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镛，又名汤泽恩，号春如，1903年出生于湖北竹溪县罗汉湾一个地主家庭。1919年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他经常到到贫苦的佃农家去玩，看到他 们生活清苦，觉得贫富悬殊太不合理，不理解地主与佃农之间为什么会有天壤之别。为此，曾请教国语老师，欲得到“为什么地主能收租？”“为什么佃户一年忙到 头还吃不饱肚子？”的答案，可老师的解答，令他十分失望，没有解决他思想上的疑问。1922年汤镛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从高等小学堂毕业。这时，其父希望 他外出闯世界，他经过慎重思考之后，也决心外出见世面，寻答案。
1923年春，汤镛来到武汉，考入董必武等人创办的武汉中学，住在竹溪县设在武昌的同乡会里。初到武汉，对自己如何奋斗做人感到迷茫，后遇见社会主义青年 团武汉区委组织委员何恐。在何恐的帮助启发下，汤镛阅读了《向导》、《觉悟》等进步书刊，了解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1924年他读了《共产主义A、B、 C》及《共产党宣言》之后，才知道共产主义、共产党、社会主义。1925年7月，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董必武任书记，陈潭秋任组织部长。这 时，汤镛找到陈潭秋，要求加入组织。陈潭秋介绍他参加民校（即参加国民党），他聆听了董必武有关政治形势的公开演讲，参加了罢课斗争。在这之前，他还参加 了董必武在首义公园举行的悼念孙中山先生的大会。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武汉后，他积极参加了声援上海人民反帝爱国斗争运动。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武汉成为大革命的中心，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并在武汉创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院。汤镛前往报考，但因眼睛近视，未能 入校就读。同年11月，他参加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当得知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他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提出上学要求，被批准。 1927年2月入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编入第四大队。同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他和农讲所学生一起组成小分队走上街头，到离司 门口不远的青龙巷大茶馆里宣传，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滔天罪行，号召工人团结起来，继续革命，工人们听了深受鼓舞。由于形势日益紧张，农讲所的军事课由原 来的每日2小时增到4小时，并从实战需要出发，加紧实战训练。汤镛曾多次参加到南湖、珞珈山一带进行野外训练和军事演习，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故。
1927年5月，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独立师师长夏斗寅，乘武汉大部分军队开赴河南北伐，武汉空虚之机，偷袭武汉。17日，叛军抵达距武昌仅40里的纸坊时， 武汉政府急调叶挺部队抵御，武昌农讲所学员及中央军校学生编为中央独立师，在叶挺的指挥下，粉碎了夏斗寅的武装叛乱。汤镛参加了这场斗争，经受了一次实战 的锻炼。1927年6月，由骞启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6月18日，汤镛从武昌农讲所毕业后，进入了农政训练班继续学习。由于汪精卫叛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训练班停办。根据党的指示，他秘密离开 武汉，经九江到南昌，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后的第三天，随部队南下到广州，秘密进入黄埔军校，担任警卫营秘书。1928年底，黄埔军校逮捕 了一个与他有联系的人，供出汤镛为中共党员，当时在军校的内线很快通知他迅速离开。之后被党派到广九路工委从事地下工作，发展了三位工人同志入党，建立了 秘密组织。1929年9月回到武昌，找到组织后，在武昌县委、武汉兵运工委继续工作。1930年7月，红军攻占长沙的消息震动了武汉，8月上旬，中共长江 局在武汉部署武装暴动，汤镛积极支持。12月，汤镛到长江局交通处从事地下工作，负责与洪湖、湖南、皖南苏区的联系。为便于交通处对外联系，特别是与党中 央保持联系，他利用朋友的关系，组织一个“大陆通讯社”，并住在通讯社，以“收发员”为掩护，负责和上海党中央的联络。1931年4月上旬的一天，汤镛突 然接到上海打来的没有落款的明码电报：“春如，某某兄在宁重病医院”。他从电文的字里行间明白了其中的含义，很快和联系人见面，由于特务的出卖，不幸被捕 入狱，关在观龙寺。在狱中，面对敌人多种酷刑，他始终严守党的机密，坚不吐实。1935年1月，汤镛出狱，曾先后在北京、武汉、上海寻找党组织，直到 1936年春节，才在上海找到组织，被分配到工会工作。1938年3月，就任中共江苏省委难民工作委员会书记，向皖南新四军军部输送干部700余人。 1939年到陈毅指挥的新四军司令部江南指挥部军法外任审讯科长。1943年4月，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直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当时中央需调大批干 部到各个解放区开展工作。汤镛开始调到重庆周总理代表团工作。1946年4月调任北平军调部科长，在叶剑英领导下的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和美国代表 进行了一系列斗争，揭露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解放战争中曾任鲁南行政公署公安局副局长、渤海行政公署公安局局长等职。
上海解放后，任上海市军管会军法处处长、上海市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1951年调任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副院长。期间，其继子因曾担任国民党伪保长并 民愤极大潜逃上海，要求安排工作。他获知实情后，非常恼火，不但没给工作，反而通知华东公安机关将其抓获归案，押解襄阳劳改农场服刑，后死于农场。为此他 的家庭与之断绝了联系。1954年，因病在家休息。1965年6月复任上海市人委视察委员会副主任，他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政府工作出谋献策。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昭雪，任上海市司法局局长。1980年离休，享受副市级待遇。1985年逝世，终年82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