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济南乡村师范入党的．因此，1933年以前寿光党的情况并不了解，只是听说寿光过去是有基础的。经过1933年的大破坏，有的同志被捕入狱，有的脱险出去，有的暂时隐蔽，有的消极妥协．1934年夏，我受乡师支部和济南市委的委托，回寿光寻找与上级党联系的线索．回到寿光后，寿光党组织已遭严重破坏，一时找不到党的组织．直到1936年夏天，只是找到了些失掉关系的老党员，仍没有找到党的组织．牛头镇起义组织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后，在部队里才听说崔家庄支部、桑家庄支部仍然存在，并继续活动．这真是难能可贵、令人敬佩的．我接触过曾在一起并肩战斗过的老党员杨广义(1936年考入国民党航空学校去作兵运工作，1943年或1944年在云南驾机撞山牺牲)、郑德卿（后叛变）、陈华章（陈少卿）、陈梅五、陈耀三、林国瑞等，他们都勇于继续革命，在寿光县委重建后，都发挥了积极作用，除杨广义外，都参加了牛头镇起义，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个人能力和对寿光党过去的情况不熟悉，以及敌人造成的创伤等原因，致使有些敢于挺身而出的老党员，如马保三、李瑞林、李廷奎、李文辉等人，当时未联系上．又如崔家庄那样坚强的支部，也未联系上，这是我在寿光的一段工作活动中，感到遗憾和不足的．
1934年夏，为继续找中央的关系和恢复发展党组织，我受乡师支部和济南市委委托，利用暑假的机会回到寿光．我记得在寿光一小读书时，曾听到孟雪园老师讲过巴黎公社，唱过《国际歌》，对国民党有些指责，据此分析判断，他可能是共产党员．回寿光以前，对孟雪园的情况，支部作了研究，认为这是找上级组织的一条线索．这次回寿光，主要是为找上级组织。
我见到孟老师时，他正患肺病，行动困难．我向他说明我是共产党员，因为和中央失去联系，想通过有关同志找中央的关系，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有无组织关系？他说，他是共产党员，但现在没有组织关系．他给提了另外4个共产党员的名单，要我去问问他们有无组织关系．这4名党员是：杨广义、郑德卿、陈华章、林国瑞，我与杨广义、陈华章是小学的同学．我找到杨广义时，他说自1933年寿光党组织被破坏后即失掉关系，想干也找不到关系了，我对他说，我的组织关系在济南，以后我与你联系，通过他又找到郑德卿．因郑在县政府财政科任科员，即让他负责了解县政府的情况，我同他保持了单线联系，陈华章那时去大连，林国瑞于1937年才找到．
1934年寒假，我和陈华章联系上．他向我介绍了北台头失掉关系的老党员陈梅五、陈耀三．我到北台头和他们接了头，了解了他们失掉关系后的情况，把他们组织起来，保持了联系．1935年秋到1936年夏，我在寿光教学时，曾多次去北台头和他们联系．1936年春他们又介绍上届县委委员王登瀛．我很想通过他了解城北党组织的情况，但只和他见过一次面，我约定他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他未去，即与他停止了联系．1936年5月底和6月初，因为寿光东城根小学的学生要赶走宋宪章（当时寿光县国民党县长）带来的反动校长牟斐轩、教员郝治中（原博兴县党部执委）、周景南等，将要掀起一场实际上打击县长宋宪章的学潮。为冲淡宋宪章对我的注意，我请赵寄舟替我上课，指挥学潮，我借故去济南，在济南正遇陈华章去考什么训练班，我即带他去当面介绍给白子明，说明我对陈华章有一年多的了解，是很可靠的，已经给他恢复了组织关系，请他接谈后转告省委．自此，寿光党的同志才与省委取上联系．
县委重建时间是在1936年9月或9月以后．1936年8月下旬（在秋季开学前），我接到东城根小学的解聘书后立即到了济南，在东方书社遇到黎玉．我向他说明，在寿光因闹学潮和宋宪章的关系搞得很紧张，被学校解聘，我愿暂离寿光．这时黎玉没有和我谈成立寿光县委问题．1936年12月，我由汶上县回济南，见到黎玉．他同我谈到双十二事变后的形势，并告诉寿光县委已成立，我回寿光后，陈华章便向我介绍了县委成立的情况．我即把后王庄支部、寿光城里支部以及我联系的党员报告陈华章，叫他负责联系．他说，你领导的支部和联系的党员，仍由你负责，县委正忙于恢复城西的工作．
寿光县委成立后，为恢复寿光党组织，发展寿光革命形势，做了大量工作，尤其在组织牛头镇武装起义中起了很大作用，在寿光人民的革命斗争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未校对待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