牙关，准备决一死战。鬼子冲上来，我无力从雪地里站起来，一个鬼子兵挑开我手中的枪，又猛地给我一刺刀，正好刺在我的背脊骨上，刺刀一下子拔不出来。那小子就用力蹬了一下我的身上，拔出刺刀又向我刺了一刀，最后朝我头顶上打了一枪，以为我必死无疑，就走了。当时我已昏过去，什么也不知道。醒来时，已是午日当空，太阳的光芒使我睁不开眼，我不相信自己竟还活着。我成了一个“血人”，没有力气动弹，身边不远处，有几位牺牲的同志，还有几具日寇的尸体。我脑子里恍恍惚惚，不断地涌现出激烈的战斗场面。在这场残酷的战斗中，连长张学义、指导员张谷来、机枪班长秦德民、我的班长秦配生等28名同志光荣牺牲。机枪班长秦德民拉响手榴弹与鬼子同归于尽，死得很悲壮。这次战斗战果辉煌，共击毙日寇68人。
战斗是难忘的，更使我终身难忘的是我负伤以后，老乡送我去医院那段生动的军民鱼水情的场面。
“水…水…”我喃喃地叫着。一位身背箩筐的老大爷朝我走过来，见我是一个八路军战士，浑身是血，立即把我扶起来，把自己的棉手套戴在我冻僵的手上。我说：“我不行了，给我用脏了。”老大爷说救命要紧，就把筐里儿媳新婚用的枕头拿出来给我枕上，还用新棉被把我盖好，我觉得一股热流涌上心头，说不出话来，欲哭无泪，深情地望着老大爷，一会儿，来了民兵和担架队。担架是一块门板，当时我腰和腿中弹，背部刺伤，用它抬不方便，于是老大爷毫不犹豫地把箩筐借给担架队，我被安顿在筐中，由几个年青的民兵抬起来就走。在那崎岖的山路上我被颠簸得受不了，旁边几个年纪大的见了吩咐道：“这是一个重伤员，只能慢慢地轻轻地抬，否则会出事的。”当即决定由8个年纪大一点的同志轮流把我从火官庄抬到了30多里以外的第6休养所。路上翻过了两座山头，天黑了，前后打起3盏灯笼，日夜兼程。我看着他们忍饥挨饿，咬着牙赶路，豆大的汗珠顺着腮帮子往下淌，我感激的泪花，不由自主地与他们的汗珠交织在一起。半路上遇到滨海支队的同志，他们马上拿来一点煎饼和粉丝大白菜汤，我们歇歇脚，暖了暖身子又起身赶路。他们一整夜翻山越岭，终于在第二天天蒙蒙亮的时候到了目的地。由于我是最后一个到达医院的重伤员，立即得到了救护。我清醒后，急切地问抬我来的那8位老乡时，医生说：“他们连一口水都不喝又回去救护伤员了。"此后我一直很想念他们，想报答他们的深情厚谊，但他们在哪里？连一个人的名字都不知道。可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们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是抗日的民众，是我心中最可爱的人。
在医院精心治疗护理下，3个多月后，我基本上恢复了健康，就是腰和腿给我留下了终身残疾。可是我身残志不残，怀着对日寇的刻骨仇恨和满腔的军民鱼水真情，心中充满着必胜的信心，重返前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