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日民族解放促进委员会的形成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妥协退让的政策，使我大好河山惨遭日寇铁蹄之蹂躏。八月四日，日军在侵占平、津后，沿着津浦铁路继续南犯，进逼山东。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放弃黄河天险不守，十万大军准备南逃。形势十分危急。镇守临沂的国民党四十军庞炳勋部，处在大敌压境之际，内部涣散，士气低落，毫无退敌妙韬。临沂之安危，犹在旦夕。各界爱国人士，无不忧心如焚。
我作为一个受过中等教育的小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况下，虽深恶痛绝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但感到毫无良策。因此，忧目忧己，食不甘味，席不安枕。我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难道就束手待毙、坐当亡国奴吗？不能！古人说：“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想到这些，我便热血沸腾，激情满腔。于是，向当时在北哨小学任教的朱次彭、徐宗孔、王振南等同事们暴露了自己的想法。想不到，他们都有同感。这样，我们几个人便在一起交谈了社会形势。根据有的大士绅、地主、资本家准备投敌充当敌人鹰犬，有的打算顺风转舵当所谓顺民，而中小地主、富农无动于衷，以及以前的农民协会会员又无能为力的情况，由朱次彭提议：向各处的知名青年发个通知，定期召开协商会议，听听众人的意见。这个提议得到大家一致赞成。
九月间，我们在北哨小学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齐展云、王献廷，杨月扬，颜叔和、王厚甫等，以及北哨小学教职员共二十余人。会上，大家分析了日寇侵华的形势和摆在面前的任务，一致认为：誓死不当汉奸走狗，不当亡国奴。这次会议作出了如下决定：(一)如临郯地区失陷，便在敌后打游击，但绝对不能走同民党的投降路线； （二）成立“抗日民族解放促进委员会”，推选我和王献廷、朱次彭为主任委员，其他参加会议的同志均为宣传委员； （三）为了分头动员组织武装队伍，王献廷在临枣公路北、朱次彭在北哨一带发动武装，我把宋庄的十几支枪及弹药全部拿出来作为武装的基础。由于工作的积极开展，我们以原来的农民协会会员为基础，很快建立起临郯抗日武装的雏型。
是年冬，何一萍同志来到北哨宣传抗日，他给我们带来了宣传抗日救国的小册子，还有一些歌曲等。根据何一萍同志的指示，我们推选了朱次彭击枣庄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通过学习和传达，大家思想上的收获很大。当时，由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所以暂时停止执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以便团结各阶层人士参加抗日。
二、建立临郯地区的抗日武装
一九三八年春，丁梦孙，唐涛、李占五、郑仃云、毕秀英等同志到了宋庄。不久，韩去非、杨士法等也来了，一起住在我家，讨论抗日问题。丁梦孙同志说；我从第五战区长官司夸部来， “民族解放促进委员会”这个名称，不合国民党的“法”，他们不会承认，应改为“临郝抗日青年救国团”的一个分团。于是，我们就将“促进委员会”改为“临郯抗H青年救国团第四分团”，我被推选为主任。
我家是新兴地主，有粮食吃，并有自己的枪支，因此，丁梦孙等同志就以宋庄为基点，组织群众、宣传抗日，使这儿成为临郯区的一个抗日根据地。可是，到了后来，我家粮食吃完了，困难逐渐增多了。丁梦孙同志给我出了个主意：要我以个人名义，写条子向旺庄国民党乡长陈希武借粮（国民党郯城县阎丽天的仓谷存在旺庄，由陈负责），并说打败日寇后，由我沈林甫（当时叫沈廷仁）归还。利用这个办法，解决了当时的很多困难，保证了宣传抗日工作的顺利进行。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临沂沦陷后，我们带领已组织起来的七八十人的武装，向西面山区方向活动，想打开通向山区的游击路线。我和王献廷任这支武装的武装委员，扬士法、．朱次彭任宣传委员。并与万春圃，宋逸安、宋鲁泉等取得了联系。
． 这一年七、八月间，杨士法同志在临沂城西石埠村的大圣寺举办了临沂县总动委会训练班，杨士法同志任训练班主任。我和丁梦孙、张子克，张稼轩及王洪九（当时未反共）等，曾在那里开了各地抗日的负责人会议。会后，根据临沂县总动委会的指示，在涌泉，我同王厚甫；张子克，后来还有王子通、傅展如等，办了两期抗日训练班，学习的文件都是动蚕会发的。内容主要是抗战的形势以及动员和组织民众抗日问题。训练班结束后，我们重新组织了各村的武装：层山一带，由张子克负责，沙埠一带由王厚甫负责，宋庄一带由我负责。同时，还动员大地主王炳南(王炎)的三十多支钢枪参加抗日。这些武装，加上王献廷组织的临枣公路北的武装，共有三百多人枪。
是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临郯中心县委和临郯抗日青年救国团县团部在兰山举行了声势好大的武装会师大会，成立了“八路军临郯独立团”，薛浩任团长，唐涛，韩去非先后任政委，张炯任参谋长，孙哲任政治部主任：临郯独立团下辖三个营：我任一营营长，王献廷任三营营长，二营后建，由陈向顺任营长（王次安任付营长）。
三、与日寇及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
为了打击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王厚甫向沙埠大地主王炎借了伍佰块大洋，买了一挺马克辛机枪，并把在层山拣到的一门八二迫击炮造了炮盘，买了弹药，准备与日寇交锋。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间，我临郯独立团一营一连和三营七连在峪枣公路之小城东，伏击口寇由枣庄开往临沂的运输车，缴获了歪把子机枪一挺，三八式步枪三支，子弹千余发；太阳旗一面，及其他军毯、饭盒等胜利品，受到省委的通报表扬。这是我们抗日以来第一次与日寇交火。这次伏击胜利，大大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同时感到有了宣传抗日的资本。于是，便开始向郯马一带进行抗日宣传，扩大武装队伍。谁知，我们这一宣传，触怒了国民党郯城县长阎丽天，他下令封锁我们的给养，要赶我们到黄河以北敌后去抗日，不准在临郯地区搞武装活动。此后，临沂（王保合）、郯城（阎丽天）、邳县（王化云）三县的反动武装，联合二千余人，由国民党郯城县保安团团长陈冠华及其主力三营营长孙荣来率领，向四哨、长城一带进犯，而将其总部设在重坊，企图包剿消灭我们。他们制造磨擦和分裂，却诬蔑我们是“乱党乱国”，掀起了反共恶浪。由于我事前有所准备，并奋力消灭四啃地主武装一个连，才使得敌人不敢轻举妄动。一九三九年春，国民党专员张里元的三行署主任蔡少衡来到了临沂层山，想改编我们的队伍。蔡在层山山后设宴相邀，我与韩去非，王厚甫三人前去出席。酒过三巡后，蔡少衡说： “你们上级张经武说的，地方武装归我们行署改编。-你们是临郯独立团，显然是地方性质，归我们改编，你们有什么意见？ "这时在场的有龙希贞（外号龙瓜屋子）、孙范一泉、张树梅。除张树梅外，我们都带着枪。韩去非说； “我们这些武装的枪支，纯系地方老百姓的。”我和王厚甫也说： “这要和地方商酌。我们打算，抗战胜利结束后，把枪支归还给老百姓，我们也解甲归田”。一方面要改编，另一方面不同意改编，双方争执起来，眼看就要剑拨弩张。这时，张树梅站起来说； “以后再说，和地方商讨后再定。”宴会不欢而散。
识破了蔡少衡妄图改编我临郯独立团的阴谋后，我们当机立断，于是年三月，将临郯独立团改编为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第三大队，杨信任大队长，韩去非任政治委员，张炯任参谋长，白涛任政治部主任，我和王献廷仍分别担任一、三营营长。这时，南进支队第三大队成为脱离地方性的武装。临郯独立团改编为三大队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妄图消灭我们。其部署是；陈冠华部住在大墩庄，孙荣来部住在南哨，阎丽天则住在重坊，亲自指挥长城区伪区长赵献璋，四哨伪乡长徐会文配合向我进攻。第一次：顽固派孙荣来三百多人，在花家庄包围我自卫团武装，遭到坚决抵抗。围困一整天，各村自卫武装闻讯后自动往援，给自卫郾解了围。几天后，孙荣来、赵献璋、徐会文集中千余人包围了住在西哨的我一营一连（连长傅国平），一一五师东进支队闻讯，派二营营长王吉文率全营前往援救，敌不支，退到南啃。我军紧迫不放，园天下雨，没有攻下村子。第三次，是十月的一天，国民党顽固派武装包围了高家庄我三营王献廷的驻地，当天下午，我带一营赶去，给解了围。第四次是十一月间，陈冠华、孙荣来部于夜间摸进北哨，又包围了三营的驻地，经过一夜的巷战，次日，我带一营配合驻沙埠的一—一五师王炳章部消灭了孙荣来部，陈冠华带着他的残兵败卒逃向郯城东北一带。逃跑中，残兵大部又被我歼灭。从此，郯城县保安团便一蹶不振、溃不成军了。
一九四0年一月，郯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翟新亚任县长，化景春任一科科长，程半芹任二科科长，我任三科科长，邓月楼任县府秘书。由于一一五师开辟临郯地区，攻克马头镇（39年农历十月韧八），解放了沂河西大片土地，打开了局而。三月十四日，临沂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庄坞成立，丁梦孙同志被推选为县长．五月间，陇海南进支队第三大队改编为一一五师教导五旅十三团后，由于王献廷同志熟悉地方情况，组织上把他留在地方部队工作，任“临沂总队”付总队长(丁梦孙兼总队长)，李华源任参谋主任。当时临沂总队共有六个连，Z千余人，并统一领导邳县、临沭的武装，这些武装都号称临沂总队。是年冬，临沂总队改编了司合峰同志训练的青年抗日先锋队，又吸收了磨山大队，成立了沂河支队；贺健同志任司令员，王献廷同志任付司令员。
四、双十大“扫荡”前后
一九四一年五月，我调临沂县政府任三科科长。当时鲁南抗日根据地灾荒严重，日寇“扫荡”频繁。在临郯地区，日寇提出了所谓强化治安，极力巩固与扩大其点线占领。其办法是： （一）增加对乡村“扫荡”的次数，大搞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 （二）在大的村庄和要道口设置据点，利用用地痞、流氓充当打手，搞“以华制华”的阴谋，（三）以据点，交通线、平地挖壕沟，山岭垒高墙的办法封锁我根据地；(四)实行经济封锁，并用各种手段破坏我之财政经济，以摧毁我之抗战物质基础。因此，斗争是极其艰苦的。但是，只要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就能取得胜利。
同年十月十日（农历八月二十日），为了夺取临郯。平原，日寇调集侵略军一万余人，伪军一万余人，采取长途奔袭和拉网梳篦式战术，对临郯地区进行了空前规摸的大“扫荡”，将我临沂县委、县政府、鲁南三军分区司令部、鲁南专署第三行署重重包围在庄坞，层山、褚墩、涌泉方圆十二华里的狭小地区内。我老四团的一个营也在包围圈内部，该部有十七挺机枪，但由于敌众我寡，激战一天，没有冲出重围。幸亏之前，我们为坚持平原游击战争，挖了许多交通沟，凭借着这些交通沟，我们与敌人进行了多次地周旋。到次日黄昏，我方伤亡百人以上。而后，分别向滨海、邳北突围。
经过这次“扫荡”，整个临郯抗日根据地，在一两天内几乎被敌全部占领。敌人在庄坞，涌泉、层山等都安上了敌伪据点，一时，这里成了“维持会”的天下。这次“扫荡”，给我党、政、军造成很大的损失，我们的政工人员，尤其是外来干部，伤亡数字难以统计。磨山区的区干部，在“扫荡”中即全部遇难，在这种情况下，我，地方政权、党的组织，采取了化整为零、组织小股武装、以昼潜夜出的办法打击敌人，坚持斗争。
临沂的王洪九、郯城的梁钟亭，横山的李子瀛等，反共顽固派，乘日寇双十大“扫荡”之际，乌合反动势力，扩充自己的武装，打击抗日力量，进行反共活动。张里元部的郝云溪、何可斌的两个团，也乘机扩编为两个纵队，进驻邳县边境，和李子瀛勾结起来，制造磨擦，积极反共。此时，盗匪蜂起，仅临郯邳边大小土匪就有一百零七股，搞得天昏地暗，民不聊生。当时这一带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天昏昏，地昏昏，遍地出了‘抗日军，日本鬼子他不打，专门踢蹬庄户孙。听说鬼子要出动，一拉拉到西山根。有人要问干什么？他们说去接南军（意指国民党军队）”。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国民党东北军五十一军三三四旅六八三团张本枝部，袭击了我鲁南区党委机关驻地——临郯费峄四县边联的银厂村，区党委书记赵镈被俘，后在九女山英勇牺牲。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震撼鲁南的“银厂惨案”。在此期间，临沂县政府曾迁到邳县境内暂住。是年冬，我与王元荣同志到苍山办事处（临西办事处前身）工作，王元荣任办事处主任，我任二科科长，吴玉峰任财粮科长。
为了坚持临郯地区的斗争，一九四二年秋，鲁南专署成立了纺织局，我任纺织局局长。纺织局的主要任务是：购买群众的棉花，再分给群众纺线，然后织成壹尺半幅宽的小土布，解决军衣等用品问题。在当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纺织局起了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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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每当忆起临郯地区的烽火岁月，仿佛就在眼前，使人很难忘怀。先烈们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值得我们永久缅怀和纪念。我今年虽是八十六岁的人了，但决心在有生之年，为人民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在党的“十二大”精神指引下： “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唐士文、刘淮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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