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饭娃执意当兵 11岁初次从军为了活命，1918年俺爹带着俺娘和两岁的大姐，随着闯关东的洪流下了东北。在那里，日子虽然艰苦，但总算还能吃上饭。俺爹在附近赶爬犁（搞运输），又开了荒，总算过了几年安稳日子。
谁知就在我出生刚6个月的时候，1928年12月，向来体健的俺娘突然得了东风不语（类似现在的脑溢血），没留下一句话就离开了人世。俺娘借给别人或埋在地下的钱也化为乌有。俺爹痛遭打击，但还得抱着嗷嗷待哺的我四处花钱请人喂奶，十来岁的大姐也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雪上加霜的是，不久俺爹就被胡子（土匪）给抓了。俺爹说没钱，胡子不信——你到处花洋钱求人喂奶，没钱谁信。胡子动了狠，把俺爹吊起来用烧红的铁锨烙大腿、烙后背。
一声声的惨叫，一次次的昏迷，可俺爹硬是不改口。折磨了一天一夜后，胡子觉着俺爹真的没钱，就把俺爹放了。
经过了此劫，日子更艰难。多亏庄邻们帮衬着，我们一家才熬过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愈加兵荒马乱。再留在那儿非家破人亡不可，俺爹下决心回山东老家。
为了能把俺娘的尸骨带回老家，爹把15岁的大姐卖给一个窦姓的同乡做童养媳。这窦姓人家就是我后来的大姐夫家。爹带着11岁的二姐和5岁的我，一路要饭，走了好几个月才回到山东老家。这一年是1933年。
到了老家没两年俺爹身子骨就不行了，没法继续给地主扛活。为了活命，俺爹就领着我到附近四里八村的要饭。
1939年2月的一天，庄里来了一支部队，没见抢东西，也没听说要抓丁。他们见了有年纪的还“大爷、大娘”的叫着，让人感到怪亲切。到我家和俺爹商量后，部队在我家支了口大锅烧水。我也渐渐不要饭了，天天跟着他们，有时也帮他们找找东西、提提水，抱抱柴。慢慢混熟了，首长都亲切地喊我“小鬼”。我也知道了他们是八路军山东游击二支队，专门打鬼子的。
看我可怜，连饭都吃不上，刘司令员想让我当兵。晚上俺爹要饭回来，我把要当兵的事告诉了他，他说什么也不同意。“你哄（高兴）着玩玩就行了，队伍走了你再跟我去要饭”，俺爹说，“我就你一根独苗，你死了以后谁给我顶老盆”。
别看我年纪小，但是脾气扭着呢。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跑去告诉刘司令员我跟他们去当兵。队伍上还发给我一支破枪。看着我背着条枪，走一步枪托一磨地，大人都说：“李美林还没个枪高，还当兵，闹着玩。”
部队在我们村驻扎了十几天后要开拔了。队伍上见我家穷，为了俺爹能维持一点生活，在给养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还送给我家半袋高粱米。
司令员、政委一起来到俺家，告诉俺爹我要跟着部队走了。俺爹哭着说：“我就这么一个儿，他要是死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啊？40斤蜀黍（高粱）不能换俺一个儿，俺死也不让美林当兵！”俺爹拉着我不松手。我打着提溜，哭着喊着非要跟部队走。
刘司令员同情地说：“小鬼在家跟你就怕也是要饿死的，到队伍我们会尽量照顾他的。咱们闹革命打鬼子，就是为让老百姓吃上饭，过上安稳日子”。想到留在家里我也可能被饿死，俺爹再三考虑后无奈地同意了。就这样，我们爷俩含着泪水分别了。可惜，当初年幼的我体会不到这种离别带给俺爹怎样的痛苦。
离开俺爹后，我跟随部队去了沂南。这是我第一次从军。
大约是1939年五六月份的时候，营里要到沂蒙山支援总部反扫荡，我们年龄小的跟不上队伍行动，所以营里就安排我们回家等部队的通知。王干事还嘱咐我，“在家里要注意隐蔽，不要被汉奸抓去”。就这样，我们几个年龄较小的由堡垒户护送回了家。
汤山一战鬼子折损后 疯狂报复
沭河劫难 我队57人仅余6人
我在家边要饭边等着回部队的通知。一等大半年，仍没有等到部队的消息。
后来，八路军四大队（游击队）再次开进我的家乡开辟根据地，建立地方政权。得到消息后，我撂了要饭棍就跑到大队部所在地——星移庄村，见到大队长王建才就喊着要当八路军。王大队长嫌我小不要我，我说：“二支队刘司令员、罗营长都要我，你不要，等他们回来我找首长告你的状。”王建才大队长笑着说：“好你个小家伙，人不大口气不小！”就这样，我二度从军，又回到了部队。
一天晚上，我们区中队奉命摸上汤山打鬼子。汤山上的鬼子装备精良，敌我力量悬殊之下的那场战斗简直成了一场大混战。年龄小拼不了刺刀，我就打枪。放完一枪，我就赶紧拉枪栓，有个鬼子被我打断了腿。这次战斗，我们干掉了好几个鬼子，还有几个汉奸，缴获了部分武器，可以说圆满完成了任务。
鬼子吃了大亏，开始了疯狂地报复。
我们为了让敌人摸不清，一夜换好几个地方。日子比以前更艰苦了，天天打游击；不时有人牺牲、掉队。
1940年春，又打了几次仗后形势愈加危急，部队决定撤往根据地力量比较稳固的沭河东。一天下午5点多钟，我们急行军到达沭河西岸。只要过了河就到了比较安全的区域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有的说过了河先安安稳稳地睡上一天；有的说过了河后去主力部队也混上条三八大盖；有的说先吃上10个煎饼，喝上3碗糊粥……
我们准备过河的地方叫许口村，河宽两三百米，水很浅，正常情况下10多分钟就能过去。河里到处都是沙滩，大家都脱了不太合脚的鞋子，有说有笑地走在松软的沙滩上。当队伍正要下到河水中时，突然听到有人喊：“有鬼子骑兵！”回头看的功夫，鬼子骑兵就快到跟前了。
一时队伍大乱，健壮一些的同志扔掉衣服抬枪就打。我们这些年龄小的娃娃兵还没反应过来，鬼子骑兵就到眼前了。骑兵对步兵，我们就是砧板上的肉。
混战之中，队长大喊：“快，小李你们快朝河东跑！”我们反应过来，掉头就朝河东跑，只听得耳后马嘶人喊枪声乱。有的鬼子冲到我们前头后，又掉头冲进队伍大肆屠杀……霎时间，沭河水染红了，河滩变成了鬼子的屠戮场，耳边只剩下战友凄厉的叫喊声。
跑在我前面的副中队长被鬼子一刀削掉了胳膊，顺势向下歪倒时又被后边上来的鬼子一刀砍掉了头；另一个战士背上被削了一刀后扑倒在水里……
我吓傻了，跑都不知道怎么跑。队长竭斯底里地喊：“快点跑，快点跑，朝树林里跑！”听到喊声回过神，我就拼命地朝树林里跑。鬼子骑兵也钻进了树林，由于树矮，鬼子也不敢骑快了。我看到一个坟包后草很高，还有几棵小洋槐树可以做遮掩，就趴到那儿。鬼子用马刀胡乱地削着杂草乱树，又朝我这边放了几下乱枪，头顶一根树枝被打断了，幸好没砸着我。我没有武器，就伏在那儿一动不动。
过了20多分钟，听不到马蹄声，也听不到枪响了。鬼子可能是怕河东的八路游击队听到枪声来增援，撤了。毕竟河东对他们不是安全区。
天渐渐暗了下来，四周死一般的宁静。惊魂未定的我从坟包后走了出来，哭着喊队长。队长集合完队伍，刚刚还有说有笑的57个人，只剩下我们6个。
我们又回到河滩，杀戮后的战场十分惨烈，散落着残缺的躯体。有些牺牲的战友已经被河水冲走了，摸了半天才摸到五名牺牲的战友，我们草草地把他们掩埋在沙滩上。
王队长趴在新堆的坟包上哇哇地哭，一个劲地说，他怎么向区长交待，对不起同志们……我们也不停地哭。
掩埋好战友，王队长说他回去找领导汇报，就是枪毙也要回去汇报。当时河西形势非常危险，我坚定地要求跟他一起回去，给战友报仇。我们俩浑身湿漉漉的，赤着脚连夜跑回河西。找了半个月才找到区领导，王队长哭着汇报了情况。部队没了，区长只好安排我们先回家。
要饭寻部队 错当汉奸被关
巧遇熟人误会消 再次从军
在家等了一两个月，我到处打听哪里有部队，这也引起了汉奸的注意。一天我去赶集时被一个汉奸抓住。我不答应做汉奸，就被绑在树上。后来他忙着去干坏事，我趁机跑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村里外出做买卖的告诉我莒南那有支部队。我就又离开了俺爹，要着饭到莒南磨石沟找部队。
到了莒南，我看到一家门口拴着两匹马。“有马的人家就有大官”，想到这，我就在他们门口要饭，总之就是赖着不走。
一个战士出来了，我赶紧对他说：我是来找部队、找首长的。他不相信，让我赶紧离开。我还是坚持不走，他们就把我当做来打探情况的汉奸关起来了。
第二天下午，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说话，是王建才大队长！我便连哭带喊地大叫：“王叔，王叔，快来救我！”门开了，我一头扑到王大队长怀里放声大哭。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王大队长焦急地问。我哭着说：“他们说我是汉奸，我没当汉奸，我要跟你走。”听到这，王大队长也抱着我哭了起来。
原来这院里住的是老四团组织股，王大队长来这里开会，正巧我听到他在屋子外说话声。王大队长把我的情况向当时的组织股长牛福海作了介绍，牛股长将我揽在怀里说：“这真是革命的种子，我们有责任保护好他，就让小鬼留在我这里吧！”就这样，我第三次从军，又回到了部队。
后来才知道，他们老四团是新派驻来的，防范心理比较强，误把我当成了探子，毕竟那是非常时期。老四团是毛主席在井冈山亲自带过的一支部队，极具传奇色彩的“钢八连”说的就是这支部队。老四团的团长就是赫赫有名的张仁初“张疯子”——《亮剑》中李云龙的原型之一。
这就是我三次从军的经历，70多年了，却刻骨铭心。
小鬼在部队中成长
1940年到1942年，我就生活战斗在老四团这支英雄的部队，起初是在团部组织股为牛福海股长当勤务员，后来调到参谋处。
我们当时主要活动在滨海区的莒南、临沭、赣榆一带，有时也外线作战。老四团是山东的主力团之一，常参加大的战斗任务，如甲子山反顽、打顽军、拔据点、保卫师部等。
1941年至1942年，鬼子反复大扫荡，根据地成了东西几百米、南北十几里的狭小地带。与鬼子狭路相逢时常有，我们勤务人员也时常参加战斗。战斗非常残酷，生活也同样艰难：饿了吃不饱，冷了穿不暖；夏天无单衣，打仗缺子弹。我的胃就是在那个时期吃烂地瓜母子糟蹋坏了，解放后，胃被切去了五分之四。
一颗子弹贯穿万毅两腮
“酒窝将军”由此而来
1944年6月，刚满16岁，我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我111师改番号为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原师长万毅担任支队司令员，我被选调到司令部担任勤务员，照顾万毅司令员生活。
滨海支队原是东北军张学良的部队，1942年起义参加八路军。万司令员脾气很好，指挥打仗很有一套；当时鬼子、汉奸都流传着一句话：“不怕一万，就怕万毅”。听说万司令员在东北军时还打死一个鬼子少将，很厉害。
1944年冬初，支队在诸日莒山区准备与伪军张步云作战。支队把司令部设在一个小山坡上，警戒部队设在山坡下的小河对面。上午，一切十分平静，大家都在休息。突然河北面枪声大作，万司令员站在山坡上观察战斗情况。我把望远镜递给他后就站在他身后。万司令员拿着望远镜正在观察，忽然一下子歪倒。我一把把司令员揽在怀里。他的面部被一颗子弹击穿，血肉模糊，我不停地给他擦溢出来的血。万司令员说不出话来，大家都被吓坏了，大声喊“司令员、司令员”。警卫员小陈背起司令员就朝后跑，我紧跟在身旁。这时有通讯员来报：突遇500多鬼子进攻，前哨的同志正在阻击。事发突然，支队首长命令坚决堵住鬼子，保护司令员。部队迅速撤退回根据地，一直撤到日照黄墩。
到滨海军区医院经过检查后才知道，子弹从右腮钻进,又从左腮钻出，打掉了万司令员7颗半牙齿。
记得在医院曾有一个高个子外国医生给司令员看病。我当时以为他就是白求恩，心想这回司令员的伤可有办法了。后来才知道他叫罗生特，是罗荣恒司令员派来的。
检查结束后他微笑着与司令员交谈，当然他说的话我一点也听不懂。记得翻译说：“你很幸运，如果子弹偏上一点，性命就没了；如果偏下一点，会打掉你的下巴，无法吃饭了。现在子弹虽然穿过两腮，打掉了牙，但把牙拔掉后可以装上假牙，既不影响吃饭也不影响说话。相反你会更加漂亮，因为你又添了一对酒窝”。听后大伙都笑了，万司令员也笑了。我天天悬着的心也落下来了。
但病在谁身上谁知道，万司令员似乎还是有些担心。有一次他问我：“小李，你看我怎样？”我说：“我看着不碍的，就是得光喝鸡蛋。”司令员笑着说“那就光喝鸡蛋吧”。
山东军区首长很关切万司令员的伤情，后来又把万司令员转到驻大店的山东军区司令部治疗。司令部医院不允许警卫员陪同，万毅司令就让我在山东军区司令部先帮忙。
“娃娃司令”肖华北上
把我托付给许世友将军
在大店，司令部安排我照顾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的生活。给肖华当勤务员时，我就住在作战室南边的警卫室。
2008年，我到大店山东省政府旧址参观。竟然发现那里还陈设着我曾经住过的床铺。看着那熟悉的院落，抚摸着那擦过多少遍的桌子，多少往事又重上心头。
1945年9月份，鬼子投降不久，我随肖华主任北上渤海，肖主任在那指挥进攻日伪。挺进东北前，肖主任与许世友司令商讨挺进事宜。肖主任对我说：“小李，大部队要去东北，你年龄小就不要去了。”他又对许世友司令说：“小鬼太小了，不能跟着我上东北，怪好使，就留给你吧。”
许世友问我：“你跟我能行不？”我答：“就怕干不好。”许司令说：“你尽力而为吧”。 我又说：“我还想回滨海”。 肖主任说：“你先跟着许司令吧！跟着许司令比跟着我还好！回滨海以后再说！”
这之后我就留在胶东跟着许世友司令，在那里我学会了刮胡子。许司令是个大胡子，平时都是我给他刮胡子。许司令脾气大，本事更大，一身的功夫。
我给谷牧做了两年警卫员
鬼子被打跑了，抗日战争结束了，我很想回滨海，回家乡。两个多月后，许世友司令安排我回滨海，也算是实现了与肖华首长的约定吧！
到滨海后我被安排到滨海军区教导队学习。后来，新的滨海军区司令部成立，谷牧任滨海区书记兼滨海军区政委。经过严格选拔，我来到谷牧首长身边工作，一开始是勤务员，后来是警卫员。
我先后为五位领导担任过勤务员或警卫员。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谷牧首长，在他身边时间也最长。谷牧首长尤其喜欢体育运动，他个子不是很高就爱打篮球，天不怎么亮就起来打球。其次喜欢登山，司令部当时在三界首，在三界首北边有座山，谷牧首长不知登上去有多少回。虽然首长曾在1941年时受过一次重伤，但经常锻炼，身体一点也不差。
谷牧首长还十分讲究卫生，我任勤务员时，他刷牙用的水我都要用纱布给滤滤。生活习惯也很注重健康，他吃饭时特别讲究细嚼慢咽，饭后漱口也很认真。
谷牧单刀赴会 随身只带我们仨警卫员
先要介绍一下郝鹏举，他是一个西北军、伪军、国军都干过的家伙，抗战胜利后先是被国民党收编，嫌官小又于1946年初投了新四军，被授予华中民主联军的番号，驻扎在滨海。但在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时候，这条变色龙又有了重新投奔国民党的迹象。
1947年元旦后某天，郝鹏举邀请谷书记到他的司令部赴宴。当时种种迹象表明郝鹏举已准备叛变革命。谷书记认为，郝鹏举如能不叛变对山东战局有利，于是决心利用这次机会再争取争取郝鹏举。
为了不让郝鹏举起疑心，谷书记决定只带我们三名警卫员去。记得当时白涛副专员很激动地说：“那怎么能行，那不成了‘单刀赴会’了吗？”谷书记留下话说：“那就算单刀赴会吧！如果我今天回不来，那郝鹏举一定是叛变了，你们就报告陈老总，消灭他。”就这样，谷书记带着我、朱洪德、薛鼎贵三名警卫员前去位于竹庭（今赣榆）县徐班庄郝鹏举的司令部，闯闯这个将要叛变的军营。
一进庄就看到平时吊儿郎当的民主联军，今天个个佩戴整齐。他们似乎都有重要任务在身，整个徐班庄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氛。我们三个警卫员六把匣子枪的机头都张开着，随时准备战斗。谷书记则气定神闲，径直催马来到郝鹏举的司令部。
通报后，先是从门里窜出条大洋狗，接着郝鹏举迎了出来。进门后才发现各个门都加了岗，到处是卫兵。郝鹏举用火锅招待谷书记，司令、副司令、参谋长围了一桌子，上了刺刀的卫兵站在两边。我们警卫员就站在首长身后，匣子枪的机头依然张着，心紧张地提到了嗓子眼，时刻观察着周围的情况以及郝鹏举的表情变化。
煮开的火锅咕噜咕噜响，屋里雾气腾腾，飘着一股辣椒味。那条大洋狗窜来窜去，比郝鹏举还嚣张。当它张着大嘴搭拉着舌头在谷书记身上嗅来嗅去时，我上前一脚把它给踹到边上去了。它正要扑我，谷书记顺手夹了块羊肉扔过去，说：“这个东西没个饱，谁给他吃的跟谁走。”看到我们一行没个胆小的，谷书记更是从容不迫，郝鹏举赶紧叫卫兵把这狗东西牵了出去。
鲁南战役后，陈毅老总曾把郝鹏举叫去看战场，实际是让他受教育。谷书记问郝鹏举参观鲁南战役有何感想并劝诫郝鹏举，不要再对老蒋抱有幻想。“鲁南战役你去看过，胜利最终属于人民，希望你能站在人民的一边；老蒋的全面进攻，最终将是全面失败”，谷书记还说，“陈老总曾与你约好‘来去自由’，你是敲着洋鼓吹着洋号，轰轰烈烈的来滨海的；如果要走希望也是大大方方，但最好把目光放的远一些好！”
席间，不时有参谋与郝鹏举耳语，我们警卫员也攥紧枪把，看准郝鹏举的脑壳。好在这顿饭安稳地吃完了，之后郝鹏举陪着谷书记在池塘边散步，我们警卫员和郝的卫兵都不远不近的跟着。他的卫兵都背着大刀，端着刺刀，一晃一晃的，像押解犯人一样透着杀气。
那天谷书记还会见了朱克靖参议和原滨海三团政委谷凤鸣。谷凤鸣说：“这么危险，谷书记你怎么来了，郝鹏举起了二心，你赶紧离开这个地方”。谷书记说：“留人难留心，郝鹏举是要走了，但郝鹏举他逃不出我滨海，陈老总也不会同意，你们要注意安全，随时应对突发事件。”回来的路上，遇到中途迎接的特务营，我们警卫员的心这才实落了。
事后没几天，郝鹏举派了一个加强连来偷袭滨海军区司令部。我们警卫人员爬上墙头屋顶投入战斗，王晓参谋长电话急调莒南县大队增援，在里外夹击下这个连全部被俘虏。
郝鹏举被歼灭后，他的李副司令说，那天请客吃火锅，郝鹏举打算把谷牧留下的，如果真是那样，谷书记肯定会被送往南京见蒋介石，我们三个警卫员的头也就给郝鹏举祭旗了。谷书记真是英雄虎胆！
别谷牧 半床军毯伴我穿越枪林弹雨
1948年初，在与谷书记聊天时我说：“去年连以上干部发的那种军毯真好！”谷书记一听就说：“我发的那床给你吧！”我说：“那可不行，我可不能要首长的东西”。作为警卫人员，如果今天看上首长的手表，明天看上首长的腰带，这种欲望对首长是危险的，也是组织纪律所不允许的，我坚决不要。
谷书记说：“要不这样吧，我们把毯子一分两块，你一块我一块也都够用，以后你到部队行军打仗用起来方便，分别后也算是个纪念吧！”我一听急得差点掉了眼泪，说：“首长，你不要我了，我要是干得不好你就使劲批评，可千万别撵我走啊，我就跟着你！”谷书记说：“你还年轻，总跟在我身边耽误前程，快两年了，也差不多了，你去找把剪子，咱把它分开。”就这样我们两个人扯着毯子分开，可是我心里却很不是滋味，我知道这是首长对我的殷切关怀，在战争年代，首长真是把警卫员当自己孩子一样看待。
我和谷牧首长一家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谷牧夫人牟锋大姐是日照人，她对我的工作经常鼓励、夸奖。解放后我与首长经常通信，文革期间牟锋大姐还给我寄来一本《毛主席语录》，我至今还好好珍藏着。我1979年到北京拜访老首长，牟锋大姐还安排我到白塔寺人民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治病，游览北京名胜。那半床军毯和部分信件至今被我全家珍藏。遗憾的是老首长在2009年11月6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济南战役阻击战干净利落 荣立三等功
1948年与首长分别后，我被安排在滨海三团任组织干事，后来滨海部队野战化，我团升级为华野二纵六师十八团。我在团直属队工作。
四五月份，部队北上为许世友司令攻济南打阻击，当时的口号是“打开济南府、活捉王耀武”。许司令我跟过，厉害得很，我知道这回够王耀武受得了。当时我们打援部队比攻城部队还多，因为我们要阻击的“徐州剿总”尽是国民党王牌主力。
我们部队北上经过沙墩的时候，路边一个大院朝外放“狂枪”。韦国青司令员问清怎么回事后他命令：把它端了！
团长命令我率一个排拿下它。我果断指挥战士们：“二班在左，三班在右，一班跟我上”。三下五除二，院里30多个“还乡团”就被提溜出来，而我们只有两个战士挂彩。此战干净利落，几乎无损耗，战后我被记三等功一次，也由组织干事升任团直属队副指导员。
在蛟龙湾休整半个月后，我又投入了一场生死战斗——淮海战役。淮海战役急行军中，我扔掉了所有非战斗用品，只保留了这件谷牧首长用过的军毯。我把它用小包袱包好背在身上，也是这半条军毯多次救了我的命。
血战后姜楼 半床军毯救我命
在徐州东南的后姜楼村一战，是淮海战役中比较有名的战斗，我们团俘虏了国民党一个团。当时是1948年11月。
天亮后开始打扫战场，战果颇丰，我们直属队负责押运俘虏。我们每人看三个俘虏，枪太多拿不了，就抽下枪栓后让俘虏自己举着。
由于打扫战场时间过长，向纵深发展过猛，形成三面被围之势，又因我部严重威胁到敌徐州机场。邱清泉恼羞成怒，国民党主力新五军在坦克、飞机的引领下压了过来。以滨海三团为老底的十八团，与数倍于我军的国民党王牌混在一起血战。俘虏看自己的部队杀进来了，且占优势，就拿着空枪两个人打我们一个。
一辆坦克呼隆隆从我身边刚过去，一个俘虏就抱起枪来砸向我，被我一枪撂倒了。另一个俘虏一枪托把我的手枪砸掉了，我顺势把他抱住摁在到地上；但他个子高力气大，又翻过来把我压在底下，两人掐在一起。正在死掐的时候，我的通讯员小王一刺刀把他穿了。我浑身是血地从底下爬起来，摸起身边一根空枪又与另一个敌人打起来……直到负伤昏迷过去。
当我醒来的时候，看到国民党兵正在验尸。只见他们拨了拨，看见还动弹的我军战士就是一刺刀，刺刀拔不出来时一转圈，一拔刺刀血喷多高。有好几个敌人从我身边走过去，我浑身是血可能被认为死了，就没被补上一刀。
敌人撤下去后，支前民工发现我还有气，把我抬上担架一路过了好几条封锁线到了野战医院。医生检查后说：“多亏你的毯子挡住了弹片，否则击穿了肺你也不用费这个劲抬来了！”我把毯子挞在脸上就哭了，是谷牧首长的毯子救了我，是滨海支前民工的不舍不弃救了我。
这一仗，有的战友说我团2500多人剩了600，有的说牺牲了1000多人。当我回到部队的时候，多半都是补充来的新面孔。
堵截杜聿明 救命毯再救命
12月初，我们二纵又受命北上堵截国民党杜聿明集团。当时因杜南逃方向不明，因此一会朝这，一会朝那，我们也被指挥地玩起了折返跑，一路上飞机在头顶上跟着炸。
当我们的队伍在宿县北固镇桥过铁路时，敌人飞机又俯冲轰炸，我俯在离铁路不远的一个小坟岗边上躲避。炸弹落下来了，小坟岗瞬间被炸没了，坟里的死人也被翻出来。我们共7个人躲在这里，牺牲了4个，剩下3人全部重伤。
当时，我伤势严重，战地卫生所治不了。支前民工冒着天上飞机扫射，地上国民党散兵的围堵，硬是抬了一天，把我转移到洪泽湖边上的野战医院。在医院检查发现，我头部有伤，腿部腰部也有伤，可以说上下都负了伤，就是中间没有伤。医生说，肯定是你背包挡住了弹片，否则你后背再挨上两下，不说别的，光淌血你就淌死了。拿过背包，发现谷牧首长给我的军毯上好几个窟窿。感谢民工队，感谢谷牧首长送我的半床军毯再次救了我的命。
复员回老家 盼和平世世代代
1949年4月，我在渡江战役中负伤，伤愈后我被安排在华东军政干校学习。干校毕业后，因二等乙级残废我不得已离开部队。
1950年回到家乡洪瑞区时，我才22岁，年轻又识字，经常被安排负责重要任务。就在那一年，我带领2000多民工参加临沂飞机场施工，劲头一点不比战争年代差。在竣工试航典礼上，我作为施工代表发表了讲话。我的题目是“过去人民怕飞机，现在人民盼飞机”。 这个题目，我太有体会了。这篇讲话刊登在了大众日报上。试航的时候，我与民航局及地方领导一起坐上了飞机进行了试航。过去挨飞机炸，现在坐在飞机上，真是想不到。
现在，我年龄大了，儿女们也都生活的不错，只盼望珍惜宝贵的和平，再也不打仗了。
讲述：李美林 文字整理：徐晓艳 摄影：庄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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