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的上午，局老干部办公室小王同志来电话问我：“修老，你有没有保存下来的战争年代有纪念意义的文物？为纪念建党80周年，我们要开个展览会，请你……”我答应她想想看。放下电话，我脑子盘旋起来：“有纪念意义的文物？”
我想了一阵，很快想到放在书橱底层的一只木盒里，有3本笔记本，还有一枚“淮海战役纪念章”。我立刻从那只木盒里把笔记本和纪念章拿了出来。这是3册用油纸钉起来的宽约3寸、长约4寸的笔记本，封皮是起了皱的赭黄色牛皮纸，上面写着“战地采访笔记”6个字。翻开本子一看，每页的字行都很密，写着很小的蓝色小字。我记得这是用蓝颜料兑成的墨水，墨水瓶一年到头挂在书包带上。那一页页白色的油光纸，现在都变黄了，变脆了，有的地方裂了。我对着这一行行字，眼前一片模糊。我忘了眼下自己的年龄，这要用放大镜来看啊。我一页页翻看着这陈年的笔记本，心潮起伏，沉浸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回忆中……
那是1948年的初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条战线上，向国民党军队大举反攻。华东野战军陈、粟大军，正准备外线出击。胶东大众报和烟台日报的部分同志，奉命到胶东区党委集合。这天，刚刚到达目的地，背包还没有放下，宣传部长就召集我们开会。他风趣地说：“可把你们等来了，十万火急啊！明天你们就要出发，离开胶东南下了。你们的思想通不通？通不通三分钟，不通也得通。这是革命的需要呀！前方打得火热，部队需要你们，明天就出发，一分钟也不能耽误。你们要离开胶东，随军南下，首先要抛开家乡观念，要去解放全中国嘛。你们谁若是有‘线儿’，马上提出来，给你们调来一起走，这是组织上对你们的照顾。话又说回来，如果你们那个‘线儿’太远，调动太复杂，对不起，那就不能等了。”这时候会场上一阵叽咕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想不到组织上照顾得这么周到，连对象问题都想到了。部长向大家招招手：“你们干新闻工作的，到部队还要动笔杆子，还要天天跑路，运动战嘛，用的东西要备足。给你们每人发一支钢笔，三张油光纸，钉几个小本子，到了部队，这玩艺儿是不能缺少的。”
散会后，天快黑了，同志们有的写家信，有“线儿”的都开了介绍信，连夜牵“线儿”去了。我在黄色的豆油灯下，将油光纸裁成条条，钉起笔记本来。我深深体会到，动笔杆子的，笔记本的重要意义。我用线钉了3本笔记本子，又装上牛皮纸封皮，心里美美的，又激动又高兴。革命的浪潮把我们涌到部队，从此就要到部队去战斗，去解放全中国，这有多么光荣啊！我把笔记本和钢笔装进了挎包，又将用蓝颜料兑成的墨水瓶牢牢地挂在挎包带上，在麦稽铺上躺下来，迷迷糊糊地想，明天就要出发南下了……
听说华东野战军政治部驻在濮阳地区，要避开胶济路沿线敌人的据点，就必须步行军，沿着渤海边向西走。出发后，晓行夜宿。有一天我们来到一片广袤无际的盐碱地区，到处是白花花的盐碱地，有些地方寸草不生。宿营后，小村庄的周围也是泛出白花花的盐碱。村南头有一个水湾，几只水鸭在湾里游水，几位妇女坐在湾边洗衣服，不断地有老乡提着水桶来湾边提水。我问一位提水的老乡：“提水干啥？”老人答道：“提水吃呀！”我用手舀起一点水尝了尝，又苦又成。这里的老百姓，一天三顿吃的是崩硬崩硬的高梁窝窝头，当地人都叫它“钢盔”。这天晚上，我第一次在新钉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一段日记。记得有这样一段话：“我从小生在胶东半岛的山区，一出家门就是山。可在这儿，我走了几天都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到处是白花花的一片，到处是泛红的茅草，有很多的地方寸草不生。听这里的老乡说，他们的老辈传下来：‘咱这地方，地下埋着宝，宝贝发热，把地面烧得什么也不长。’我在想：‘这地方要是真的埋着宝藏，等到全国解放，搞社会主义建设，把地下的宝藏开出来，那有多好啊！”’谁想到，全国解放后不久，在这一片荒凉的不毛之地，果然把地下的宝藏开出来了，开发出全国闻名的胜利油田，荒滩上遍布着钻井，小荒村东营变成了一座现代化的东营市。每想到这里，我便会止不住热泪盈眶。我在笔记本上记下的这一段话，常常使我追念不已。
我们的新闻大队到达濮阳时，已是春暖花开了。不久就分配了工作，我和另外5位同志分配在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任前线记者。政治部特地开会欢迎我们，陶勇司令员也来看望我们，并热情地讲了话。我翻开那本发黄而陈旧的笔记本，按照年月找到了那一段笔记。当年那惜纸如金的密密麻麻的小字，我已经看不清了。我用放大镜在字行间找到了那段记载，现在看看可真有意思。政治部主任韩念龙满腔热情欢迎我们。他说，部队太需要你们了，你们来部队是给部队增加了新的血液，拿起你们的笔杆子，把部队可歌可泣的事情向全国人民、全解放区报道。陶勇司令员笑咧咧地说：“欢迎你们山东来的同志。山东人民对革命贡献很大啊，要人出入，要粮出粮。你看，我脚上穿的这双纳底鞋，也是山东妇女支援的。盂良崮战役，山东民工支援前线，贡献大得很。”说着，他挨个儿看了我们一眼，笑呵呵地说：“部队很需要你们文化人，你们来部队锻炼锻炼很有好处。”他见我飞速地在小本子上记录，笑道：“这么小的笔记本，是自己钉的吧？部队的战斗生活很丰富，多看多写，像辛勤的蜜蜂，多采集，多积累、多思考。苏联的好多大作家，都是到过前线的嘛。等到全国解放以后，你们好好把那些壮烈的故事、伟大的英雄写一写。”
事情也很巧合，全国解放以后，我被调到上海工作，陶勇同志任东海舰队司令。当时我正在写以淮海战役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决战》。在淮海战役过程中，我一直在四纵队工作。战役第一阶段是碾庄战役，陶司令曾临时指挥过四个纵队，最后在永城地区全歼杜聿明兵团，四纵是主攻部队。在整个战役过程中，我到司令部采访不下十次。在最后的围歼战中，杜聿明就是被四纵的部队抓获的。陶勇司令员亲自审讯了杜聿明。当时，我采访了整个审讯过程。杜聿明的头部缠满了纱布，两只衣袋里装满了香烟。他的表情是那么悲丧。他是在乱军中逃跑的，看看逃不出去，就捡了一块石头，打破了自己的头，躺在地上装死，被战士发现的。杜聿明坐在陶司令员的对面，低着头一声不响。陶司令为了打开僵局，对杜聿明说：“你口袋里装了那么多的香烟，为什么不抽啊？抽吧，没有关系。”杜聿明这才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点了火，大口大口地抽起来……事后，陶司令对我说：“记者，你以后要把这个人物逃跑的故事好好写一写。”
当年在战场上，陶司令掌握全局，了解战略意图，我对他也比较熟悉。我在写作过程中，总是把那三册战地笔记放在桌边，不时地翻着有关资料，心想如果能与陶司令交谈一下我的写作意图、作品的主题思想和有关当时的战局发展情况、指挥意图，对我的写作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记得是在1956年的夏天，我到市委宣传部开了介绍信，带着那3册笔记本，来到长乐路陶司令的寓所。一见面，他就认出我来。寒暄之后，他高兴地说：“想不到我在大上海见到你了，你是怎么来的？”我拿出介绍信给他看了。
“哦，你是作家了。你在写淮海战役的长篇小说？好啊，应该写，早点把它写出来。”说着，他吩咐勤务员切了一盘西瓜放在桌子上，他热情地催着我吃。
我吃着西瓜，从提包里拿出那3册笔记本，放在茶几上，准备从战役的阶段性方面，找出向他提出要问的问题。他拿起我那个笔记本，随手翻了一阵，若有所思地说：“我记得，你在战场上采访我，就是用的这样的小本子嘛。真难为你了，字写得这么小，这样密。你记了这么厚的3本，还不够你用的？还来问我，你想问什么？……当年我这个纵队司令员，天天呆在作战部看地图，看电报，听电话，打电话，哪里有记者的那种满天飞，看得多，经得广。你是无冕之王嘛，从班排到各级指挥部，哪里都跑到了，你说是不是？”
司令员说的倒是实话。在淮海战场上，从碾庄战役歼灭黄伯韬兵团，宿县地区歼灭黄维兵团，一直到永城地区围歼杜聿明兵团，我的足迹几乎跑遍了各个角落。看到并记录了支援前线的广大民工，从胶东、从渤海、从冀、鲁、豫，推着独轮小车，把粮食送到前线。一到夜间，我站在山坡上，看到一只只灯笼汇成火龙，在黑夜里向前移动。在前方医院，我看到白衣战士忙着到火线去抢救伤员，运输伤员；我看到一长溜一长溜担架队，排列在树林间，白衣战士们蹲在担架前，给伤员包扎、换药、喂饭、转运。伤员们是这样忍受着痛苦，一声不吭，用感激的目光盯着白衣战士们。白衣战士常常是在敌人飞机的轰炸下，在连续抢救、日夜不休息的情况下克服种种困难，坚持为伤员服务。
我当时的基本立足点是在连队，我常常选择一个连队下去蹲点。行军时和战士们谈心讲故事，拉家常。战斗打响了，我在连指挥所了解战斗情况。我常常沿着战壕到各班去看他们的战前准备：有的写决心书，有的请求最艰苦的战斗任务。战斗一打响，大家都争着用炸药包去炸地堡。战士们那种不怕艰苦，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使我常常禁不住热泪盈眶。战斗是残酷的，特别是连续战斗。每当战斗以前，营教导员要我到各连去给战斗英雄们拍照。言下之意，谁知道这次战斗后能否再活着回来。常常一次战斗结束后，营教导员召集3个连队作下一次战斗动员，场地上坐的战士总共不够一个连队的人数。可是等到下一次战斗开始，营教导员站在队前作战斗动员的时候，场地上又坐满了整齐的三个连队；这是战俘经过诉苦教育补充上来的，还有后方的参军战士开到前线来的，他们成为骨干力量。在当时，战役第一阶段补充的俘虏兵，到围歼杜聿明兵团时，有的当上了排级干部，这说明即俘即补，对补充兵源争取战役的最后胜利是多么的重要。
陶司令见我沉思不语，便说道：“你要我说什么呢？说实在的，那场战役打得很苦啊，牺牲那么大，困难那么多，我们是在咬着牙顶着的啊。依我看，你要把那些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英雄们好好写一写，他们是最伟大的人民的儿子。那时候，一个战役打下来，一个连队剩不了几个人。我看到这种情况，心里痛得发抖啊！我在作战部接过多少电话：‘司令员，不休整不行了，后方的兵源补充不上，不好办呀！’我能说什么呢，时间就是胜利，不能等，我只有下死命令：‘我们有困难，敌人比我们更有困难，看谁顶得住，谁就会胜利。”’他问我：“最后围歼杜聿明，你在战场上看到过吗？包围圈内，敌人饿得吃麦苗，吃马皮，一根金条换一升小米。我们当时总还有馒头吃嘛。在火线上，我们有时挑一担子馒头送到敌人阵地，他们立刻一抢而空，你说多么滑稽啊。”
我点点头。“胜利来得确实不易！”司令员说，“这就是人民解放军的英雄气概。现在全国胜利了，和平建设不能忘记过去。有些人工作挑肥拣瘦，有的贪污腐化，追求享乐。这些人对得起为革命牺牲了的千千万万烈士吗？”他加重语气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你看到没有，有多少人包括我们的干部，不是早就背叛了吗？！”我点点头，沉思着……
我把3册笔记本、淮海战役纪念章和长篇小说《决战》的事，告诉了局老干部办公室的小王同志。她高兴地说：“很好，拿去参展很有意义。”她很快就到我家拿了这几件东西，并作了精心的布置，给我拍了一张照片，准备作为建党八十周年展出。
我觉得展出的不单单是这3册笔记本，而是展现了在那个年代，我们党领导的伟大斗争；展现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的决战时刻，那种革命的英雄主义；展现了无数抛头颅、洒热血，可歌可泣的战斗英雄。多少年来，我将这枚淮海战役纪念章和3册笔记本放在一起，保存了半个多世纪，它永远鼓舞着我，保持着战争年代的艰苦朴素、永不变色的品质。
2001年5月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