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我国处在封建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 “帝国主义和国内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我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压迫下，陷于深重的灾难之中。山东人民也是难免地处在这种悲惨的境地。一方面帝国主义通过开设工厂，经营商业，深入城市和广大乡村，进行压榨剥削吸吮山东人民的膏血；另一方面封建军阀和地主豪绅对农民的压迫剥削极其严重。例如日照、诸城、安丘、沂水等县大地主很多，剥削压迫群众很厉害，人民的痛苦生活一天天加深。因此山东人民极端仇恨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极其仇恨封建军阀和地主阶级。反抗的怒火在燃烧着。同时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我国的“五四”运动，给了山东人民以巨大的影响，革命觉悟一天天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有些进步青年知识分子，树立起革命思想，王尽美、邓恩铭等同志开始了革命活动。
王尽美同志在济南山东第一师范上学时，由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影响，即开始了革命活动。经常写政治性的文章，发表革命言论，学校当局对他非常不满。有一次尽美同志在壁报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饭碗问题》），讽刺和批判学校教职员只为自己的饭碗，而不敢过问政治，不接受新的思潮，便大大地触怒了校方。学校当局以此为借口宣布将他开除。其实尽美同志的思想本已不在学校了。从此王尽美同志即专门从事于革命事业。
在建党前，以尽美同志为首和邓恩铭等同志在济南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会址在贡院墙根），组织吸收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了群众，进一步启发和提高了群众的革命思想，撒下了革命种子，为山东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理论基础。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建立时，王尽美、邓恩铭二同志代表山东出席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此山东即建立了党的组织。
（二）
山东党组织成立后，在中央的领导下，革命活动便一步步地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党的工作一开始首先就搞工人运动。青岛是当时工人运动的主要阵地，这里帝国主义有较大的工业基础。如日本设办的大康、隆兴、内外棉等纱厂、英美烟草公司的烟厂等。这些工厂和四方机厂都有党的工作。由于工人受压迫受剥削很厉害，工时长，工资少，生活苦，工人发动得最快。党所领导的罢工怠工斗争此起彼伏，搞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手忙脚乱。济南的鲁丰纱厂、新城兵工厂、津浦大厂（铁路大厂）、胶济、津浦铁路工人和淄博张（淄博张店）煤矿、枣庄煤矿等都是我党工作的重点。总之，在铁路、邮电、工厂、矿山、都有党的工作。党领导广大工人群众，展开了英勇的斗争，给敌人以很大的打击。工人群众得到了巨大的胜利。在斗争中一般是先由经济斗争转入政治斗争。
这时，在济南齐鲁大学、山东第一师范、山东第一师范北园分校、第一中学、济南高中、育英中学、正谊中学、青州第十中学等都有党的工作。对广大青年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革命教育，组织党团支部，开展学生运动。在建党初期，农民运动开展较晚，主要是集中在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方面。在一九二四年，农村建立党团组织的有寿光、齐河、广饶、潍县、益都等县。
当时，我国正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情况下。党的任务是：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封建军阀。革命的锋芒针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即反帝反封建）。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都是围绕这一任务进行不懈的斗争。
从一九二五年起，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革命运动的高涨，山东党组织在农村中进一步开展了农民运动。正在这时，毛泽东同志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训练农民运动干部。山东党组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先后派两批干部前去学习。一九二五年六月（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届）前去学习的有王云生、丁祝华、吴晓初、隋清梅等六人；一九二六年（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前去学习的有王元盛等二十余人。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内容有：帝国主义论、社会进化史、农民运动经验、农村调查、军事训练等。政治、军事各占一半。为什么学军事？是为了组织和训练农民自卫军，以作武装斗争的准备。到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的，都是党的负责同志兼任。有毛主席、彭湃、肖楚女、饶来杰、谭植棠、谭平山（当时为共产党员），并有苏联顾问马马也夫同志。
从农民运动讲习所回来的同志，在党委的领导和部署下，从事农民运动工作。山东的农民运动，也就随着形势的发展广泛地开展起来了。凡有党团组织的农村县都建立了农民协会、及其他群众组织（如互济会、少先队等）。在党的领导下，向地主豪绅展开了斗争。
一九二五年，中国革命进入了高潮，山东的革命运动也空前高涨。当时封建军阀张宗昌统治着山东，残酷地压榨山东人民。在政治上，他依靠并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和地主豪绅，维持其在山东的地盘；在军事上，到处招兵拉兵，收罗土匪部队，敲榨勒索，无恶不作，是一支残害人民的土匪部队；在经济上，要粮要款，横征暴敛，无所不用其极。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间，他预征钱粮（田赋）曾预征到几十年。贪官污吏、地主豪绅、对群众的敲榨勒索也是极其残忍的，使山东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山东人民对封建军阀和地主豪绅已是忍无可忍，恨之入骨。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军从广东出兵北伐，对山东影响很大，群众的情绪极其高涨。不论城市、农村、党的工作都有很大发展。各地的工农运动大踏步地向前进。这时群众对北伐军抱有很大希望，认为北伐军一来，就打倒军阀，自己的生活就好了，一切的痛苦就清除了。在高涨的革命形势下，党对群众进行广泛的教育，并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开展斗争。党在群众中有了很高的威信。群众都知道共产党是代表工农利益的，是解除人民痛苦的。因此山东党组织迅速地向前发展。到一九二七年秋，全省已有四十多个县建立了县委（还有不少的县建立了支部），并建立了鲁西北特委（书记张干民）和益都中心县委（书记宋伯行），党团员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增加。总之，这个时期，山东革命运动发展得很快，达到了高潮。
（三）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山东党组织和负责人的情况：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底，王尽美同志担任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当时党组织机构情况是：省为地方、地方以下为支部、党员不到三人者叫通讯员）；一九二五年王尽美同志病了，中央派尹宽任山东地方执委会书记；一九二五年秋，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改为山东区执行委员会；中央派张昆第担任书记；数月后，张昆第同志调离山东，即由邓恩铭同志任书记；一九.六年下半年，山东省建立执行委员会，由吴芳任山东省委书记（吴芳系湖南省华容县人）。一九二七年十月，山东省委在龙山车站附近召开代表会议。出席代表三十余人。这次会议改选了省委，由中央派卢复坦任省委书记（后叛变为托派）。委员为吴芳、王元昌、王寅生、纪子端、王云生、邓恩铭、丁君羊等十三人。会议讨论了当前工作，着重研究了武装暴动计划，同时还决定开除了贪污党的活动经费的王复元、延伯真。
（四）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共分裂，对山东的影响震动很大。当时党内有些投机分子，经不起革命的考验而退党。如寿光县在革命高潮时期党团员数达六百多人，及白色恐怖到来，只剩了几十人了。当时右倾机会主义的陈独秀认为山东的情况与其他地方不同，无论共产党、国民党都同样的受着封建军阀张宗昌压迫。虽全国已告分裂，但山东是个特殊情况，指示山东继续与国民党合作。当时山东省委书记卢复坦欣然接受了陈独秀的错误的指示，仍与国民党大讲合作，且对国民党不加警惕，不加防范，而山东的国民党却借合作的机会，暗地里向军阀张宗昌告密，报告我党的活动情况和我党员的住所，破坏我党的组织。宋伯行同志就是在国民党告密之下被捕牺牲的（一九二八年春）。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国民党军队于一九二八年进入山东，赶走了张宗昌，这也是走了一个旧军阀换上了新军阀。新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互相拚杀，山东又成了军阀混战的战场，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同时，国民党血腥地镇压革命运动，到处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山东。而在这时，山东党内王复元、王寅生、孙秀峰等叛变了革命，当了国民党的“捕共队”。他们所知道的党组织，特别是青岛、济南和胶济铁路沿线的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了，许多党员被逮捕、被杀害。党的工作、党的组织遭到了严重损害。一九二九年，叛徒王复元被我党派人打死（青岛），叛徒王天生（王复元之兄）又当了国民党的“捕共”队长，更加疯狂地破坏党的组织。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间，山东省委遭到了多次的大破坏，不少同志被捕后牺牲了，不少同志在敌人的酷刑下被摧残成残废。党的工作在敌人残酷镇压下遭受了重大损失。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间，邓恩铭、朱肖、纪子端、刘一梦、宋占一等数十人相继被捕（以上同志于一九三O年牺牲）；一九三0年，山东省委书记张金德（化名）雷晋笙（化名李克平）被捕牺牲。
在白色恐怖下，有少数投机分子和不坚定的分子对革命的前途丧失了信心，消极动摇直至脱党。但山东党组织和绝大多数党员，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擦干身上的血迹，继续不懈地战斗。被破坏的党组织迅速地恢复起来，领导人民群众向敌人展开英勇的斗争。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间，山东党组织所领导的农民暴动（博兴暴动、日照暴动、苍山暴动、益都暴动，天福山起义等），便充分显示了我党的力量。这些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在山东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当然这些暴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使党的组织遭受了更惨重的损失。
（五）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山东省委遭到严重的破坏，省委书记任作民同志等三十余人被捕。其经过情况：叛徒陈衡舟，曾任CY（共产主义青年团）山东特委书记。一九三二年秋到上海去找CY中央，在旅馆中被捕叛变。国民党派他来山东破坏我党组织。这个可耻的叛徒先后破坏了团特委印刷机关和秘书机关。团省委的破坏波及到省委机关。二月二十六日晚，‘山东团特委秘书机关庄少云被捕，当即供出了张英瑞，由此张英瑞、沈均奎、王锦堂、马兰村等当夜被捕叛变。他们便把所知道的组织关系献给了敌人，故于十七日上午八点钟左右，济南新东门外联升街十一号省委训练班被破坏，任作民、王云生、唐昆山（李文）、李梅庆等同志一起被捕。由于叛徒的破坏，相继被捕的尚有卢冠舟（刘特夫）、王仲和（向明）、董炎、彭瑞林、李玉贞、阎世风、吴宝铭；牵涉到益都被捕的有金明、郇肇基、李世光等。这次破坏先后被捕的共达三十余人。
任作民等同志被捕的当天下午，在国民党省党部开始了他们的审讯。张苇村（国民党省党部常务委员）、王天生（“捕共”队长）、孙秀峰（“捕共”副队长）三个屠夫，首先审讯任作民同志。他们以硬软兼施的手段，企图要作民同志供出党的情况来，叛徒王天生先来了一套虚伪的恭维。问：：“阁下贵姓？”“府上何处？”“来敝省干了些什么事？”作民同志从容地答复说： “我是王敬功，河南信阳人，因高密中学的一个朋友约我去当教员，由此经过……。”王天生又笑眯咪地说：“阁下是共产党山东的负责人，高明的政治家。请你谈谈目前的形势和全盘工作计划吧！”作民同志断然回答： “我根本不明白什么政治！”于是敌人又采取了利诱的手段，劝作民同志要想得开，不要只为一个党死尽忠；夸他有才干，只要为“党国”干一番事业一定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既有名誉，也有幸福……。他们这些鬼话当即被作民严词驳斥了。敌人见这些圈套全都无效，就狂怒起来，把作民同志的衣服剥掉，按倒地下，使用了压杠子酷刑。这时作民同志义正辞严怒骂敌人：“日本鬼子已经打到九门口十门寨，国家正在危亡之际，你们这些东西，不去打日本鬼子，反而来残害中国同胞，竟做这种无耻的勾当！”作民同志在这种酷刑下，坚持了自己的革命立场，坚决地顶住了敌人的威逼，终使敌人无计可施，无可奈何。
接着敌人就一一进行审讯，也都采取了硬软兼施的手段。王天生早就认识王云生同志，（王天生在叛变前，曾与王云生一起工作过），敌人知道用刑威逼是不起作用的，便采取“诱降”的办法，叫叛徒王乃和、孙秀峰等（他们在叛变前同王云生一起工作过），都以老朋友、老熟人的鬼话，来耍假“营救”的把戏，并以金钱地位等相引诱，以达其诱骗自首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每天任作民同志与王云生同志都研究对付敌人的办法，终于把敌人的软的进攻也击退了。最后还是我们胜利了，敌人失败了。敌人在这种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只得把被捕的三十余人送到国民党法院去受他们无理的审判。
在国民党省党部被折磨了一个星期以后，任作民同志同大家一起被押到法院看守所。一进看守所，每人脚上砸上了一付四斤十二两的大镣，带上了手拷。任作民同志笑着说： “这是个下马威。”一个星期后只开了手拷，长期不去大镣，敌人非常残忍。牢房昼夜封锁，臭虫满壁，简直是人间地狱。敌人企图以这种非人的生活来折磨被捕的同志。同志们在作民同志的领导下，向看守所当局展开了无数次的顽强斗争。虽然在牢房里受尽了无情的折磨，但同志们的革命意志是不可动摇的，大家都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每日都通过看守秘密购买报纸（大公报每月每份二十元）书刊，大家来阅读学习。任作民同志亲自讲授政治经济学，以提高同志们的理论水平，使同志们学习了很多东西。同时，为了同志间在经济上的互助，建立了一个经济组织。凡由家寄款的同志，自动拿出百分之三十交于刘庆珊同志统一保存，以补助有，困难的同志。这也显示了同志们的阶级友爱精神。我们的斗争，我们的团结，我们的友爱，即敌人也是不得不佩服的。
我们在监狱地斗争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凄苦的斗争就是绝食斗争。手无寸铁的同志们，只有采取这一斗争手段，才能击退敌人的进攻。在无数次的绝食斗争中，都能显示了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取得了最后的斗争胜利。一九三四年春节的除夕，敌人为了镇压我们，采取了甄蛮横暴的手段。看守所长亲自带领了武装看守殴打了岳拙园，李殿龙同志。这时在押的同志无不气愤填胸，一齐怒吼起来。任作民同志立即决定全体绝食，便喊着“宁可杀！不可辱！不自由勿宁死”的口号干起来了。绝食的前三天，敌人故装镇静，仅有医官潘蕴真（国民党员）和看守们作些欺骗性的劝食。他们这些阴谋诡计不但不能动摇同志们的斗争意志，相反，却于第四天连水也不喝了。这更给了敌人一个更大的震惊。在这样斗争的僵持下，敌人又搬出了国民党检查署的首席检查官来作欺骗性的调解，要大家提出条件。同时敌人问医官： “绝食几天能死亡？”医官答：“男七女八”。第五天敌人们着慌更加流露于外面，我们也到了提出条件的时候了，便把预先准备的条件严正地提了出来：①惩办打人凶手，以后不得再有类似事件；②改善生活待遇；③立即去镣；④准许阅读报章杂志；⑤笔墨公开；⑥按时通信接见；以及许多条件的细节。经通讨价还价之后，敌人接受了部分条件。直至绝食的第六天的傍晚，才胜利结束。当绝食斗争胜利结束，大家复食的时候，也就是看守所长被撤职滚蛋的时候。为了追求看守所长的刑事处分，我们马上写了状子提出控诉。经检查官几次劝说要我们撤销诉状，我们的回答是： “必须惩办打人凶手。你们如不给予看守所长刑事处分，那是你们司法界上的黑暗”。最后竟以不了了之。这种结局是早就预料到的，这是表示我们斗争的顽强性。经过这次绝食斗争，取得了许多斗争经验，而且也锻炼了我们同志，此后便一次又一次地展开了艰苦的绝食斗争。
这次绝食斗争的胜利，传播到山东各地监狱之后，济南、青岛、烟台、青州等监狱的被押同志，都相继开展了绝食斗争，均取得了很大胜利。搞得敌人手忙脚乱，无可奈何。
一九三四年六月底，国民党山东高等法院对任作民、王云生、唐昆山、王仲和等十余同志，作了无理的判决：任作民同志被判处徒刑七年；其他同志被判处五年或二年半。宣判时，大家都当庭抗议，声称无罪，不服判决，以表示在敌人面前决不屈服，即判一分钟，也不服判。任作民同志遂即领导同志们各备诉状，向国民党最高法院上诉。四个月后，来了一个“上诉驳回，维持原判”，这也是预料中的事。同志们为表示革命的顽强性，仍不服这个无理的判决。任作民同志又出了个名堂，再向最高检查署上诉，结果国民党的检查署以“判决条文（法律条文）无错误”，而无理地终止了。从此就迫送到济南第一监狱与敌人斗争去了。
一九三三年二月，省委机关被破坏任作民等同志被捕后，张恩堂等同志组织了临时省委，继续领导山东党的工作。同年七月，由于宋鸣时叛变投敌，临时省委又遭破坏，张恩堂、刘玉容等省委同志均遭逮捕，各县党组织也先后遭到严重的摧残。因此在两三年内，山东党的工作，失去了统一的领导核心。直至一九三六年北方局派黎玉同志来山东，才又建立起省委，统一领导山东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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