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千里同志是我们的老战友。自抗日战争初期和我们共事直到他去世，几十年间，我们之间过从甚密。马千里同志是山东博兴县人，出身贫寒。青少年读书时就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参加过北伐战争11931年加入共产党后，参与领导了1932年的博兴“八四”暴动；1935年参加红军，在延安“抗大”学习；抗日战争初期被派回山东，先后在清河区、渤海区任团长、军分区司令、渤海行署秘书长、周村第一任市长等职；建国后到铁路部门工作，任铁道部视察员、副局长等职。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一贯忠于党的事业，勇敢作战，积极工作；敢于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坦率直爽，密切联系群众，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追求革命从军报国
马千里同志17岁那年高小毕业后到北京、天津等地当学徒工。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矢志从军报国，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河南陆军讲武堂学习。这期间，他抄写下“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笑山”的诗句以自勉。从讲武堂毕业后被派到连队（冯玉祥部队）任助教、排长。在参加北伐战争时受部队中共产党员的影响颇深。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毅然脱离部队回到博兴，和已经加入共产党的刘顺元、张静源等同学接触，于1931年6月加入共产党，在博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先后任博兴6区和4区联庄会助理员、教练、中共博兴县委军事部长兼4区联庄会内党支部书记。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工作，就控制了联庄会这支100多人枪的武装。
1932年秋，山东省委军事部长张鸿礼到博兴亲自指挥“八四暴动”。马千里认为条件尚不成熟，应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张鸿礼当即训斥说：“这是省委的指示，必须坚决执行。”马千里说：“省委的指示，我当然执行。但暴动以后怎么办？部队的行动方向要明确”。张鸿礼批评他“右倾”，武断地作出暴动的决定。暴动中，马千里带领兴福联庄会的起义人员，收缴了该会的全部武器；迫使三官庙的民团投了降。翌日拂晓，马千里在兴福镇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暴动胜利，成立了“鲁东革命军第一大队”，旋即向5区进军，在利城与其他暴动队伍会合，共300余人，县委决定编为一个大队，马千里任大队长。其后几天，部队迅速发展到700余人，在博兴4、5、6区，广饶、博兴边境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开仓济贫，截击国民党政府的汽车。暴动胜利的消息传遍全县，贫苦农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这次暴动是在王明“左”倾路线的指导下进行的，被韩复榘军队镇压，只几天就失败了，但在群众中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撒下了革命火种。暴动中，马千里表现了卓越的才能和坚强的组织性、纪律性。
博兴暴动失败后，马千里被通缉，妻子被捕，幼子惨死，这些并没动摇他的意志。他和张复生一起逃往潍坊、即墨、天津、北京等地。因找不到党组织，便栖身于国民党军高桂滋部任连长。1935年冬，他带领4名士兵，携枪投奔陕北苏区参加了红军。先后在红军大学当教员、任韦国清营3连军事助教和八路军总政统战部干事。在此，周恩来副主席指示，为他恢复了党籍，并派他到东北军中开展统战工作。在争取李仙洲、高桂滋、井岳秀三个师的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后被派往安定县委任统战部长。1936年，马千里入“抗大”学习。1938年被派回山东清河区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支队7团副团长，带领部队活动在邹平、长山、滨县、青城一带。1939年4月22日，马千里率7团驻长山县爱贤村，日伪军前来扫荡，他建议马耀南司令坚决反击。团政委率部守村，他带4个排隐蔽在村外树林里。战斗打响后，敌人组织了8次冲锋，均被我军打退。他率骑兵迂回到敌人后侧，打得敌人首尾难顾。激战中，我军有个兵痞出身的排长想叛逃。马千里怒不可遏，站起来大声喝道：“败类，临阵逃脱，我枪毙你！”就在这时，他被敌弹击中腿部。他撕下块军衣，包扎住伤口，继续指挥作战，一直打到天黑。此战歼敌70余人，日军中队长山本被我击伤，残敌撤退。马千里伤愈后任3支队独立团政委、第6军分区司令员等职。
1940年春，3支队向小清河以北黄河两岸进军，派马千里率先遣部队，挺进博兴一带。他以个人的名义发布了《告博兴父老书》，积极向群众宣传，开展统战工作。立足以后，指挥东路部队突破国民党投降派军队李寰秋、周胜芳、成建基等部的堵截，插入博兴和广饶北部，与李曼村、韩子衡指挥的西路部队汇合，在广北、博兴、蒲台、利津、高苑一带和日、伪、顽军展开角逐。3月3日，日伪军500多人突然将东路部队领导机关包围在博兴东王文村。70余名指战员，奋力还击，打退了敌人的10次冲锋。在弹药已用完的困境中，冒着敌人施放的毒气，用刺刀、砖头、瓦片和敌人展开巷战，敌人伤亡百余，我21名同志壮烈殉国。王文战斗后，我军声威大震。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刘景良、薛儒华、周胜芳等部又组织了4000多人的“剿共”联军，向我军围攻。马千里指挥东路部队给敌人以迎头痛击后，与中路、西路部队会师，共同向敌人反击，激战10余天，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使我军控制了小清河以北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1946年9月，清河军区部队改编为山纵3旅后，马千里任旅参谋处长、清中军分区司令员等职。
1946年，国民党军为配合其向解放区的军事进攻，向山东渤海区派出了大批武装匪特，进行反动宣传、抢劫、暗杀、制造暴乱等恐怖活动。渤海区内，一度人心惶惶，社会秩序混乱，土改、参军、生产等工作都不能正常进行。为此，渤海区党委、行署专门召开剿匪会议，部署剿匪。为加强剿匪工作，区党委和军区成立了剿匪指挥部，派马千里任指挥，组织了500余人的骑兵大队和部分精干地方武装，让他和冯鼎平同志分别带领东西两路剿匪部队，以惠民县为重点，开展全面剿匪斗争。马千里亲率骑兵大队和一个步兵连，驰骋于惠民、商河、济阳各地，向匪特展开猛烈地军事和政治进攻。经大小战斗150多次，连战皆捷。在大半年的时间内，1.3万多名匪特基本上被歼灭。毙伤俘匪特2202人，缴获长短枪1300余支，瓦解匪特1890人，挖出“地下线"361处，剿匪大获全胜。
团结同志关心群众
马千里同志一贯忠诚于党的事业，心底无私，坦诚待人。不论在任何岗位上，都是吃苦在前，勇挑重担，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因此，他善于团结同志，联系群众。上下级、同事、部门之间，干群、官兵关系都处得很好。1948年初，在渤海区土改整党会议上，他无辜受株连，被调出渤海区到铁路部门工作。他一如既往，愉快地接受任务，带领2000人的武装，接管、抢修和保卫胶济铁路，保证运输畅通，支援10纵解放济南，圆满完成了任务。济南解放后，马千里是军管会成员之一，任华东铁路警备部队副司令、济南铁路局公安处长等职。当时，国民党散匪、特务、地痞流氓活动猖獗，经常破坏铁路，抢劫物资和乘客。马千里亲率部队乘警车沿徐州、蚌埠、南京、上海等铁路线巡视，部署部队加强警戒，发动职工、民兵、群众护路，并大张旗鼓地镇压了一批首犯，打击了坏人的嚣张气焰，使华东铁路秩序逐渐好转。1949年夏，黄河水猛涨，严重威胁着铁路的安全。马千里带领军民，在济南附近的险工河段，日夜固堤抢险，奋战十几个昼夜，战胜了伏汛，个人也荣立二等功。1953年，为解决国家急需的木材运输问题，铁道部专门成立了第6工程局，负责抢修东北的森林铁路，调马千里任该局党委书记兼副局长。这时他已年过半百，身带残疾，他不顾严寒酷暑，奔波于大兴安岭地区，按期完成了自伊春至双河子、红山的铁路抢修任务。3年生活困难时期，西北各新建铁路线，生活条件特别艰苦，连饮用水都要靠远途运输。铁路职工人心浮动。这时，花甲之年的马千里就任铁道部生活管理局副局长，亲率工作组深入兰新、包兰、西陇海等站，和干部职工同吃同住，历时9个多月，帮助解决铁路职工的生活困难，为稳定职工队伍起了重要作用。1982年他离休后，每年多次回到他工作、战斗过的地方，探亲访友；帮助党史、史志部门征集、撰写党史资料；帮助战友、部下、群众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为家乡引进致富门路，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受到乡亲们的欢迎和爱戴。
实事求是 刚正不阿
马千里同志有很好的党性修养和道德品质。在任何情况下都敢于坚持原则，实事求是。1941年山纵3旅在“肃托”中，错误地怀疑某同志为“托匪”，让他表态定案，他以“不了解情况”为由拒绝。虽被领导批评为“右倾”，他决不说违心话。1947年冬，在渤海土改整党会议上，康生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阴谋，颠倒是非，全盘否定了渤海区的土改。说“犯了富农路线、宗派主义、反特右倾”等错误（1983年已彻底平反），撤职处分了区党委、行署领导人等一批领导干部。当时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多数人敢怒不敢言，噤若寒蝉；个别人推波助澜。马千里同志仗义执言，当面问炙手可热的“中央代表”康生：“如果渤海区违背了中央路线，搞得一团糟的话，几百万贫下中农怎么翻的身？老百姓怎么会那么拥护共产党？几十万人支前、参军怎么来的？华东局等40多万外来人员，撤到渤海怎么安置下的……”康生无言以对，不予理睬。马千里找上门去谈话：“有人说渤海区有个宗派集团，骨干36人，头一个是我马千里，有什么事实根据？还说我们是‘五大家族’，这是对我们的诬蔑……”他据理争辩，慷慨陈词。康生理屈辞穷，言不由衷地搪塞说：“宗派主义集团，是有组织、有理论、有目的的，我派人查了，可能是一种误会。”但又强词夺理地说：“脱离群众也是宗派主义的表现嘛！”“文化大革命”期间，马千里看到许多老同志挨整，非常不平。造反派向他索要“材料”，给他念语录，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他根本不予理睬或干脆拒之门外。造反派说他是倚老卖老的“老糊涂”、“保皇派”，多次拉他、整他，他都义正辞严地辩驳、斗争。“四人帮”倒台后，马千里同志欢欣鼓舞，赋诗、写字、写文章，热情称颂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心情舒畅地安度晚年。
马千里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和无私奉献的一生。1992年6月9日，他因病去世了，我们深切怀念他：千里同志永垂不朽。
*这是景晓村与高克亭、苏杰合写的文章，原载《山东党史》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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