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身于地主家庭，从小读孔孟经书，在县里读高等小学堂（1919-1922年，陈念夷在我上一届），同读私塾差不多。所不同的是有几门功课私塾没有，如算术、地理、公民、英文等。除此，思想上的影响还是孔孟之道。
我这个从小受孔孟之道影响很深的人，怎么会参加革命呢？原因有两个：一是家庭，二是社会。我在读小学时，思想上就有一个想不通的问题，我看到一些家庭弟兄之间，常常为争夺遗产打得头破血流，甚至打死人也是常有的。有的老子还在世，子孙就争夺财产，这到底是什么问题，思想反映很强烈。想到自己，我家是个大地主。我的家是怎么大起来的？是靠雇长工。另外还开了一个中药铺，药铺里也雇的有先生。那时，雇工得到的工钱很少，吃的是剩菜剩饭。不仅我家如此，所有雇工的人家都是如此。我也经常到佃户家玩一玩，看到他们的生活是很苦的，吃苞谷糊粥还很稀。有的搞点副业稍好点，才有棉衣穿。农民为什么这样苦？我不理解，总觉得太不合理了。另一方面，富户之间的斗争也相当激烈。在县里经常有打“官司”的。他们无非是争夺势力。进小学，看到富户斗争更加突出。城里何、袁、邹三家斗争很突出。乡里人打官司就要找他们说话，就要送钱送礼。县里县长换得很勤。最多两年，他们也是用钱买来的。地方绅士，哪个当县长就收买哪个，县长就用他，哪家跟县长勾结得好，哪家就有势力，这个问题我也不理解。我向国语老师提出这个问题，他也只是说；“为富不仁”。他这样讲也解决不了我的思想问题，就想出门，看看世面，看看问题怎么得到解答，当然也想到自己的前途问题。我想，老是跟富豪人家学，总不是一回事，我决心出走。于是，1922年我以全校第一名成绩，从高等小学堂毕业。这时，家里已近破产，父亲觉得我不错，“望子成龙”也支持我出走。
1923年春天，我到武汉，足足20岁。我考入了董必武等人创办的武汉中学（开始住旅馆，花费大，后住在武昌同乡会）。当时竹溪有好多人，尹荣浦弟兄三个，王远志、丁有成、何立人都在那儿。还有个冯益三，学法律的，想谋职业不成，也在同乡会住。何恐在外国语学校读书，也住在这里。冯益三对我很好，很照顾我。但是，我向他提出思想上的一些问题，他也是孔孟一套，说不出答案来。后来我就找何恐谈，何恐给了我很大启发。他说，你觉得不合理，又不能解决，还是受孔孟之毒害。他的话使我很震惊。因为我觉得“为富不仁”还是对的。他一个个给我说，他问：“弟兄打架为什么？”我说：“争财产。”他说：“财产从哪里来的？”我说：“做生意赚来的。”他说：“有的人又为什么赚不来，也没有土地出租？”我回答不了。他说，你不懂得这个社会问题。自古以来，中国是私有制，谁有办法，谁有钱，谁就能买土地。土地多了，就能做生意、发财。这是私有制造成的。不然，亲弟兄为什么为争财产打架，富豪人家争夺势力还不是想从各个方面捞钱，捞的钱多，势力就更大。所以，不解决私有制的问题，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你出来读书，不是找出路吗？找什么出路？一个是学业有成就，出名发财；一个是巴结一些有势力的人，将来就说不到了。你现在还读的是中学，读大学有无可能还难说。现在的社会，无大学学历，谋什么职业是不可能的。现在的毕业就是失业，就是拉黄包车的职业也难找。莫看你中学毕业，如果找不到靠山，想求名求利，是万万不行的。你提出的问题，想的问题很好，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要追求真理，要否定私有制。
我听了何恐的谈话，觉得很好，知道了社会制度问题不解决，出路是没有的。但怎么解决？我还不懂。我跟何恐住在一起有一年的时间。每逢星期天，我就找他谈。他就给我介绍些刊物，从一些刊物里我逐步了解到帝国主义、民族主义、民生主义的含义。明白了中国受压迫，就是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说，看到这些不够，还要解决基本问题，我问他什么是基本问题？他说，三民主义没有谈及改变社会制度问题，并不否定私有制。三民主义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问他靠什么解决，他说，只有共产主义。他给我谈了十月革命，社会主义。1924年他又叫我看了《共产主义A、B、C》，我才知道共产主义、共产党、社会主义。到i926年，我偷偷看到了《响导》杂志。陈独秀、瞿秋白他们经常在这上面发表文章。同时，还知道了黄埔军校，北伐，曹锟倒台，段其瑞出来，选总统，孙中山不同意开国民大会等等一些事。1926年北伐，我就想到黄埔军校，因没找到关系，不叫去。我找到陈潭秋，要求加入组织。陈潭秋是1925年7月正式成立的以董必武书记长为首的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的组织部长，又主持民校工作（民校名义上是国民党，实际上是共产党的）。陈叫我参加民校（当时团校、党校革命性差，没有倾向进步的）。
1926年，北伐革命军节节胜利。这时我看到了很多进步书籍。看到了《共产党宣言》，觉得很好，认为共产党是我找出路的唯一依靠，就提出找共产党。民校是董必武办的。找共产党怎么找法？听说共产党要进步的，要表现好的。怎么算表现好？不知道。不久，我听了董必武给我们讲的公民课。实际他没有照课本讲，只是讲政治形势。有一次闹学潮，闹罢课。原因是一个教师讲了不好的话，批评有些学生有过激行为，不该倾向共产党，还说现在的国民党政府如何如何好。所以激起了学生的反感，于是就闹起来了。我也参加了这次学潮，我也觉得那个教师讲得不好。不久，孙中山逝世了，董老公开举行了追悼大会，在武昌首义公园吊念一个礼拜。后来的“五卅”运动、北伐集会，我都参加了的。那时我还不晓得有共产主义青年团，有人问我参加什么组织没有，我说参加了民校。那人说：“那是国民党的，要参加共产党的，要参加共产党的共青团嘛！”我问他是不是参加了共产党？他不说，只是笑了笑。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武汉成为大革命的中，泠，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并在武汉创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我前往报考，被录取了，但因眼睛近视，未能人校就读。同年11月，我又报考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的干部班，虽然考取了，但不合意。我觉得中国最苦的是农民，最好能住解决农民问题的学校。当得知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陈念夷知道，但他没有告诉我）时，我向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宣传大队提出了转学要求。得到他们批准后，我于1927年2月进入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被编入第四大队。讲习所表面上是国共合办，实际上是共产党办的。三月以后，形势越来越紧张，‘国共要分裂了。同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我跟农讲所学生一起组成小分队走上街头，到离司门口不远的青龙巷大茶馆里宣传，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滔天罪行，号召工人团结起来，继续革命，工人们听了很受鼓舞。由于形势日益紧张，农讲所的军事课，由原来每日2小时增加到4小时，并从实战需要出发，加紧实战训练。我们曾多次到南源、珞珈山一带进行野外训练和军事演习，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
1927年5月，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独立师师长夏斗寅，乘武汉大部分军队开赴河南北伐，武汉空虚之机，偷袭武汉。17日，叛军抵达距武昌仅40公里的纸坊时，武汉政府急调叶挺部队抵御，武昌农讲所学员及中央军校学生编为中央独立师，在叶挺的指挥下，粉碎了夏斗寅的武装叛乱。我和部分学员参加了这场斗争，经受了一次实战锻炼。
当时，讲习所队长给我讲形势紧张，只知道工人纠察队也要交枪（陈独秀的主张）．学生、工人很气愤。农讲所的学生有的等分配工作，有的主张回各县组织农民起义，有的要求到部队去，大家都在考虑前途问题，我也是其中的一个。那时竹溪来武汉的有二、三十个人，形势一紧张，有的就想逃之天天。大家心情都很紧张，见面就谈此事。当时，我看到尹荣浦，他就说：“算了吧，还是回去！”我说：“受了革命洗礼，总还要搞吧！”尹荣浦、甘‘益三、陈念夷都跑回去了。我在打纸坊时，队长就跟我谈：“现在形势紧张，你是愿意跟共产党还是跟国民党走？”我说：“当然跟共产党走。”他又问我：“你说三民主义对不对？”我说：“对，若能找到共产党就参加共产党，民校我到参加了，但不起作用，什么东西也看不到，现在我也找不到共产党。”他说：“只要你有这个志愿，会找到的。”我说：“你能找到就帮帮忙。”他说：“那好，我俩去找找吧！”他在从纸坊回讲习所的路上问我：“汪精卫怎样？”我说了汪精卫的不对，并提出中国要解决土地问题。并说到为什么湖南农民运动发展蓬蓬勃勃，国民军到武汉，农运又蓬蓬勃勃。汪精卫不支持农运就是反革命。现在他不跟共产党合作，以后也是不会的。张发奎以后跟谁，也是说不定的。他认为我讲的不错。他说：“如果国共分裂了，你咋办？”我说：“坚定跟共产党。”到学校后，他又问我，我仍然这样说。
在这种情况下，讲习所的学员提前毕业：我们于1927年6月18日举行了毕业考试。考取了的转一批到农政训练班，没考取的都分配到军、政各地。我考取了，就与队长、班长一同转入农政训练班。从那以后，形势更加紧张，我就向班长骞启鹄提出要求，说：“现在办训练班，就是要掌握政权，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行。”并说，班长、队长你们可能是共产党，我要求加入共产党。他俩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总会找着共产党的。”隔不多久，在讲习所不远的第一小学（豆腐堤）礼堂开会，只有十来个人。台上只有两三个人。有一个讲话，提出问题要下面的人回答，问道：“你们要加入共产党，为什么要参加？”下面的各抒已见。我讲：中国的革命问题，基本上是土地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是不行的。工人阶级是领导，没有农民革命也是不行的。而根本问题是要共产党领导。所以，我要求加入共产党。如果不够资格，一定争取，希望能批准。大家谈完了，就散会。叫我留下，班长把我带到礼堂后房内。房内挂着镰刀斧头旗帜，我第一次看到。班长说：“我们支部同意你参加共产党”，接着就宣誓入党了。
我是1927年6月由骞启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后，在政训班就听苏联一个顾问讲土地问题。不久，因汪精卫叛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训练班停办。根据党的指示，我秘密离开了武汉，到九江，编到贺龙的一个教导队里。那时也不知道要南昌起义。从九江到南昌，还没到就编到张发奎的教导团（叶剑英任政委）。到南昌后，就住在军阀办的一个军官训练团。第三天晚上，队长开会回来说：“团部下命令，要负责把附近驻的一个军伐团解决了它！”（当时我们一个队只有一百多人）军伐团说是一个团，其实是个名气，实际上也只有一百到两百来人。队长这么一讲，放心了，叫休息。到半夜三点开始行动，一个班先解决守卫连，两个班去缴械。军阀兵在睡大觉，解决得很顺利。我们的人一到，把械一缴，捆起人就了事。我们在解决这一个团的人时，别的地方打的很激烈。天亮时，远处还有枪响。到天亮，一个军的问题全部解决了。俘虏的人，就编到自己的部队里。下午才允许出去玩-玩。到街上，看到布告我们才知道昨夜的战斗是“八一”南昌起义，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继续革命。起义后的第三天，部队要开到广州，我是普通战士，只知道跟部队走。接连行军三天，天太热，战士普遍发生痢疾，我坚持到第四天，也不行了，发高烧，就留下。十一个人下来五个，班长给我们每人发了10多块钱。留下就分散，等病基本好了再走。到广东路远，语言又不相通，没办法，就回到武汉找关系。当时武汉差不多每天都在杀共产党。我在读书时搭伙的那户人家住了一个多月。那时形势就紧张了，有的并不是共产党员，因住了讲习所，甚至是反共的也被杀了。当时陆树声没参加共产党，只参加共青团，登报叛变，住在武汉了。我怎么能登报，登报后怎么办？不能动摇，为革命死也光荣。我们一伙出来那多入，好多当了脓胞货。我在报上看到部队到了广东（张发奎部队）就决定到广东。没有钱，就到刘隆琼家借（刘在武汉做律师，其子是汉奸，据说何恐是刘隆琼害的）了一百块。到广东找到教导团。当时张发奎忠于汪精卫，把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干掉了，发生了一次政变，得了黄埔军校。
农讲所队长是三大队队长，我是四大队的。我们的区队长做连长。没过多少时间，就发生了广州暴动。张发奎夺取广州，黄埔军校已派人去。团部一个干部秘密地给我写了一个条子，叫我到黄埔军校警卫营。谁知第二天我又生病了，痢疾又发生了。于是就到军校医院治病，第四天广州暴动了。营长、队长都走了。营部有个勤务员跑到医院看朋友，听他说，警卫营跑了，广州暴动了。刚刚找到部队，又是警卫营的，怎么办？反动派要是清查出来了咋办？我当时是黄埔军校警卫营的秘书，官不大，部队走了，很苦闷。有个马来亚的姓阮的问我怎么到警卫营的，他劝我蹲下来，等病好了，到副官处报到，要求派一个工作。他是一番好意，看到谈吐之间倾向革命，我就与他交上朋友。他给我讲武汉的革命斗争形势，他对革命失败很婉惜。当时医院无人管，住了二十多天。一个月后，要叫我出院。我向他谈了出院咋办的问题。他说：“我的个副官不错”。经他介绍，见了副官，就写个条子，介绍到役科大队任秘书（就是阮文新所在的大队。这个大队的大队长是汪精卫派的）。后来，我就和阮文新经常接触，有时谈的问题也比较深，他认为我进步，我认为他也进步。一次在一家小酒馆请客，有四个人，阮问我是不是共产党。我谈了情况，他们也谈得来，叫继续在黄埔工作下去。
1928年春夏之交，一次阮带了一个朋友给我（在大兴公司），说：“想解决问题找他。”在一个小旅馆里，我把住农讲所和怎样到教导团来的情况告诉了他，说明要找党。他说：“我今天跟你谈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当秘书可以知道很多情报，可以摸这方面的东西。交了底，很高兴，安心工作下去。”时间不久，也就是1928年年底，黄埔军校发生问题，捕了一个姓代的校勤务兵和与他有联系的人。受审询，供了我和区队长一些党员。有个区队长暗下找我谈，说在查我是不是共产党。有几个湖北做文书的都在受审查。后来接线人谈了情况，说：“从今以后不能再找我了，”1929年冬，他通知我不能在黄埔军校，要到广九路工作，并给我说：“在黄埔一个月有40多块钱，到那里能把肚子吃饱就不错了。”我说：“我不在乎几个钱。”我写了辞呈，给了我50元路费，到广九路机务段。”因机务段的人走了，就到客务段砸石子做临时工。工作了几个月，姓王的把我介绍给一个姓轩的。轩是个老工人，就叫我管道叉。这段时间，我的任务是把工人组织起来建立党组织。于是我在这里发展了三个工人同志入党。时间不长，我的任务完成了，党组织也建立了。同年七、八月的一天，王约我到广州，到商务印书馆碰头。正从北向南走，在财政厅门口遇到一些宪兵，拉人去枪毙。其中绑的就有老轩一个。我暗中自问：“老轩没有了，以后咋办？”又怕老轩受不住刑供出了我。觉得“走为上策”。当天没回去，，买上船票，打算从上海回武汉。1929年九、十月间，回到武昌。在武昌找到组织后，我把情况谈了，要求与广东省委联系回去工作后武汉党也缺人，就叫留在武昌县委、政治兵运工委继续工作。
1930年7月，红军第一次打下长沙，要攻武汉，我是武汉兵运成员之一。当时主张武汉暴动，响应长沙暴动，夺取政权。武汉部队少，只有三个师。我提出意见，要等红军到刁泗桥才能动，如果红军不进军武汉就不能动。那时有个错误政策，要兵不要官，这是不行的，当时警察、工人中都有力量，但都是一盘散沙。所以我主张组织起来，等候号令。只要长沙进军武汉，到了刁泗桥就动。三个人有两个人反对我。说我是右倾，撤销了我的工作。撤销工作，就不管了，找人都找不到。他们在汉口动了一下，动不起来，暴露了，那两个被抓起来杀掉了，白白死掉！（因长沙撤退没进军武汉）。正因为是这样，国民党就来了一个大屠杀。何恐他们那一批人就是当时从法院监狱到司令部杀掉的，使革命遭到失败。到了12月，碰上中共长江局的老周，我就说：“教训很大。”他说：“你的意见是对的，你准备咋办？”我说：“还是要革命！”就约定过几天到指定的地方找我。找着后，就安排我到长江局交通处，从事地下工作。1930年12月，我在长江局交通处遇到一个叫张隆生的人，那时我叫汤泽恩。张说：“我俩就不要见面了。”因为要建立红军苏区，党组织派我联系洪湖、湖南、皖南三苏区的工作。为了便于交通处对外联系，我就在几个船码头等点，我找老周、周找张。时间不长，大概到1931年3、4月。交通处要为确保与党中央的紧密联系，我利用朋友关系，组织了一个“大陆通讯社”。我就住在通讯社，以“收发员”的身份作掩护，负责和上海党中央联络。1931年4月上旬的一天，突然接到上海打来的电报（明码）说：“春如（我的名字）某某兄在宁（南京）重病医院”下面没有落名字。上海来的，下面没落款。我当时约的是三天跟张见面一次，第二天接的电报，第三天才能见面，急的不得了。我等到第三天见面时，看到他来了，东西向，没发现周围有人。哪晓得一见面，敌人就把我抓起来了。原来我的领导张把我出卖了，他带着特务来抓我，我的头还保得住！抓去后，关在观龙寺，我心想：一要保存组织，二要保护同志。我是党员要承认，因为我的领导带人来抓的我。另外张不知道我过去的情况。我的责任加重了，如果老张把我的情况没介绍，还好说，无论怎样不能牵涉别人！我还想：审我时，张隆生肯定要出场。果然审我时张在场。敌人问我还有哪些同党，我说：“没有，我只知道有张隆生。”“那老周呢？”我说“老周把我介绍给老张，别说我就不知道了。”我座了两次老虎凳．当时身体不好，一搞就昏过去了。泼冷水，醒过来又搞，以后就不搞了。又问我：“老周你怎么联系的？”我说：“把我介绍给老张后我就不知道了。”敌人又说；“张说的就是那个人，”我这才知道老周也被抓了，我同牢的有个姓贾的人，教书先生，保康人，问我与他的关系。我说，是我的同学，读书在他家住。另外，听说抄到张松全给我的信，那时他已牺牲了。张松全给我的信说，现在城里劣绅死灰复燃了。信是夹在书里被抄出来的。我坚持说张是我的同学，在上海读书是同学，他是反对共产党的。敌人问：“他不是写信说劣绅死灰复燃了吗？”我说：“国民党还不是这么讲嘛！”好在一点，叫我联系的几个苏区，张隆生没有讲，我也坚决不讲，只是说我给张跑跑腿。后敌人叫张隆生动员我自首。特务跟在一起，我没理。特务说：“不要跟他谈，他是贱东西。”第三次审问我，我还是只承认我是共产党，只承认年幼无知参加了。敌人问：“你认错不？”我说：“我认错，跟共产党走了嘛！”敌人说：“只要你认错就行。”就这样，把我送到军法处。
我是1931年4月被捕，1935年1月出狱。出狱后又找组织，我认识一个人，他在北京，是谷城人。在河南驻马店工作。敌人要捕他，他逃到武汉，后来又跑到北京找关系，我也到北京跟他找关系。他在北京找到一个职业，是给一个教授抄写东西。华北形势紧张，天又热，找不着人，我又回到武汉找关系。找不着，又到上海找关系。1936年春节到上海。我认识一个姓张的老同志（在武汉时认得的），把他找到了，分配了我的工作（这个张同志文化大革命被打死了）。就这样，我在上海工作了两年（1937-1938年），做工会工作。1938年3月，党组织安排我任中共江苏省委难民工作委员会书记。下半年，带了一批失业青年，共700多人，我们同时在皖南参加了新四军，就这样到部队去了。我把这批人交给司令部后，就到军部政治部组织部。1939年到陈毅指挥的新四军司令部江南指挥部军法处任审讯科长。1940年，在苏北行政委员会任保卫处处长。1942年我被调到苏北行署任法院院长，只有9个月，后因中央要调干部（团以上的）到延安受训。我就在1943年4月又到延安（年底到的，路上走了7、8个月。晚上走路，白天睡觉）。12月抵达延安。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直到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抗战胜利，大批干部往各个解放区调（大部分到东北）。开始党组织跟我谈，要派我到重庆周总理代表团工作，后又改变了。1946年4月，我被调到北平军调部任科长。当时国共合作，我在叶剑英、罗瑞卿领导下的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工作。同国民党和美国代表进行了一系列斗争，揭露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7月和谈破裂，我们撤退到张家口。后又回到华东，先在鲁南行署公安局当副局长。1947年调任勃海行署当公安局长，搞公安工作。直到1949年6月，又被调到上海。上海解放了，干部少，我带了些干部来，一些当兵的也成了干部。开始我任上海市军管会军法处处长，后又任上海市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1951年我被调到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当副院长。后因机构撤销了，又把我调回上海法院任职。1954年因身体不好休息了。法院改组，我写报告，离开了法院。1957年身体好点了，但不愿做法院工作了，我要求到安徽劳改农场工作，后身体又不行，休息到1964年。那时已60多岁了，上海成立市人委视察委员会，我任委员会的副主任，经常做些调查研究工作，给政府提提意见。文化大革命一来，把我们赶出来了，住在家里无事干。那是开始，到1967年就变了，老家伙住的住牛棚，挨的挨斗，象我们这种人，历史上有点问题（一次动摇，一个认错）就抓起来，被关押，当犯人整。在监狱关了我五年，1972年才被放出来。我在革命过程中，错误是有，但没当过叛徒。那时整我，说我是特务，主要是在勃海，那时我破获了一个重大特务案。我们的军部在勃海，特务想炸军部。我们当时想利用敌人电台做工作，联系上了，但报务员搞了鬼。事是有这个事，但事先写过报告，是得到上级批准了的。那时康生吃得开，他管公安工作。康生还特别表扬了这件事的。他说，在那一年做了两件事：一件是解放了济南，二是破获了一个重大特务案。当时我们得到了表扬，后来反而成了问题。文革时三番五次到我家乡调查，总是扑空。我20岁离家出来一直在外奔波了50多年。
解放后，“过继”的儿子汤树益跑到上海，我知道他当过伪保长，要工作我没给，叫他回去了。1953年他又跑来了，拿的是田家坝的路条，我怀疑他是判刑后越狱逃跑的。于是，我写信给陈念夷，打听到他确是逃跑了，我很恼火，要华东公安部逮捕他。可是，他们说叫写封信回去。我一边叫他回去，一边发了信到竹溪县公安局。他回去后就被抓起来了。后死在襄阳劳改农场。这个儿子问题我没错，也没包庇。我的家庭对我处理儿子的办法还很有意见，后一直没给我写信，说我对汤树益没出到力，反而给弄死了。家人的这些埋怨，我也不理。他们对政治问题一点也不懂，我保护他，就是保护反革命嘛！不料，这个问题的处理，文化革命来了，反而有罪。1975年还叫我劳动，我不干了，因为问题一直拖着不解决，也不管我了。直到1978年“四人帮”垮台才给我平反。回想起来，五十多年我虽然没做到好大成绩，但我自信我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还没给我们竹溪人丢脸。竹溪当年一起出来的二、三十人，有的为革命早已牺牲了，但做了反革命的也不少。我经过文化大革命还活着出来，现在还生活得不错，这应该感谢党，感谢组织对象我这样，的老同志的关怀照顾。（ocr未校对谢绝转载）
竹溪县曾派员于1981年6月6日从竹溪专程去上海，在汤老家中与其作了长时间的座谈访问。《我的革命生涯》就是根据访谈中，汤老自述材料整理的，其史实，曾经得到过武昌农讲所纪念馆0219号资料证实无误。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