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年仅16岁的我，从前王参加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寿光独立团，（不久改为三旅三团、清东独立团），由于杀敌勇敢，表现突出，当兵1年就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10月15日，日寇调集日、伪军7000余人，由第六混成旅团长潘井指挥，对清水泊地区进行了“铁壁合围”的大“扫荡”，因为是农历九月六日，所以老家人又称为“九六大扫荡”。
由于敌众我寡和指挥不当的原因，清河军区清东独立团遭受了极为严重的损失。将近1000人的团，损失超过一半。其中阵亡200多人，被俘30多人，有许多人因失掉联络而脱离部队，有些人悲观失望自行脱队，也有极少数人叛变投敌，还有一部分人突围到了友邻地区，清东独立团已名存亡。
当时，我在清东独立团团部任参谋，在寿光县大队帮助工作。大扫荡的第二天，我带着县大队的一部分同志，转移到了南洋头和北柴之间。董酉炳团长和陈毅斋副团长也各带着少数突围部队到了这里。我们汇合以后，一起研究了情况，决定派我带一个班到孙家庄一带，去寻找负伤的岳拙元政委和收容部队。
大扫荡后的头一个月，我们主要是收容部队，救护伤员，稳定群众情绪，之后，随着队伍逐渐扩大到八九十人（包括一区中队和三边中队），同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组织也恢复了联系。那个时候每天的工作无非就是消灭叛徒、特务，打击敌人嚣张气焰，阻止敌人建立伪政权，开展削弱和瓦解敌伪军工作。
我们到昌潍独立团去的交通线，主要是在宅科附近越过侯羊公路向东去。敌人沿路西侧挖了封锁沟，在宅科东面的封锁沟口上修了炮楼。炮楼上的敌人不断出来巡逻，阻得我们的交通，还常常跑到宅科要钱要物。我们掌握了敌人的行动规律，便埋伏在东宅科，给了出来巡逻的零星敌人狠狠的教训。
牛头镇是我们根据地工作基础最好的一个大村，是清水泊东北和西南地区联系的枢纽，敌人安上据点对我们妨碍极大。于是，我们便组织了一次攻打牛头镇据点的战斗。这一仗，我们攻进了敌人的院落，把敌人打得缩进炮楼里，还缴获了敌人抢劫的物资。虽然因为没有炸药没把炮楼炸开，但害了怕的他们从此再不敢轻易出动了。
叛徒对我们的破坏和威胁最大。哪里有叛徒，哪里的群众情绪就会受到影响，就会害怕同我们接近。担任过我军连长和参谋的马恩才（马秃）叛变后，带领着敌人袭击我们，搜捕我们隐蔽的人员和地方干部，还无耻地捎信给包括我在内的他所认识的人，要我们投降，还开出了诱人条件。有几个人被他拉过去了，如八区中队副指导员和敌人拉上关系后，勾结敌人来袭击我们，幸亏我及时发现敌情，队伍迅速转移，没有受到损失。
有一个排长投敌后做了很多坏事，我们设法把他捉住，在敌人据点附近将他枪毙，以寿光县政府名义写的处决叛徒的布告，张贴在牛头镇等地，以警示其他。特务到处探听我们的情况，捕杀我地方干部和党员，八区区长苏胜就是由于敌特告密，遭到敌人袭击被杀害了。所以我们最恨特务，只要抓到就把他们处死。
韩克辛书记对我们这种作法提出了不同意见，后来我们就根据情况区别对待，捉到一般地方人员都是教育释放。有一次从浊北出来抢粮的一个伪军副官被我们捉到了，经过教育后，我给他的营长写了一封信让他带回。在信中晓以民族大义，争取营长渐渐做到“身在曹营心在汉”。这个营长很快回了信，表示他不做死心踏地的汉奸，以后得机会会把枪口转向日寇。后来王道起义，这个营果真随着起义了。
我们寻找突围失散的同志，他们听到消息也主动来投奔我们。有天夜里，我们就集合了30多人，其中有九连指导员刘成吉。
怕敌人夜间来包围，我们于下半夜向东转移，拂晓前到了郝家柳杭，还没有来得及吃早饭，就发现东南方向来了敌人。这时的我们几十个人刚刚集合到一块，虽有武器，但子弹极少，且不知敌人有多少，不能和敌人硬打，我当机立断决定转移到北河附近。
在北河遇到了董酉炳团长，只有警卫员李培生一个人跟着他。我向他报告了情况。他说，昨天他们在清水泊西南地区又被敌人包围，突围时和陈副团长失掉联络，现在这里形势非常严峻，部队很难活动，他让我和刘成吉带着少数人留在这里，继续了解情况和收容部队，其余的人他带着到榆树园子一带。
黄昏时分，董团长带了约30人向东北方向去了。留下的包括我和刘成吉一共10人。
我们在杨家庄子、浊北和寇家坞一带活动了几天，不断地收容到失散的同志，队伍又扩大到了20多人。这段时间，经常有敌情警报，群众不敢住在村内，我们也只能在野外活动，吃不上饭，睡不好觉，随时都有遭到敌人袭击的危险，大部分同志均不愿继续在这里活动了。我和刘成吉商量后，决定由他带着大部分人到榆树园子一带去，选少数自愿留下的同志跟我留在这里。
跟着我留下的不到10人中，主要是团部侦察、通讯排的同志，有排长武春和、班长周玉昌、王治国及王同英等人。他们都很坚定，又富有单独活动的经验。大家都互相鼓动，只要上级不要求咱们走，咱们就在这里坚持到底。这里的群众基础好，又有地方党支部的领导，我们相信这块抗日根据地是垮不了的。
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热爱自己的子弟兵，对于英勇作战受伤的同志更是关怀备至。团政治处主任王林在寇家坞附近负伤，我们回头去寻找时，已被群众送到小清河以北去了。多数伤员都得到过寿光乡亲们的救护，有的自己不能走路，被群众抬着在野外不断转移，躲避敌人搜捕。五连指导员王平负伤不能走，北台头村支部书记和群众抬着他在野外转了好几天。
有的伤员被群众隐藏起来，群众把自己的被子拿给伤员盖，悄悄地送水送饭，用中草药治疗。我们找到伤员主要是给予精神上的安慰，鼓励他们依靠群众隐蔽养伤。能走远路的伤员就送到榆树园子一带去。有的同志伤势虽重，但却往往硬说是轻伤，坚持要跟着走。团参谋宋斐然负了重伤，他和刘焕之率领30余人（多数是伤员）坚持着继续行军。“大扫荡”之前，我带着200多元法币去慰问伤员，开始一人10元、5元，后来一人3元、2元，最后1元也没得发了。
对于那些阵亡的同志，只能就地掩埋。团部和四个主力连被敌人合围在寇家坞附近牺牲最大，仅在双王城，就有近200具尸体，其中大部分是指战员，也有民兵和群众。组织股长张湘和参谋耿先武等都牺牲在这里。
后来，我同寿光县委书记韩克辛、县长马巨涛等同志取得了联系。我们三人在寇家坞开会分析形势，研究以后怎么办？最后形成的意见是：不管情况多么严重，都一定要坚持下来，不仅要有秘密工作，也要有武装斗争。
马巨涛还提出，没有上级的领导和帮助不行，他要去找区党委和军区汇报情况，请求帮助，我们同意他去了。
我和韩克辛有时在一起，有时分开活动，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县委组织部长刘东海也常常和我俩在一起分析情况，研究斗争方案。
我们一直跟上级，主要是同昌潍独立团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不断向那里输送失散人员和伤员，报告情况，并从那里得到指示。
11月间，昌潍独立团赵寄舟带着一个排来到清水泊，向我们传达了区党委和军区指示。
赵寄舟告诉我，我的职务不仅仍然担任团部参谋，还要在这里协助寿光县委书记韩克辛领导对敌斗争，以后有人来接替时再回团部。不久，区党委和军区又派了相炜部长，来给我们分析抗战形势和策略。
大扫荡后，敌人主力撤走了，留下伪军一个旅（旅长王道）及原来就在我根据地周围的日伪军进行反复清剿。国民党投降派第十五旅早就同日伪军配合，不断地向我根据地进攻，此时趁火打劫更为疯狂，到处搜捕杀害我军人员和地方干部，勒索财物，每个村庄都深受其害。
敌人在我根据地内和周围安上了27个据点，根据地中心区的浊北、牛头镇等据点，各住有一个营以上的兵力。他们还霸占着侯镇至羊口的公路，在路侧挖了封锁沟，以切断我们同友邻地区的联系。就这样，敌人采取种残酷手段，妄图彻底消灭抗日武装，消灭共产党的抗日群众组织，改变清水泊抗日根据地的颜色。
敌人大肆烧杀抢掠之后，他们的重点转入到了强化治安阶段，在我根据地组织伪政权，建立所谓的“新秩序”。我们则采取了组织“两面政权”的方法与敌周旋，表面上按照敌人要求组织伪政权应付敌人，实际上在我们控制下做抗日工作，保护群众利益。
敌人要粮要钱就想尽一切方法拖着不送，有时不得不送时，我们就打假埋伏，派几个人在预定地点，等着送粮送钱的人来了，放几枪后把人带走。这些人回到村子后，再派人去向敌人报告，说送粮送钱的人被八路军抓去了。而有时敌人亲自出来催粮催钱，我们就真埋伏袭击。
对于敌人在边远区组织的伪政权，我们通过各种办法做争取工作，使他们不完全倾向敌人，谁要真为敌人效劳，就给以警告和打击。南河的伪政权起初拒绝同我们联系，有一天我和王南元突然出现在了他们村公所里，对所有在场的人进行教育和警告，之后南河伪政权再不敢拒绝我们，我们就利用他们办些实事。
依靠人民群众，利用“两面政权”的掩护，我们到处进行游击活动。敌人安了据点的村庄我们照样敢去住。记得住到牛头镇时，从窗户里望着敌人的炮楼，敌人有什么活动我们都一清二楚，而我们在哪里，敌人却不知道。
有一次，我带着18个人住在杨家庄 子，100多 个 敌 人 大 清 早 就 进 了村，我们在院内做好了战斗准备，意图待敌人进院就打他个措手不及，然后再寻机突围。然而，敌人在村内搜查，村干部千方百计应付，终于把敌人骗走了。我们一直在紧张地准备着战斗，没有谁还记得吃饭这件事，一听到敌人离开的消息，大家才觉得肚子饿了。一顿饭吃了50斤窝窝头和面饼，还喝了用几斤小米熬的汤，一顿吃了一天的饭。
还 有 一 次，我 们5个 人 到 寇 家坞，300多敌人突然来包围了村子，从早晨搜到下午。因为他们得到了“王参谋到了寇家坞”的准确情报，把所有群众都赶到广场上集合威吓，扬言“抓不到王参谋决不罢休”。最后，他们西南角的哨兵报告说，跑出去了一个人，跑得很快，追没追上，打没打到。群众中就有人说跑出去的人很像王参谋，只有王参谋才跑得飞快，这样敌人才收兵回营。其实，我们5个人仍全部在村里，而且王同英就和群众们混在一起，在广场上看了敌人的表演，还被敌人指派去遛了一阵儿马。
日伪军和十五旅都要消灭我们，这一点他们是一致的，但他们之间也有矛盾。王道旅是外来的，想在这里占块地盘，而十五旅是地头蛇，把寿光看作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不仅要消灭八路军和一切抗日组织，还想把王道挤走。
我便常常利用他们这种矛盾来开展工作，保护群众的利益。有了“两面政权”的村庄，王道旅的人来要粮，就说被十五旅抢走了，十五旅的人来要粮，就说被王道旅抢走了。有时我们见缝插针，在伪军和十五旅中间制造事端，强化他们的矛盾。有一次，我领着人冒充十五旅的部队袭击了驻王高的伪军，使王高的伪军与田柳的十五旅彼此越来越疑心加重。
1943年1月底，上级派马法冉（原解放军出版社社长，编者注）来接替了我的工作，我从此离开了清水泊。人虽走了，但心仍深深依恋着那里。
郭园据点是日军占领侯镇后，为了掠夺寿光的食盐而安设的一个盐警据点，它位于寿光东北部、寿潍两县交界处的一片盐碱滩上，方圆10公里以内没有村庄。驻侯镇的日军派了一个中队100多人在这里严防把守。
据点周围筑有两米多高的围墙，墙外有两米多深的壕沟，壕沟内终年积水，壕沟外设置数条铁丝网。大院四角各筑一座炮楼，昼夜设岗。全院仅有一个南门可以出入，并需通过吊桥，平时吊桥是悬起着的。院内养着一只经过了特殊训练的警犬，一旦有生人出现，即狂吠报警。
1943年11月，为配合根据地人民反“扫荡”，并解决人民群众和部队吃盐紧张的问题，清河军区首长决定由我清东独立团拔除这个据点。据点是个孤立院落，周围几十里都是一望无际的平坦碱地，无任何遮挡物可以利用，想强行拔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研究决定采用里应外合办法，由我和敌工干事许冠堂完成这一任务。
俺俩接受任务后，考虑到据点里的伪军基层头目和士兵都是本地人，经常与盐工和买盐商贩来往，许冠堂也是当地人，人地两熟，他提出由他先混到盐工中去，再想办法接近伪军，我经过慎重考虑后同意了他的想法。
次日清晨，许冠堂一身盐工打扮，穿过一座座盐坨，来到了郭园据点附近的盐工窝棚，由一名相识向工头请示推荐，得到应许后，他当上了“盐工”。
许冠堂自住进盐工窝棚后，每当伪军进入盐滩，他便仔细观察，细心揣摩，力求接近。有一天，一个被伪军称作班长的人，在盐坨附近转来转去，脸上一副哭相，许冠堂就主动过去和他搭话。
当在聊天中得知，这位班长叫陈义朋，老家是长清县，因挂念家中70多岁的母亲和妻子女儿，想开小差回家时，便决定争取他。在拉家常中，许冠堂谈了些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的道理，这位班长表示赞同，看火候已到，老许便亮出了身份。陈义朋听后，又惊又喜，双手握着许冠堂的手流着泪说：“许大哥，看在我一家老小的份上，救救我吧！”
许冠堂诚恳地对陈义朋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像你这样的穷苦人，怎么能帮着日本人打咱中国人呢？当伪军绝不是你的本意，我一定想办法帮你脱离虎口，送你回家。陈义朋听后十分高兴。
许冠堂又约陈义朋到僻静处，继续说：“我到这里来是想设法拔掉郭园据点，你帮我们一起完成任务，就送你回家。”陈义朋坚定地说：“你让我干什么尽管说，我保证不打折扣！”俩人确定每天下午4点至5点在盐工窝棚秘密碰头，交换情报，研究方案。
12月初的一天，许冠堂秘密返回团部，俺俩向团首长汇报了争取陈义朋的情况。首长很高兴，指示我俩迅速返回盐场，抓紧与陈义朋计议，尽快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智取郭园据点的战斗方案。
下午4点，我和许干事刚到盐工窝棚，陈义朋就到了。我们离开工棚，到几座偏僻的草垛之问商量了起来。
据陈义朋介绍说，郭园据点四合院内，北面屋子住着中队部和一个排，东西两面也有不少驻军，院子四角岗楼上昼夜有哨兵站岗，院内设有一个带班员，根据讲述，我当即绘制了一张据点平面图，陈义朋边看边点头。
经过反复商量，我们拟定了一个作战方案，利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由陈义朋安排内应，我们在外采取行动，进行奇袭智取，时间就确定在第四天夜间12时至2时。为防止意外，第四天中午，我们又与陈义朋联系确认了一下。
我和许干事速速赶回到团部，汇报了跟陈义朋商定的计划，得到批准，团长赵寄舟决定亲率第三连作战。
第四天下午，与陈义朋碰头联系的许冠堂回来报告说，情况没有任何变化。赵团长立即下达战斗命令：部队与内应联络上后，由我协助杨连长带一个排先冲进大院，直趋北屋，解决敌中队部；由孙指导员和副连长各带两个班分别解决东西两屋的敌人，其余两个班为预备队。
天一擦黑，部队就出发了，星光下数百米长的一串黑影，迎着冬夜寒风，慢慢向郭园据点移动。12点整，部队到达了预定地点，卧倒待命。我和杨连长匍匐行进到据点吊桥的出口处，不一会儿，大门内咳嗽了两声，传来了联络信号，我拍了两下巴掌回应。大门随即打开，吊桥也放了下来，陈义朋走了出来，我把他领到赵团长面前作了介绍。
几天来，陈义朋为我部拔除据点做了大量周密细致工作，他把自己管辖的两个士兵分别指派到据点东南角和西南角岗楼站岗，掩护我部行动。同时，把一大块用麻绳捆好的猪肉扔给大门口警犬，并示意它一会不要乱叫，一切都在按原来商定的计划进行着，可谓滴水不漏。
部队飞快地插入院内，冲进敌人中队部和各排宿舍，动作迅疾毫无动静。白色刺眼的手电光照射着敌人睡铺，“缴枪不杀！”伪军们一个个从睡梦中惊醒，有的筛糠打颤，有的眯眼不睁，呆若木鸡，毫无抵抗能力，蒙蒙眬眬中乖乖当了俘虏。西北角炮楼里的哨兵，打了一枪后，听到“不准打枪，缴枪不杀”的喊声后也放下了武器。
这次战斗，没费一枪一弹，全俘伪盐警一个中队100多人，不仅解决了我抗日军民的盐荒，还切断了日本鬼子的食盐供应，另外又缴枪80余支，是一里应外合作战的经典范例。
周（周村）张（张店）是胶济铁路西部的两大重镇，地处渤海区境内。1946年6月6日，德州战役后，山东军区指示决定发起周张战役。
周、张守敌全部由伪顽部队骨干组编，包括寿光县的保三师张景月部，共六千余人。其中，周村守敌两千多人，总指挥是国民党军少将刘宗彦。
7日午夜，我军对周村守敌发起攻击。8日下午，三分区司令员赵寄舟、政治委员李曼村，命令时任七旅作战股长的我到十五团一营帮助指挥夜间攻城。
黄昏时分，九师用炮火摧毁了守敌城防主要碉堡、火力点，炸开城门，率先攻入周村市区。
和往常不同，敌人没有进行连续反扑。我和一营营长宋复修判断，敌人没有组织凶猛反扑，很可能会准备突围逃窜。我当即派通讯员把这一重要情况向司令部报告，通讯员很快返回，要我速回司令部。回到司令部时，守敌果不其然已于拂晓前弃城逃跑，只见赵寄舟司令、李曼村政委正在与参谋人员分析敌情，讨论追击逃敌的路线。
我们经过激烈讨论，形成了最后的意见：章丘县张家林是敌人逃跑的必经之路，李曼村乘火车去龙山，带领打援部队十三团从龙山直插张家林，我带骑兵排跟随，赵寄舟则率十五团一营沿铁路以南追击逃敌。
火车到达龙山车站时，已是9日上午8点多，大家不顾疲劳，赶到十三团团部。
早饭后，十三团官兵根据李曼村政委的命令，顶着骄阳，披着伪装，沿着乡间阡陌小路急促前进，这时传来报告，张家林村以东二三里处发现敌人。李政委指着村中的一个小土楼对我说：“ 我到小土楼上观察情况，你带骑兵排到村东阻击敌人。”说完，他带着警卫员就上了小土楼。
我指挥着大家匆匆拴好战马，跑步赶到村东，过了一座小桥，在一条小河的岸边隐蔽待敌。不一会，溃敌先头部队就来到了小河岸边五六百米处。我指挥骑兵排开始射击，骑兵排装备是马枪和驳克枪，射程都很短，对逃敌威胁不大。好在敌人已成惊弓之鸟，听到枪声就胆颤心惊，大队人马丢盔卸甲扭头向西北方向奔跑，企图绕过张家林村西逃，恰好被我军拦截。
逃敌四面受击，惊慌失措，东奔西逃，乱作一团，建制被完全打乱，失去了有效抵抗。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敌人在一片“缴枪不杀”的喊声中举手投降。黄昏时分，战斗结束，共俘敌一千二百余人。
周张战役历时5天，共毙伤敌伪1900余人，俘获5000余人，包括国民党军少将总指挥刘宗彦。周张战役，共缴获轻机枪210挺，步枪3000余支，子弹11万发。使国民党收编的日伪军主力再次受到毁灭性打击，使渤海、鲁中两大战区连成了一片，为巩固山东解放区做出了重大贡献。
如果说德州战役，为山东解放战争的全面展开拉开了序幕，那么周张战役，则为改变战略态势，争取战略主动，击退国民党大规模进犯做了最好铺垫。
周张战役全面胜利后，我先后担任了寿光独立营长、第十五团参谋主任。1947年第十五团编为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第五十团，我担任了团副参谋长。1948年第五十团与华东野战军警卫团一部合编为警卫团，我率该团一部保护陈毅司令员到中原军区，编入中原军区警卫团（后为第二野战军警卫团），任参谋长，参加了睢杞、淮海、渡江等战役。
二野向大西南进军到达重庆后，我又担任了西南军区警卫团副团长。1951年，我到南京军事学院基本系学习，1954年毕业，被评为优等生，选为研究生继续学习，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的极少数研究生之一，更是唯一一个刘伯承元帅亲自颁奖的优等生。
1958年完成学术论文后，我留校任军事教员。1960年进京，任总参作战部战役训练处副处长。1966年任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1973年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1984年任总参装备部顾问，1988年离休。
战争年代，岳拙园到独立团当政委后，每每作战间隙，他就让我跟着他学围棋，一开始没有棋子和棋盘，就以黄豆和黑豆为棋子，用一张纸画个棋盘下着玩，慢慢地就学会了。
离休后的这么多年间，我仍以一个持枪打仗的战士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敢怠慢，现在已过九十，我仍然坚持每周游泳500米，爬山一次，天天骑自行车锻炼，论车技，很多年轻人我还不服呢！
“静对纹枰寻乐趣，动练风骨傲风寒！”这是我75岁时写的两句诗词。作为解放军队围棋选手，我“南征北战”到处比赛，夺得过很多次全国全军冠军，既为军人、为部队争了光，自己又锻炼了心智身体，结交了很多朋友。
孩子们大多在国外工作，我和老伴在北京生活幸福，心情愉悦，耳不聋眼不花，身体倍棒，永远都是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
（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