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农历九月六日，日寇汉奸对寿光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扫荡”，随后又在这里推行了“治安强化运动”。国民党保安第三师师长张景月和治安军司令王道也都拜倒在日寇的脚下。这三股反动势力相勾结，今天“铁壁合围”，明天“梳篦清剿”，三里安一个据点，五里修一座炮楼，对根据地进行分割、蚕食。加上这年寿光又遇上天灾，使一个好端端的根据地，到处笼罩着困苦和白色恐怖，呈现一片凄惨景象。
日伪“九六扫荡”时，我军主力和地方武装暂时转移，党组织和群众组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英雄的人民没有屈服，他们坚持斗争，盼望自己的部队早日归来。
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心是永远连在一起的。“九六扫荡”后不久，寿光县委和清东独立团首长根据上级指示，决定从部队抽调部分连、排、班干部，组成武装工作队（对内是独立团的中队），直插敌后，组织人民群众反“蚕食”，反“扫荡”，建立敌后游击根据地。组织上委派我担任武工队队长，与马景率领十几名同志，深入到寿光西部地区活动。我们这支小小的武工队，与日、伪、顽展开了一场场短兵相接的斗争，就像一把尖刀插进了敌人的心脏，搞得敌人坐卧不宁，惶惶不可终日。
火烧张僧桥
寿光有条羊（角沟）益（都）公路，纵贯南北，跨过张僧河，日寇在河上修了一座三孔木桥。这座木桥很坚固，一根根桥桩顶柱都是合抱粗的圆木， 桥面也是用圆木排起来的。敌人通过这座桥，日夜向北部运送物资，对根据地进行“扫荡”“清剿”。因此，我们决定破坏这座桥，切断敌人的交通线。
一九四三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我们一行十几人来到了张僧桥西北一里多路的北岭村，悄悄到了我们的基本群众李大爷家里。由于天黑看不清，又加我们化了装，所以老人乍见，显得神色慌乱。及至我们讲明了身份，老人一把攘住我的手，激动地说：“可把你们盼回来了！这会儿老百姓可有主心骨了！”老人高高兴兴把我们让到炕头上，又忙去烧水。我说：“李大爷，别忙活，我们在这里开个会，你也听听吧。”
我派了岗哨，便跟大家挤在炕头上商议起毁桥的事来。喳咕来喳咕去，大家都认为用火烧是个好办法。于是，我立即派人连夜去邻村一个铺子里打火油。可是，有一件事使大家为难起来。因为桥桩、顶柱都光溜}留的，泼上火油也存不住多少，火是不会一下子烧旺的，假如敌人发现得早，很容易扑灭。咋办呢？有的说，要是有条被子棉絮什么的往柱子上一缠，不是能存住火油吗？我心里一亮：这倒是个好主意！同志们脸上也都现出愉快的表情。可是没高兴一会儿，我的眉头又皱起来，同志们也都低着头思索着什么。是啊，法子倒是不错，可是到哪里弄被子呢？我们武工队员没有被褥，借老乡的吧？不行，群众哪里有多余的被子呢！弄地主的吧？又怕走漏风声。大家正在为难，李大爷突然一把抓住我的肩膀，下巴朝炕角一条破被摆了一下，说道：“孙同志，你们要不嫌，就把俺这床破被拿去用吧！”
一股热流立刻传遍了我的全身。我两眼久久地凝视着老人刻满皱纹的脸，激动地说：“李大爷，您日子这么紧巴，一床被可也是个大物件啊。我们用了，您盖什么？……”
李大爷没容我说下去，就接口说道：“孙队长，别担心俺，为了打鬼子，别说拿床破被，只要俺有的，要啥都行！”
听了李大爷的话，我心里觉得热滚滚的，不由想起了那支叫人动感情的歌：
八路军呀好比一条鱼呀咳，
老百姓就是那河里的水呀咳……
我见李大爷那个坚决劲儿，只好答应了他，但写下了个借据。
夜深了，我们一切准备就绪，出发了。没走出几步，忽然有个人一把将我拽住了。借着星光，我回头一看，是李大爷。他把嘴凑到我耳边，小声请求道：“孙队长，让我给你们带路吧！”我又感动又不安，低声说：“您这么大年纪，夜里行走不便，快回去吧！”老人很倔强，说什么也不回去，反而推着我走起来。我没奈何，默许了。
我们这支小队伍，有的抱着撕成好几条的棉被，有的提着火油，有的在腋下挟着秫秸，顺着张僧河的堤岸向前走着。徐徐的东南风吹来，河塘里的芦苇唰唰作响，好像在为我们作掩护似的。不到半个时辰，我们就到了张僧桥下。忽然，一阵脚步声传来。我仔细一望，是鬼子的护路队过来了。我一挥手，示意同志们暂时潜伏到芦苇里。就在这时。桥东南三四里路的张僧瞳据点“当当”响了两枪，接着传来一片狗叫声。我心里不由一震：莫不是敌人有什么举动？或是敌人对我们的行动有所觉察？不会的。我分析判断着。过了一会儿，鬼子护路队过去了，张僧河两岸渐渐平静下来。我从芦苇里钻出来，同志们也都跟过来。我命令道：“立即行动！”大家七手八脚忙活起来，将撕开的被子分别缠在几根桥柱上，然后浇上火油，又在几根桥柱旁边竖上秫秸，点上了火。霎时间，烈火借着东南风熊熊地燃烧起来。桥底下自来生风，烈火越烧越旺，桥两边吐着火舌，把夜空映得通红。
敌人发现了。公路上出现了吆喝声和跑步声，张僧疃据点传来一阵激烈的机枪、步枪的射击声。我们看到目的已经达到，便迅速转移，不多会儿就走出二里多路。大家回头望着浓烟大火，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巧除地头蛇
烧毁张僧桥，切断了敌人的运输线，日寇大为恼火。潍县、寿光、昌邑、益都的宪兵总队长高坂亲临寿光，召集日军军曹以及治安军、保安三师团以上头目开会，限期一个月将武工队消灭。张景月还当场夸下海口：“半月后请总队长听佳音。”
时间已是秋季。一天，我们接到内线送出的一份情报，得知张景月的四团要在邢家茅坨据点召集营连长会议，策划对付我们八路军武工队的办法。伪四团在邢家茅坨一带驻扎着两个营，三营住在弥河岸边的口子村。当时张景月大耍反革命两面手法，将每团拿出一个营，交给日寇直接指挥，以表示其对主子的忠心；另外两个营实际上也是同日寇一起对付抗日军民，但却打着所谓抗日的招牌，企图以此掩人耳目。伪四团三营就是直接由日寇指挥的一个营。营长隋俊国原是彭家道口的一个大地主、“三义盛”锅店的老板，一向欺压百姓，为非作歹。日本鬼子一进寿光，他就投降了鬼子，当了汉奸，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是当地有名的地头蛇。隋俊国手下的伪九连连长杨光友，也是个出了名挂了号的坏蛋。对这两个罪大恶极的家伙，我们早就准备给予严惩。得到情报后，我们立即向县委和独立团作了汇报。首长命令：乘隋俊国、杨光友到邢家茅坨开会之机，除掉这两个地头蛇，消灭伪三营营部，给敌人一个有力打击。为了确保任务的完成，县委和独立团特派马法冉同志带县大队直属队、独立团二连指导员贾墨林同志带一个排，配合我们行动。
在伪四团开会的这天拂晓，我们武工队便衣打扮，神不知鬼不晓地住进了马家茅坨靠街的一户群众家里。这里是口子村到邢家茅坨的必经之路。街北都是住户，街南是一条河沟，顺沟一溜有几个茅厕。
在我们潜入农户的同时，马法冉同志带的直属队插到了马家茅坨村西，准备阻击邢家茅坨据点可能出动的敌人；贾墨林同志带的一个排，则埋伏在村南，以防敌人向南面逃窜。
我派出哨兵，背上粪筐到村东去嘹望。谁知哨兵去了几个钟头，却没有一点信息。同志们都有些耐不住了，我心里也有些焦急。是情报不可靠呢，还是敌人改变了时间？我说服同志们耐心等待，自己却老放心不下，隔一会儿就派人出去，顺着街筒子向东望望。太阳东南晌了，哨兵跑回来报告。敌人来了，是个自行车子队。
我向队员命令：“注意隐蔽，做好战斗准备！”大家立刻分散隐蔽到门楼里，沟沿上。敌人很快靠近了，我们紧紧地盯着，默默地数着，一辆，两辆……一共十辆车，十个敌人，都是便衣打扮。我屏住呼吸，怒视着敌人，看到那第一辆车子上正是伪九连长杨光友。我恨不得把满腔仇恨全压进枪膛里，一下子把这个祸国殃民的狗东西报销了，但理智使我克制住了自己。在我身旁的队员小刘，牙咬得略吱吱响，把枪口一抬就要开枪。我一把按住了他，小声说：“等再近些！”
敌人离我们只有十几步远了。我手起一枪，伪九连连长杨光友应声倒地，其余的敌人，听到枪响，一扔自行车，往沟边的茅厕里钻。糟糕！这对我们尽快解决战斗很不利，如果时间一长，敌人的援兵一来，就有可能迫使我们放弃这次作战机会。我当机立断，一个箭步跨到街心，大声喝问道：“你们是哪一部分？”
“四团！”敌人回答。
“原来是自己人！看你们的打扮，我们还认为是八路的武工队呢。你们是来开会的吧？”
“是来开会的！”敌人应声答道。
“不要误会，我们是团部派来接你们的！”我一边说，一边向同志们递个眼色，招呼说：“还不帮弟兄们推车子！”
敌人被闹得晕头转向，还没辨出真伪，班长刘于清和队员们就齐呼啦地围了上去。“把枪放下！举起手来！”“八路军优待俘虏！”我们齐声喊着。敌人如梦初醒，叫苦不迭。
原来伪九连长杨光友被我击伤，并未丧命，他知情况不好，装死不动。这时也顾不了多少，爬起来就往一条胡同窜去，但刚到胡同口，就被击毙。狡猾的伪营长隋俊国，趁混乱之机已跑出几百米。我扯一把身边的长枪队员马俊录说：“老马，干掉他！”特等射手马俊录粗着嗓门慢腾腾地说：“跑不了这狗日的！”说着，不慌不忙地端起枪，只听“砰”的一声，正在逃窜的伪营长隋俊国一下子栽了个狗吃屎。
这同时，其他伪军官兵都吓得骨酥筋软，活像经了霜的辣椒叶子，脑袋顿时耷拉下来，乖乖地做了俘虏。一个敌护兵冲着我点头哈腰地说：“长官，连这次，我缴了两次枪了。”
“那好啊，给你记上一功！”我笑着说，大家也都情不自禁地笑起来。笑声没落，刘干清同志发现还少一个敌人。于是，我们马上对靠街道的人家，挨门挨户地搜查起来。那个漏网的家伙听到我们在搜他，便越墙逃跑，我们发现时，已窜出了半里多路。这时，马俊录慢言慢语地说：“他要回姥娘家，咱送他一程。”只听“当”的一声，那家伙一个跟头骨碌，摸阎王鼻子去了。
我们很快打扫了战场，与县大队直属队和独立团二连的一个排会合，立刻转移了。这次的收获真不小，不但惩办了地头蛇，而且得了十辆自行车、五支匣枪、两支手枪、六支步枪。
后来听说，伪四团的便衣队等到风平浪静后出来咋呼了一阵子。一个便衣见到隋俊国的尸体，还扒了心，去向伪团长刘协堂献功请赏，胡说有个八路被他打死，让他开了膛。第二天，隋俊国的小老婆为此事跑到伪团部连哭带叫，好个闹腾。我们武工队则组织了几个同志，以巧除地头蛇为内容，编了个小剧，到邢家茅坨据点附近演出，长了人民的志气，煞了敌人的威风。
来个一窝端
日、伪、顽连续遭到打击，很是惊恐，但他们并不死心。日寇宪兵总队长高坂与张景月又密谋策划编建一个机枪连，与我们武工队抗衡，进而控制寿光县西南部及寿光、益都两县接壤一带。为此，张景月将丰城的恶棍兵痞张志刚召到司令部密授机宜，要他先招兵买马，然后再配给机枪。
张志刚受宠若惊，很快网罗了一部分地痞流氓，又抓了一些壮丁，在丰城一带及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县边区北部到处横行。他们杀我干群，作恶多端，群众无不切齿痛恨。张志刚本人，更为凶狠暴虐，不但残害百姓，而且凌辱士兵，因此，机枪连内也有不少人对他心怀不满。
为了除掉伪机枪连这个祸害，我们根据上级党的指示，抓住其弱点，利用其矛盾，在它内部发展了三个班长为内线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加上三个内线提供的情报，我们搞清了伪机枪连的内部情况和活动规律，向县委和独立团作了汇报，并要求端掉这个机枪连。这时正值一九四四年春节，上级提出了“打个漂亮仗，向节日献礼”的口号，我们的请求很快就被批准了。当时，武工队已发展到四十多人，分为三个分队。县委决定派县大队一个排协助我们作战。
正月初三上午，我们开会决定当天晚上行动。我们派人去跟三个内线关系的家属联系，要她们通知丈夫，将伪机枪连住哪庄、哪条街、哪条胡同及地形地物等有关情况都向我们报告清楚，并作好里应外合的准备，还通知他们暗号：晚卜睡觉时，脖子上围一条白毛巾。
天黑以后，内线关系的家属带回一份情报和随手画的一张地形图。情报说，伪机枪连这夜驻扎在丰城东南的北马店村一条两头有大门口的轿杆胡同里。
当夜，我和马景同志带着队伍出发了。我们踏着尚未化尽的积雪，昂首挺胸，精神百倍地大步走着。阵阵寒风吹在脸上，似刀割一样，可是我们心里却热乎乎的。对于一个革命战士来说，没有比去参加一次战斗更为痛快的事了。大约夜里十一点左右，我们到达北马店，悄悄地接近了轿杆胡同北头，透过夜色，隐约可见一个敌哨兵背着大枪，在胡同口大门底下缩着脖子站岗。按照事前研究的计划，我腋下挟着两捆连叶子秫秸，稀哩哩哗啦啦，大摇大摆地直奔胡同口。敌人哨兵听到响声，急忙喝道：“干啥的？”“老百姓！”我回答着，一面继续往前走。
“站住！上哪去？”
“你们烤火要的秫秸，往哪送？”我一边搭话，一边加快了脚步。那哨兵还没来得及说什么，我已来到他跟前。哨兵的枪还在肩膀上，冷不防就被我抓住了他的枪筒子，把枪夺了过来，同时我的匣枪对准了他的胸口。敌哨兵惊慌失措，正要叫喊，我低声而严肃地说：“我们是八路军！别咋呼，咋呼就打死你！”
那哨兵一听，吓得直打哆嗦，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连声地哀告“饶命！饶命！”我一把抓住他的衣领说：“饶命可以，你得说实话！”
“只要知道的，我，我什么都说！”
“那我问你，你们连部住在哪里？当兵的住在哪里？”
“连部在保公所，当兵的住学校大北屋。”我见哨兵说的与情报一致，知道敌人没有什么变动，就对哨兵说：“好吧！先委屈你一会儿。”我示意随之而来的分队长刘干清把他捆起来，放在一个隐蔽的地方。
这时，大家都已经上来。我跟马景同志碰了一下头，然后命令道：“按原计划行动！”于是，由县大队那个排负责对学校和保公所进行封锁；马景带一个班直插保公所伪连部，我带其余的同志向学校摸去。
学校大北屋里点着灯，虚掩着门。我用舌头舔破窗纸，见屋里的敌人有的已经睡下，有的躺着聊天。那三个并排躺在当门床上，吸着烟拉呱儿的，大概就是伪排长了。枪支都挂在墙上，看来三个内线是用了心的。我把屋里的情景看个一清二楚，便一脚踢开屋门，跃步跳到伪排长的床上，手握匣枪，喊了声“不许动”！武工队员们也都一拥二呼地进了屋，声如雷鸣似的吼喊着：“举起手来，缴枪不杀！”伪军官兵们被这突如其来的一着吓得晕头晕脑，直打战战。但有一个伪排长想到枕头底下摸枪，我上前一脚踩住他的手，喝道：“动就敲碎你的脑袋！”有几个伪兵想到墙上摘枪，一个脖子上围着白毛巾的“内线”厉声喝道：“老实点，小心狗命！”那几个伪兵立即缩回手来，两眼直眨巴。开始收枪了。从床上枕头底下搜出三支短枪，那三个内线班长一面跟我们一起收着挂在墙上的步枪，一面欢天喜地地说着话。这时，伪军官兵们才似乎明白了点什么。
我们很快押着俘虏出了学校，马景他们也押着伪连长张志刚及连副、司务长等从保公所出来。此时，胡同南头那个敌哨兵，还背着枪吊儿郎当地哼小调呢。一班长王成训贴着墙边摸过去，一个猛虎扑食就把他俘虏了。
这次战斗，一枪未发，俘虏敌人九十三名，缴获机枪、长短枪九十余支。我们都异常兴奋，连有的同志催促俘虏快走的严厉声调里，也带着几分喜声笑韵。
端掉伪机枪连的胜利消息一传开，抗日军民笑逐颜开，张景月和他的主子高坂宪兵总队长却大为震惊。这些人民的死敌自然还要策划新的阴谋，但是，他们能有什么高明的办法能够挽救其必然灭亡的命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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