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是寿光县张家庄．我从青少年时代就受到张玉山进步思想的影响，在他的教育下，从一个普通农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16年，张玉山考入济南省立第一师范。那时我在村里上小学，几天不见，就很想念他．1921年，他因得肺病辍学在济南医治，1922年回到家乡．这年，我已经不上学，在家跟着父亲种地，农闲时间我们经常在一起闲聊。他经常对我们青年伙伴们讲：“现在这些大小军阀都是卖国求荣的坏蛋，只有打倒军阀统治，消灭了反动阶级，老百姓才能有好日子过。”他曾对我说过，现在是“穷人说话臭如美孚油，富人言语香似花露水。”当时，我把这句话写在芭蕉扇上，至今还记忆犹新。
1924年，张玉山经常向我讲些革命道理，有一次他说：“现在有了新的革命党叫共产党，主张走苏联的道路，工人农民坐天下。”我问他：“咱能不能参加共产党？”他只是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我，是年8月的一天，他告诉我晚上到学校去一趟，我吃过晚饭到学校里，有3个人在闲聊，除玉山外，其余两个我不认识．玉山对我说：“你不是想参加共产党吗？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我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是静静地听着，他们讲了许多革命道理，最后玉山对我说：“从现在开始，你也是中国共产党员了，今后有人叫你开会要参加，一定要保守秘密，党内的事情不能对外人说，就连自己的父母妻子也不能说，这是一条纪律，”从那以后，党组织经常叫我开会，我认识了王云生、李铁梅、褚方珍等，当时，我们主要开展办夜校、宣传军阀统治腐败、社会黑暗等活动。
我入党不久，张玉山为解决办学桌凳问题，把庄东头古庙里的几棵大松树卖掉，当人家来刨树时，村里有迷信思想的老人怕破了风水，不让刨树，并将此事告诉玉山的父亲，树没有卖成。玉山见不破除迷信就卖不成树，又想出新的办法。一天晚上，他约我去扒神像．我们先到东边庙里，玉山叫我在外边看着人，他自己进去，一会儿，累得他满头大汗，说：。泥胎很结实，扒不动。”我们又到西边庙里，还是我看守，他去扒。这次我看得清楚，他先是用手扒，没扒动，就拿起块砖头没头没脑地砸起来。我们把两座庙里的泥塑神像都砸烂了。第二天，有人发现种像被砸烂，惊叫起来，那些信奉鬼神的人更是骂不绝口，张玉山的父亲撵着玉山要打，并要到城里叫人把他抓起来，被乡亲们劝住．这场风波平定之后，玉山还是把树卖掉，为开办学校购置了桌凳。
1925年春，以张家庄为中心建立党支部，张玉山任支部书记。当时，我村是一个党小组，我曾任过小组长，党员有张克新、张圣官等．我还先后介绍张孟之、张同泰等加入了共产党。
1927年，县委多次召开重要会议，张玉山曾派我去崔家庄、邢姚、南河等村通知赵一萍、王龙卿、王佐卿等参加会议。
1928年初春，党组织安排我去丰城一带贴传单，因道路不熟，张克新与我同去．夜深天黑，我们走出十几里就迷了路，大约在丰城附近见村就贴，一直走到村头上有座雕龙碑的村，细认碑文才知道是西罗桥．后又去夏家店子、邢家茅坨等村贴完传单才回家。传单是县委油印的，其内容是揭露张宗昌反动政府今日要粮、明日要捐、搜刮民脂民膏的罪行，号召广大民众联合起来抗粮、抗税、抗捐，开展反对军阀政府的斗争，不久，全县欣起抗粮抗捐的斗争高潮，在王高打死税官的事件广为流传。
1928年5月，张宗昌失败，土匪蜂起。一直到1929年初社会稍安，但白色恐怖日甚一日，党组织活动转入更加隐蔽地斗争阶段．1929年以后，我曾担任过本村党支部书记。
1932年4月，褚方珍通知我到张书忱家里开会，参加会议的有褚方珍、李文、陈梅五和我共4人，褚方珍主持会议，指定由我担任县委书记．我感到自己缺乏领导经验，推辞说：“我不行，担任不了。”褚方珍说：。这是组织上已经定了的，你不担任谁担任？还能让党外人担任吗？”他还交代说：。县委只有一支手枪，谁任县委书记谁保存。”会议确定王云生、陈梅五、张子明为县委委员，张伯庆为候补委员．会后，我去褚方珍家取来一支狗牌手枪和17粒子弹。我任县委书记后，根据省委指示，曾在党员中为募集“山东号”飞机，搞过一次捐款，共筹集200块现大洋，由褚方珍将款送交省委。此后，我等上级来人联系工作，但一直未见来人．为加强对基层组织工作的领导，我多次去南台头、北台头、邢家茅坨、城里、城南等村检查工作。因当时敌人封锁很严，党的活动处于低潮，重大活动很少．
1932年8月，我去城南一带联系工作，回来时路经西关，在一家水馆里遇到本家叔父张凤田．他忙拉我到无人处说：。张子明、褚方玉被县政府捕去了，庄里闹翻了，你不能回家，快逃吧．”我心想，我是县委负责人，自己跑了别的同志怎么办？党组织怎么办?无论如何也得回去安排一下。我白天不敢进庄，晚上隐蔽在张贤之家，写信让共产党员孙培英交给陈少卿，约定第二天早晨到马家庄后接头。第二天早晨下着小雨，我赶到马家庄后一间小屋里避雨，等陈少卿来接头。就在这时，我被捕了．后听陈少卿说，在我被捕时，他正赶到那里，看到我被捕了，他就隐蔽起来，悄悄地一直跟到张家庄。
在寿光监狱审讯时，我一直未承认是共产党员．不久，我被押到济南省监狱．在几次过堂时，我都以张子明借私仇害我的话回答敌人的审问．后来，伯父上下花钱，据说张子明反供，我于当年冬被释放。
回到家乡以后，同志们都不敢接近我，我曾找陈梅五提出接关系的问题，他也未表态．1933年4月，我去找王登瀛，他说：“我们的人多数已经转移外地，你快走吧，再抓住就不好办了，以后有事再告诉你：“我把手枪和子弹交给王登瀛，为躲避敌人的再次追捕，背井离乡去了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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