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寇大举侵略我国。与此同时，抗日烽火遍地燃起，我党及时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向全国人民宣传“不做亡国奴，打击侵略者”的革命道理。我所在的村子，胶东文登县第四区大寨村成立了抗日自卫团，我任团长。接着我被推选为村长。一九三九年六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十月份，我进八路军在我们胶东开办的党校学习，进一步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从中汲取精神力量，一年后，学习结束被分配到东海地委党委机关工作。
为了抗日，我党在农村中开展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我在东海地委党委宣传部任教育干事，重点是在农村进行宣传教育。一九四一年形势相当吃紧，日本鬼子向山东根据地的清剿扫荡一日紧似一日，妄图将我党在这一带的抗日基础一举摧毁。我们针锋相对，始终在所谓的“铁壁围剿”中活动，同日寇展开了顽强的斗争。
在这一年六七月间的一天，我同几个同志在宋村开办党员训练班。这一天正是宋村的集市，周围村子有许多人都来赶集。突然，村外枪声大作，日伪军已将村子团团围住。原来是驻扎在文登县的敌人为了在距离宋村三里路远的回龙山安据点，派出了大队人马下乡“扫荡”。这枪声一响，村里顿时大乱，鸡飞狗叫，哭喊声一片。我们显然被包围了。冲出去，已很不容易，凶多吉少；不冲，则束手待毙。鬼子的残暴人们都清楚，到时侯，敌人会把全村的老百姓抓到一起，逼着群众交出共产党员，倘若让谁指认，指不出人来，那么非打即杀。到头来，岂不苦了老百姓。想到这些，我还是决定冲出去，冲个鱼死网破。只要有人冲出包围圈，老百姓就可以减少些压力。我们便商量着四下分散，每个人自已设法突围。趁着混乱，我向村东奔出去，但是我冲出村子没多远，便给埋伏在那里的鬼子抓住了。敌人一时无法搞清楚我的身份，又急着缩小包围圈，于是由一个鬼子勤务兵押着我。这鬼子个头不高，背着文件包、望远镜等东西。当时没来得及用绳子绑我，离开鬼子指挥官约百米远。
敌人一步步的向村子里逼近，枪声一阵子紧，一阵子疏。表面看上去，我老老实实地呆在那里，可是我一刻也没停止观察。过了一会儿，小鬼子押着我往村子里走去，我走了几步心想不对，进了村就更难脱身了。于是，我看准了一个机会，趁着那鬼子分神的当口，我拨腿就跑，那鬼子马上追了过来，并且哇啦哇啦大声叫嚷，眼看快追上了，我猛然停住，回身给了那鬼子狠狠地一拳，这一拳把他打出了好几步远，一时把他打蒙了。我赶紧抓住这个机会，拔腿再跑。这一跑，就与鬼子拉开了约三四十米远的距离。由于拉开了这距离，鬼子朝我开枪了。我只听见子弹在我身前身后嗖嗖地乱飞，脚下泥土飞溅，我贴着坡坎，打着S型奔跑。忽觉右背一声“咔嚓”，一阵剧痛，一个趔趄，眼前一黑便扑倒在地。这一情景后面看得真切，敌人认为我是必死无疑了，由于急着进村，便不再理会我了。
过了一会儿，我醒了过来。伸手一摸前胸，热乎乎、粘乎乎的鲜血沾了一手，罪恶的子弹将我的右肺打了个穿膛。我这时脑子还清醒，趴在地上就势一滚，滚到坡下，然后咬紧牙关试着站了起来，跌跌冲冲地往前走着，不知走了有多远，以后就昏了过去。也不知有多久，一个庄稼人赶着车路过这里见到我，马上把我弄进了村。我的肺部血流不止，并且口中也吐血，老乡马上给我清洗了伤口，作了简单地包扎。也许老百姓有人认识我，更由于这里没有安全保障，鬼子时常进村，所以连夜就用门板，几个人抬着我往别的更远一点的村子送。一连送了好几个村，辗转找到医生，才得到治疗。幸好，子弹穿膛过，不用手术了，就用止血药和消炎针，以后血慢慢地止住了，根据地的老百姓对我细心照料，经过三个多月的时间，伤竟然好了。我急着又去找机关了。那次突围，大伙儿都以为我死了，想不到今天一个大活人站在面前，自然惊喜万分。
半年之后，我们的部队将回龙山的这个鬼子据点给拔了。一年之后，我受党组织派遣，回到了这个地区担任区长，我怀着对乡亲们的深厚感情，肩负着党的嘱托，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