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今追昔，往事历历在目。在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之际，使我不能忘怀的是母亲在抗日战争中的几件事。
一、送子参军
1936年7月，我在潍县中学参加了抗日民族先锋队。当时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题为《北方民先的透视》一文，说民先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我仰慕共产党，认为只有共产党领导抗日才能打败日本鬼子。“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抗日救亡的浪潮波及到潍县，进步老师组织民先，我是潍中第一批民先队友。母亲知道后理解、支持帮助我，让我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亡的斗争，家中的事她一人包了，不再让我看孩子、搞家务。我能迈开脚步奔向革命大道是和母亲的关怀分不开的，是和母亲的全力支持分不开的，我永远怀念她。
我的母亲邵桂兰是位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是干百万中国家庭妇女中普通的一员，平凡的一员。她生长在一个城市贫民的家庭，从小学了一手刺绣的好手艺，为了挣钱贴补家用，她和外祖母日夜抱了花筝子，针针一线线不停地绣出许许多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和花鸟。她没有读过书，她的许多历史故事的知识，是从大舅父每晚借了她们绣花用的暗淡的油灯，给她们读闲书时听来的。许多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说岳》、《杨家将》以及“廿四孝”等故事她都知道，甚至连《红楼梦》、《西厢记》的故事也很熟悉。她的记忆力特别好，晚上挑灯夜绣时听来的故事，第二天就能复述给同龄的伙伴们听，许多小姐妹都愿意和她一起绣花，听她讲故事。从我幼小的年龄开始就经常缠着母亲讲故事，她讲得津津乐道，使人百听而不厌。她有时针对某件事就能讲述一个故事来说明道理启发教育人，使人听了永远不忘，并身体力行，改正错误。如吃饭时看到孩子不知爱惜粮食，米粒撒在地下，她讲了“安安送米”的故事。古时候小男孩安安因家贫被送到庙里当和尚，他看到每天厨房里淘米时撒在水沟里的米就一粒粒拣起来晒干后送回家，给双目失明的母亲煮稀饭吃。他知道自己吃饱了，双目失明的母亲还在挨饿，他有孝心，也是节约爱惜粮食。这故事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以后读了“汗滴禾下土”的诗句，对粮食是宝中之宝的道理体会更加深刻了。
我的家乡山东潍县，抗战前有些日本浪人开吗啡馆卖海洛因，许多吸毒者倾家荡产，流离失所，以至断送生命。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不敢吭一声，只是规定抓到吸毒者就在身上打一火印，接连被抓三次者斩首示众，把头挂在城门上。那时有些小贩挑了扁担走街串巷收购铜元，转卖给日寇制造子弹壳做原料。对这些现象，母亲就愤愤不平地说：“国民党只知道杀中国人，为什么不把日本人的吗啡馆赶走呢？收购我们的铜板去造子弹，
而后再来打我们。为什么贪图交换两角钱来帮助日本打我们？”她鼓励我好好读书，长大了为国家做好事。那时从家庭经济情况考虑，我根本读不起书，何况又是一个女孩子。有的人闲言碎语反对我读书，母亲则说：“不做睁眼瞎子，男女都一样。”开学时她把自己出嫁时的衣服典当了给我交学费。她讲苏秦头悬梁锥刺股和匡衡凿壁借光的故事给我听，我特别爱听她讲一些女英雄豪杰的故事，如“木兰从军”、“梁红玉击鼓抗金兵”、“岳母刺字”、“穆桂英挂帅”，以及“苏武牧羊”、“火烧棉山”、“十二道金牌”等故事，崇敬历史上那些有气节的人物，钦佩他们不投降不屈服的高尚情操和英雄气慨。这些故事在当时潜移默化地增强了我的爱国主义思想。我下决心抗日救国，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在外边参加各种救亡活动，我和同班同学高传伦（高峰）、高传季（已牺牲）到潍城四乡散发共同油印的“救亡呼声”刊物，和民先队友及同学们在农村教唱抗战歌曲，在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我们在大戏院演出《血洒芦沟桥》、《济南的黑影》和《张家店》等抗战话剧。记得《血洒芦沟桥》的台词有这样几句：“我爱芦沟桥，栏杆白玉雕，车在桥上走，船在水下摇，敌人过来了，叫他吃一刀。”母亲听了特别开心，并把这几句顺口溜教给年幼的弟妹们，比划着用大刀杀鬼子。在国破家亡的悲惨日子里，斗争考验着每一个炎黄子孙，有的人屈膝投降当了汉奸和顺民，在维持会的庇护下苟延残喘，甘当亡国奴。也有的跟着国民党的队伍逃跑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坚持抗战，依然活跃在潍城周围。就在日寇占领潍城的前夕，母亲毅然决然地支持我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七支队。为便于和组织联系，1938年春天母亲带领全家从潍县城里搬到了潍东乡，并把年仅十四五岁的大弟宋伟和妹妹宋敏送到了胶东八路军五支队参军。在短短的时间里，母亲坚定沉着地送3个心爱的孩子参军。母亲让我们兄弟姐妹走在一条抗战的大道上，她坚信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打败日本鬼子，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件事。
二、金矿护金
1939年秋天，为了实现全家都抗日的愿望，父母带领留在家中的幼小弟妹举家去胶东抗日根据地，当时胶东外籍军属很少，胶东区党委职工总会安排我父亲宋育生去招远玲珑金矿任经理。当时招远金矿是个游击区，日寇、国民党和我们经常拉锯式来来往往，我父亲是外籍，当地群众不认识他，以资本家的灰色身份出面当经理，投标打井，雇工人用土法炼金，把炼好的金子送胶东财管会上缴中共山东分局做抗日经费。当时派去的党员干部宗泽同志公开的名义是账房先生。另一位派去长驻金矿的干部是逢学品同志（后改名贺力），任职工大队长，负责武装保卫金矿，打击日寇和国民党投降派的骚扰。
我母亲住在蚕庄子，除了负责保管炼好的金子，帮助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还照顾他们的生活，为他们缝缝补补。我母亲因为孩子多，照顾不过来，宗泽同志热情帮助照顾我的二弟宋竹森。有一次日寇突然袭击金矿，搜查抢夺金子。矿上和村子里许多人都跑了。除原有的金子外，又送来一些金子给我母亲收藏。在慌乱中她急中生智，接过金子二话没说就往磨眼里、又臭又脏的鸡窝里、小孩子身上的尿布里分散藏起来。她想分散放不会全部丢失，连厕所里也放点，最后她解开自己头发，把金子藏在她的发髻里。因为她是小脚，和老百姓一模一样，易于隐蔽和掩护自己，她就这样沉着冷静分散隐藏，终于躲过了日寇的搜查，事后发现所有金子，不少一分一厘，同志们赞扬我母亲临危不惧，使金子一点也没受到损失。可母亲则认为这算不了什么，是她应该做的事情。我深为有这样一位爱国的母亲而自豪。
三、在三元村
1941年敌我斗争更为残酷激烈，日寇采取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到处肆虐，扫荡频繁。我家搬到了胶东掖县桑园村（后改名三元村）抗日根据地，母亲积极投入妇救会的各种抗日救亡工作，如做军衣、军鞋，看护伤病员。群众称我母亲宋大娘。在土改和反扫荡等斗争中，她曾担任过烈军属的代表和村妇救会长。在土改斗争中，一地主婆隐匿浮财不交，群众批斗，有的主张把她吊起来。母亲不同意这种过激的体罚的办法，她主动去做地主婆的工作，开导她，动员她自觉自愿地交出浮财支援抗日。她不怕有人说她站不稳立场，她心地坦然，和地主婆无亲无故，没有私人感情。在她苦口婆心的教育下，地主婆把缝在棉衣里的金首饰取了出来，并感动地说：“您救了我一命，在大庭广众面前，把我吊在树上还有什么脸面见人，我一定会寻短见自杀的。”地主婆双手捧着首饰心甘情愿地把浮财交了出来。革命群众认为母亲做得对，有道理。因她是烈军属的代表，她非常关心烈军属的困难，如代耕的土地还没有种上，她就及时向村干部反映；有些家务活就动员妇救会员去帮助做，如照顾生病的老人，看看孩子等她都及时帮助解决。有时婆媳间有矛盾她也去劝说，邻里间有矛盾她也主动去调解，以理服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让大家和睦相处，团结抗日。土改对分到地主家的瓦房，她没去住，仍住在原来的小草屋里，瓦房留作出差或路过的同志们住宿。她看到八路军的战士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儿子，看到女同志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女儿。日寇扫荡时，胶东青联的崔松同志被俘，崔松同志对着敌人破口大骂，视死如归，她躺在地下不走，鬼子和汉奸把她的双手双脚捆起来，用根木杠子抬着她走，边走边打，她就这样活活地被折磨死了。母亲听到后痛心疾首，食睡不安，她喃喃自语：“多好的姑娘啊！万恶的鬼子和汉奸杀人不眨眼，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日寇汉奸决不会有好下场。”崔松同志是在和群众失掉联系，没群众掩护时被俘的。从此母亲每当日寇扫荡，她都组织青年妇女先走，年老的在后边了解情况打听消息，以防青年妇女们受害。村子里对宋大娘的意见都很重视。当时凡是出差到三元村的同志，都愿意住到贫雇农和烈军属家中。问寒问暖，帮助解决困难，母亲从不向组织提什么要求，有困难总是自己克服。记得有一次一位同志发现我家吃饭没有咸菜，立即反映给村干部，村干部很快送来了一些胡罗卜和腌咸菜，母亲收到后把叶子剪下洗洗腌了咸菜，把胡罗卜转送了另一家更困难的军属，因他们也没咸菜，更没劳动力。孩子们说胡罗卜叶不好吃，母亲鼓励说：“明年春天咱们自己学种菜。”那时当地规定外籍军属每人每月有30斤玉米和30斤木柴，油盐火柴等要自己解决，村子里帮助贷款，养了鸡、兔，种植蔬菜等，母亲非常知足。我寄养在家中的孩子每月供给60斤玉米，记得有一次有几个月没及时收到供给，母亲就先把自己的口粮给奶妈，自己宁愿瓜菜充饥。这件事被张秀珩同志知道了，她告诉爱人罗竹风同志，在区党委总务科代领了3个月的供给，寄到我家，以解燃眉之急。母亲处处先人后己助人为乐，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她也从不叫苦，总是乐呵呵的，偶尔有机会做点好吃的，她就东邻西舍的送给人家尝尝，她自己吃得很少或没得吃也不介意。
潍县解放后，母亲又带领全家回到原籍，她是从解放区来的，八年抗战的经历磨练了她，使她更坚强老练。回到潍县后就被地方政府指派为军属代表，她积极组织参加街道的各种活动。母亲一生的思想感情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抗战中，她虽然未参加革命，但她的所做所为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抗日救国相联系，她为抗战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她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她和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女同胞们同呼吸共命运。像她这样的母亲在胶东有许多，她们是革命的母亲，是永远值得我怀念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