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我国处在封建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正象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帝国主义和国内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我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压迫下，陷于深重的灾难之中。山东人民比全国其他地区遭受的苦难更为严重。因为，一方面帝国主义在山东开设工厂，经营商号，残酷的剥削山东人民；另一方面封建军阀和大地主豪绅阶级对农民进行无情的盘剥．例如日照、诸城、安丘、沂水等县大地主很多，剥削压迫群众很历害，人民的痛苦一天天加深．因此，山东人民极端仇恨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极其仇恨封建军阀和大地主阶级，反抗的怒火在广大人民群众胸中燃烧．这时，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我国的“五四”运动，给了山东人民以巨大的影响，尤其是青年学生和进步的知识分子革命觉悟一天天在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有些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如王尽美、邓恩铭等人便开始了革命活动．
王尽美是济南山东第一师范的学生，“五四”运动后，出于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即开始了革命活动．经常写政治性的文章，发表革命言论，学校当局对他非常不满，有一次尽美在壁报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饭碗问题》，讽刺和批判学校教职员为自己的饭碗，而不敢过问政治，不接受新的思潮，便大大地触怒了校方，学校当局以此为借口宣布将他开除，其实尽美的思想本已不在学校了，从此王尽美即专门从事于革命事业。
在建党前，王尽美和邓恩铭等人在济南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会址在贡院墙根），组织吸收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研究马克恩主义学说，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启发和提高群众的革命思想，撒下革命的种子，为山东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理论基础．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立时，王尽美、邓恩铭两人作为山东代表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此山东即建立了党的组织。
（二）
山东党组织成立后，党的工作首先是搞工人运动．青岛是当时工人运动的主要阵地，这里帝国主义有较大的工业基础．如日本开办的大康、隆兴、内外棉等纱厂；英美烟草公司的烟厂等．在这些工厂和四方机车厂都有党的工作。由于工人受压迫剥削很厉害，工时长、工资少、生活苦，工人发动得最快．党所领导的罢工怠工斗争此起彼伏，搞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手忙脚乱．济南的鲁丰纱厂、新城兵工厂、津浦大厂（铁路大厂）、胶济、津浦铁路工人和淄张（淄博、张店）煤矿、枣庄煤矿等都是我党工作的重点。总之，在铁路、邮电、工厂、矿山，都有党的工作，党领导广大工人群众展开了英勇的斗争，给敌人以很大的打击，工人群众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斗争中一般是先由经济斗争转入政治斗争．
这时，在济南齐鲁大学、山东第一师范、山东第一师范北园分校、第一中学、济南高中、育英中学、正谊中学、青州第十中学等都有党的工作．对广大青年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革命教育，组织党团支部，开展学生运动．在建党初期，农民运动开展较晚，主要是集中在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方面，在1924年，农村建立党团组织的有寿光、齐河、广饶、潍县、益都等县．
当时，我国正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情况下，党的任务主要是：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封建军阀（即反帝反封建）．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都是围绕这一中心任务进行不懈的斗争，
从1925年起，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革命运动的高涨，山东党组织在农村中进一步开展了农民运动．正在这时，毛泽东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训练农民运动干部．山东党组织在1925年、1926年先后派两批干部前往学习．1925年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期前去学习的有王云生、丁祝华、吴晓初、隋清梅等6人；1926年（第六期），前去学习的有王元盛等20余人．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内容有：帝国主义论、社会进化史、农民运动经验、农村调查、军事训练等．政治、军事各占～半．为什么学军事？是为了组织和训练农民自卫军，以作武装斗争的准备，到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的，都是党的负责人．有毛泽东、彭湃、肖楚女、饶来杰、谭植棠、谭平山（当时为共产党员），并有苏联顾问马马也夫．
从农民运动讲习所回来的同志，在党组织的领导和部署下，从事农民运动工作．山东的农民运动，也就随着形势的发展广泛地开展起来了，凡有党、团组织的县都建立农民协会及其他群众组织（如互济会、少先队等），在党的领导下，向地主豪绅展开了斗争．
1925年，中国革命进入了高潮，山东的革命运动也空前高涨，当时封建军阀张宗昌统治着山东，残酷地压榨山东人民．在政治上，他依靠并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和地主豪绅，维持其在山东的地盘；在军事上，到处招兵拉兵，收罗土匪部队，敲榨勒索，无恶不作，是一支残害人民的土匪部队；在经济上，要粮要款，横征暴敛，无所不用其极。1925年至1927年间，他预征钱粮（田赋）曾预征到几十年。再加地方上的贪官污吏、地主豪绅对群众的敲榨勒索，使山东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1926年7月，北伐军从广东出兵北伐，对山东影响很大，群众的情绪极其高涨．不论城市、农村，党的工作都有很大发展。各地的工农运动不断高涨。这时群众对北伐军抱有很大希望，认为北伐军一来，打倒军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就好了，一切的痛苦就清除了．在高涨的革命形势下，党对群众进行广泛的教育，并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开展斗争。党在群众中有了很高的威信。群众都知道共产党是代表工农利益的，是解除人民痛苦的。因此山东党组织迅速地向前发展。到1927年秋，全省已有若干个县建立县委，还有不少的县建立支部，并建立了鲁西北特委（书记张干民）和益都中心县委（书记宋伯行）。党团员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增加。总之，这个时期，山东革命运动发展得很快，达到了高潮．
1921年至1927年山东党组织和负责人的情况是：1921年至1924年底，王尽美担任山东党组织负责人（当时党组织机构情况是：省为地方、地方以下为支部、党员不到3人者叫通讯员）；1925年王尽美病了，中央派尹宽任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925年邓恩铭任书记；1926年初中央派张昆第来山东担任书记；1926年冬，建立中共山东区执行委员会，由吴芳任书记，1927年6月改任省委书记（吴芳系湖南省华容县人）。1927年10月，山东省委在龙山车站附近召开代表会议，出席代表30余人。这次会议改选了省委，由中央派卢福坦任省委书记（后叛变为托派）。会议讨论了当前工作，着重研究了武装暴动计划，同时还决定开除贪污党的活动经费的王复元、延伯真。
（四）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共分裂，对山东的震动很大。当时党内有些投机分子，经不起革命的考验而退党。如寿光县在革命高潮时期党团员数达600多人，及白色恐怖到来，只剩了几十人．当时右倾机会主义的陈独秀认为山东的情况与其他地方不同，无论共产党、国民党都同样的受着封建军阀张宗昌压迫．虽全国已告分裂，但山东是个特殊情况，指示山东继续与国民党合作．当时山东省委书记卢福坦欣然接受了陈独秀的错误指示，仍与国民党大讲合作，且对国民党不加警惕，不加防范。而山东的国民党却借合作的机会，暗地里向军阀张宗昌告密，报告我党的活动情况和我党员的住所，破坏我党的组织。宋伯行就是在国民党告密之下被捕牺牲的（1928年春）。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国民党军队于1928年进入山东，赶走了张宗昌，可是走了一个旧军阀换上了一个新军阀．新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互相拼杀，山东又成了军阀混战的战场．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同时，国民党血腥地镇压革命运动，到处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山东。而在这时，山东党内王复元、王寅生、孙秀峰等叛变了革命，当了国民党的“捕共队”。他们所知道的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了，许多党员被逮捕、被杀害．党的工作、党的组织遭到严重损害。1929年，叛徒王复元被我党派人打死在青岛。叛徒王天生（王复元之兄）又当了国民党的“捕共”队长，更加疯狂地破坏党的组织，从1928年至1933年期问，山东省委遭到了多次的大破坏，不少同志被捕后牺牲了，不少同志在敌人的酷刑下成了残废。党的工作在敌人残酷镇压下遭受重大损失。1928年至1929年问，邓恩铭、朱肖、纪子端、刘一梦、宋占一等数十人相继被捕（以上同志于1930年牺牲）；1930年，山东省委书记张金德（化名）、雷晋笙（化名李克平）被捕牺牲，
在白色恐怖下，有少数投机分子和不坚定的分子对革命的前途丧失了信心，消极动摇直至脱党。但山东党组织和绝大数党员，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擦干身上的血迹，继续不懈地战斗．被破坏的党组织迅速地恢复起来，领导人民群众向敌人展开英勇的斗争．1932年至1933年期间，山东党组织所领导的农民暴动（博兴暴动、日照暴动、苍山暴动、益都暴动、天福山起义等），便充分显示了我党的力量，这些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在山东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当然这些暴动，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使党的组织遭受到更惨重的损失．
（五）
1933年2月27日，山东省委遭到严重的破坏，省委书记任作民等30余人被捕．其经过情况是：叛徒陈衡舟，曾任CY（共产主义青年团）山东特委书记．1932年秋到上海去找CY中央，在旅馆中被捕叛变．国民党派他来山东破坏我党组织．这个可耻的叛徒先后破坏了团特委印刷机关和秘书机关．团特委的破坏波及到省委机关．2月26日晚，山东团特委机关秘书庄少云被捕，当即供出了张英瑞．由此，张英瑞、沈均奎、王锦堂、马兰村等当夜被捕叛变．他们把所知道的组织关系献给了敌人．27日上午8点钟左右，济南新东门外联升街11号省委训练班被破坏，任作民、王云生、唐昆山（李文）、李梅庆等一起被捕，由于叛徒的破坏，相继被捕的尚有卢冠舟（刘特夫）、王仲和（向明）、董炎、彭瑞林、李玉贞、阎世风、吴宝铭；牵涉到益都被捕的有金明、郇肇基、李世光等。这次破坏先后被捕的达30余人．
任作民等被捕的当天下午，在国民党省党部开始了他们的审讯．张苇村（国民党省党部常务委员）、王天生（“捕共”队长）、孙秀峰（“捕共”副队长）3个屠夫，首先审讯任作民．他们以软硬兼施的手段，企图要作民供出党的情况。叛徒王天生先来了一套虚伪的恭维．问：“阁下贵姓？府上何处？来敝省干了些什么事？”作民从容地答复说：“我是王敬功，河南信阳人，因高密中学的一个朋友约我去当教员，由此经过……”王天生又笑咪咪地说：“阁下是共产党山东的负责人，高明的政治家，请你谈谈目前的形势和全盘工作计划吧！”作民断然回答：。我根本不明白什么政治！”于是敌人又采取利诱的手段，劝作民要想得开，不要只为一个党去死去尽忠；夸他有才干，只要为。党国”干一番事业，将来一定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既有名誉，也有幸福……他们这些鬼话当即被作民严词驳斥了。敌人见这些圈套全都无效，就狂怒起来，把作民的衣服剥掉，按倒地下，使用了压杠子酷刑．这时作民义正辞严怒骂敌人：“日本鬼子已经打到九门口十门寨，国家正在危亡之际，你们这些东西，不打日本鬼子，反而来残害中国同胞，竟做这种无耻的勾当! ”作民同志在这种酷刑下，坚持了自己的革命立场，坚决地顶住了敌人的威逼，终使敌人黔驴技穷，无可奈何，
接着敌人就一一进行审讯，也都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王天生早就认识王云生（王天生在叛变前，曾与王云生一起工作过），敌人知道用刑威逼是不起作用的，便采取“诱降”的办法，叫叛徒王乃和、孙秀峰等（他们在叛变前同王云生一起工作过），都以老朋友、老熟人的鬼话，来耍假营救的把戏。并以金钱地位等相引诱，以达其诱骗自首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每天任作民与王云生都研究对付敌人的办法，终于把敌人的软的进攻也击退了。最后还是我们胜利了，敌人失败了。敌人在这种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只得把被捕的30余人送到国民党法院去受他们无理的审判。
在国民党省党部被折磨了一个星期以后，任作民同大家一起被押到法院看守所．一进看守所，每人脚上砸上了一付4斤多重的大镣，带上了手铐，任作民笑着说：。这是个下马威。”一个星期后只开了手铐，长期不去大镣。敌人非常残忍，牢房昼夜封锁，臭虫满壁，简直是人问地狱．敌人企图以这种非人的生活来折磨被捕的同志。同志们在作民的领导下，向看守所当局展开了无数次的顽强斗争．虽然在牢房里受尽了无情的折磨，但同志们的革命意志是不可动摇的，大家都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每日都通过看守秘密购买报纸（《大公报》每月每份20元）、书刊，大家来阅读学习。任作民亲自讲授政治经济学，以提高同志们的理论水平，使同志们学习到很多东西。同时，为了同志间在经济上的互助，建立了一个经济组织。凡由家里寄来款的同志，自动拿出百分之三十交刘庆珊统一保存，以补助有困难的同志．这也显示了同志们的阶级友爱精神．我们的斗争，我们的团结，我们的友爱，敌人也是不得不佩服的。
我们在监狱里的斗争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凄苦的就是绝食斗争．手无寸铁的同志们，只有采取这一斗争手段，才能击退敌人的进攻．在无数次的绝食斗争中，都显示了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取得了最后的斗争胜利。1934年春节的除夕，敌人为了镇压我们，采取了野蛮横暴的手段。看守所长亲自带领武装看守殴打岳拙元、李殿龙，这时在押的同志无不气愤填膺，一齐怒吼起来，任作民立即决定全体绝食，便喊着：“宁可杀！不可辱！不自由，吾宁死”的口号干起来了。绝食的第3天，敌人故装镇静，仅有医官潘蕴真（国民党员）和看守们作些欺骗性的劝食。他们这些阴谋诡计不但不能动摇同志们的斗争意志，相反，第4天我们连水也不喝了，这便给了敌人一个更大的震惊．在这样斗争的僵持下，敌人又搬出了国民党检查署的首席检查官来作欺骗性的调解，要大家提出条件。同时敌人问医官：“绝食几天能死亡？’医官答：“男七女八。”第5天敌人们便着慌了，我们也到了提出条件的时候了，便把预先准备的条件严正地提了出来：①惩办打人凶手，以后不得再有类似事件．②改善生活待遇．③立即去镣．④准许阅读报章杂志．⑤笔墨公开。⑥按时通信接见．以及许多条件的细节．经过讨价还价之后，敌人接受了部分条件．直到绝食的第6天的傍晚才胜利结束。当绝食斗争胜利结束后，大家复食的时候，也就是看守所长被撤职滚蛋的时候．为了追咎看守所长的刑事处分，我们马上写了状子提出控诉．经检查官几次劝说要我们撤销诉状，我们的回答是：。必须惩办打人凶手．你们如不给予看守所长刑事处分，那是你们司法界的黑暗。”最后竞不了了之。当然，这种结局也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这是表示我们斗争的顽强性。经过这次绝食斗争，取得了许多斗争经验，而且也锻炼了我们，此后便一次又一次地展开了艰苦的绝食斗争。
这次绝食斗争的胜利，传播到山东各地监狱之后，济南、青岛、烟台、青州等监狱的被押同志，都相继开展r绝食斗争，均取得了很大胜利，搞得敌人手忙脚乱，无"奈何。
1934年6月底，国民党山东高等法院对任作民、王云生、唐昆山、王仲和等10余人，作了无理的判决：任作民放判处徒刑7年；其他同志被判处5年或2年半。宣判时，大家都当庭抗议，声称无罪，不服判决，以表示在敌人面前决不屈服．即判一分钟，也不服判．任作民遂即领导同志们各备诉状，向国民党最高法院上诉．4个月后，来了一个“上诉驳回，维持原判”，这也是预料中的事．同志们为表示革命的顽强性，仍不服这个无理的判决，任作民又出了个名堂，再向最高检查署上诉，结果国民党的检查署以。判决条文（法律条文）无错误”而无理地终止了。从此就被送到济南第一监狱与敌人斗争去了．1933年2月，省委机关遭破坏，任作民等被捕后，张恩堂等组织了临时省委，继续领导山东党的工作。同年7月，由于宋鸣时叛变投敌，，临时省委又遭破坏，张恩堂、刘玉容等省委领导人均遭逮捕，各县党组织也先后遭到严重的破坏。因此在两三年内，山东省党的工作，失去了统一的领导核心，直至1936年北方局派黎玉来山东，才又建立起省委，统一领导山东党的工作．
（此文原刊载在1961年第三期山东省志资料，收录本书时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