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我认识了寿光最早的共产党员张玉山，经他和马保三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我便开始了革命斗争的生涯．
那时，张宗昌任山东省督办，暴政祸鲁，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向山东进行侵略，人民饱受着内忧外患，饥寒交迫之苦；另一方面，山东因受。五四”运动影响，正在开展新文化与旧文化的斗争，很多学生对腐朽的旧制度深切不满，倾向新文化，向革命找出路，因此，寿光县农村在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统治及帝国主义经济掠夺下，农民濒于破产，革命斗争的风暴在寿光开始酝酿之中。
寿光县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自1924年春开始，在张玉山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到同年6月已发展到17名团员。1925年春建立了共青团寿光支部。并在张家庄、北台头、崔家庄双凤小学等地建立了团小组。特别是双凤小学团小组在共产党员李灼亭领导下，尤为活跃。
1926年8月，我去张家庄张玉山家，见玉山和李铁梅、褚方珍、马保三、陈章甫正在开会．玉山告诉我，现在中共寿光地执委已经建立，在场的都是执委委员．玉山还指示说，为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培养积蓄军事骨干力量，执委决定，派崔家庄双凤小学校长、团负责人李灼亭与李步鳌去武汉黄埔分校受训，由我去接替李灼亭的工作，
崔家庄双凤小学是李植庭先生创办的。他思想进步，主张新学，学校聘用的老师都是进步青年．我到。双凤”学校后，学校的一切工作全由我主持，李植庭任名誉校长。教员中不少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教师是一个支部，那时双凤小学成了我县党团组织活动的中心．玉山经常到学校给学生上政治课，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我们引导学生阅读进步书籍，向学生教唱进步歌曲和民谣，熏陶他们的爱国热情，并采取个别谈心、重点启发等方式，吸收学生入团。那时入团条件和入党条件同样要求都很严格，都需要经过组织的严格审查和考验，以忠诚于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故当时有“少共”之称。这时崔家庄、张家屯、王高镇、牛头镇、南台头及县城以南，都有了团支部．
中共寿光地执委成立不久，在双凤小学举办了国共两党活动分子训练班，有党团干部40余人参加．执委书记张玉山讲共产主义理沦，孟雪园讲军事常识．当时，省执委委员宋伯行，团省委负责人王伯阳，在益都县圣水村领导益都、寿光、广饶、博兴、潍县的斗争，经常来往于益寿之间，指导寿光的党团工作．宋伯行、王伯阳亦参加了这次训练班，并要求大家配合北伐军的胜利发展，进一步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发展壮大组织，迎接寿光县革命斗争高潮的到来．经过学习训练，党团同志情绪高涨，愈益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念．
1927年3、4月间，在团省委负责人袁果的具体指导下，共青团寿光县第一届委员会在双凤小学建立。我任书记，张一梦（即张文通）等任委员，那时团的中心工作是：配合党的工作，积极发展团员，壮大团的组织，踊跃开展宣传，做好迎接北伐的准备；根据党的规定，团县委书记可参加党的地执委会议。因此，我任团县委书记期间多次参加寿光地执委会议，直接接受党的指示．当时，团县委多采取个别交谈，分片召开会议的形式，传达上级指示和布置当前工作任务，积极配合党的组织开展工作．后来，团县委委员有过几次变动，直到1928年我也离开了团县委。团县委建立后，各地团组织相当活跃，学习革命理论、讨论斗争前途蔚然成风．团县委亦不断加强对团员的思想教育，鼓励团员广泛阅读进步书刊，记得有瞿秋白的《新社会观》，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进步刊物有《向导》、《中国青年》，小说有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李莎的哀怨》，鲁迅的《呐喊》、《阿Q正传》等．通过学习不断向青年介绍苏联的革命情况，同时亦揭露中国贪官污吏的罪恶、军阀苛捐杂税的剥削及其与帝国主义勾结对中国的侵略。号召团员团结进步青年，坚持走共产党指引的道路，寻求翻身自由的出路．
当时，中共寿光地执委指示，凡有党员的地方要迅速发展团的组织．受北伐不断胜利的影响，寿光县团组织发展很快。寇家坞、王胡城、寿光城里高小之师范班等地方亦有了团支部．城北支部的分布已相当普遍，共有团员200余人。同时，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20多个农民协会。
1927年7月，中共寿光地执委改称中共寿光县委，我与王云生参加了山东省委在益都召开的圣水会议．会议后，寿光的党团组织，根据上级指示积极做好应变准备，几个县的工作联系也较前密切，特别是益都、寿光、广饶三县不断保持着相互往来，革命宣传亦有起色，“打倒新旧军阀”、“取消苛捐杂税”的标语传单不时张贴和散发，揭发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反动面目．就在这年，团省委为了加强对益都一带团的领导，派李玉鼎等在益都涝洼村小学召集各县团负责人开会。与会的有李玉鼎、任玉书、王元盛、铁匠老段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进一步明确形势，筹划成立青州团地委．会议决定，李玉鼎任团地委书记，王元盛、傅锡泽、郭家瑞、任玉书和我为委员。约两个月后，地委又在尧沟村傅锡泽的药房内开会，到会的有李玉鼎、傅锡泽、王元盛、任玉书和我．此次会议深入研究了5个县团的工作，并确定尧沟傅锡泽的药房为地委的联络机关．由于后来形势恶化，党团机关屡遭破坏，团地委即自行解体，但几县之间团的工作联系并没有因此而间断。
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后，军阀割据，灾匪相乘，各地红枪会纷纷而起，出现民生衰败、政局纷纭的社会局面，寿光的党团组织一度与省委断了联系．同年秋，团省委的刘一梦突然来到寿光牛头镇找我联系。由于国共合作破裂后，我们都提高了警惕，刘当时没有介绍信，彼此又不认识，我对工作情况未作任何介绍。几天后，他就离开了寿光。对此我向王云生、王永周作了汇报。他们要我立即去济南，与省委取得联系，并搞清刘一梦的真实情况。我到济南后，住在顺河街某旅馆．结果与我接头的还是刘一梦。他向我出示了省委的证明信，带我到杆石桥团省委驻址我才放心了。次日，刘对我说，省委正在郊区王复元家召开各县干部会议，因与寿光没联系上要我出席，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人员50多人，省委书记卢福坦，团省委书记顾维宪主持会议，主要研究了“五·三”惨案后，我党团组织必须进一步发展，深入工农民众，发动社会募捐，支援工人斗争，开展反日侵略等问题。由于日本宪兵队的疯狂搜查，被迫中途休会，人员撤回各地去．我回到寿光后，向王云生、王永周作了汇报，不久，寿光与省委又失去联系，但寿光党团组织的同志们并未因此而停止斗争，他们继续着自己忠贞不渝的革命事业，坚守着共产主义必胜的崇高信仰，向着党提出的奋斗目标，英勇顽强地前进．1930年后，虽革命处于腥风血雨之中，但寿光团组织在人民群众中间，却始终象一支扑不灭的火炬，由寿北地区向弥东、城南一带熊熊燃去！
（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