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寿光县建党工作和早期活动
张玉山同志是寿光县六区即现在的台头公社张家庄人，一九一六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在师范上学期间，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目睹反动政府、封建军阀、豪绅地主的残酷统治和压迫剥削给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同时，看到山东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列主义，纷纷走向革命。这时张玉山同志也开始向往革命。一九二一年他因患肺结核病，辍学在济南治疗了一段时间，一九二二年回家休养。一九二三年他聘请王云生同志到张家庄教学，二入学习了他从济南带回的《共产主义国际》等书籍，更进一步认识了光明伟大的共产主义。一九二四年四月，张玉山赴青岛经邓恩铭、延伯真介绍与王云生一块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八月他二人一起转为共产党员，随即与广饶县的延安吉组成了寿广支部，张玉山任支部书记。主云生协助张玉山以张家庄为基地，开展党的工作。在张家庄首先改革了旧私塾，办起了新学堂。同时办了平民夜校，女子学校，组织了抗粮社、互助会等。利用各种场合和群众组织，宣传马列主义，进行革命教育，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为发展党团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张玉山先后发展了褚方珍、李铁梅、张用之等人入党。由于寿光、广饶两县都发展了一批党员，根据上级党委指示，寿广支部分立，在张家庄建立了寿光县党支部，张玉山任支部书记。他把王云生同志派到南台头村去教学，协助褚方珍同志在南台头村建立党团小组，并在附近的北台头、孙家庄子建立起党的小组。
一九二五年，张玉山去崔家庄双凤学校义务教学，借以开展党的工作。他和李铁梅等同志，在崔家庄农民中和双凤学校的师生中发展党团员，建立组织。发展了李灼亭、李汾水、李廷椿入党。同时在学生中发展了一批团员。这些学生毕业后分散在周围村庄，对开展党团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张文通同志就是在双凤高小上学时参加的共青团，二五年冬毕业后回到张家屯，同张俞之、张胜符等同志建立了张家屯党组织。以后这个小组在洱东一带开展了建党工作。
一九二六年春，张玉山同志去王高凤鸣小学寄居养病（学校停课未开学），他和李铁梅等同志经常活动在王高、崔家庄一带。是年由张玉山等同志负责在崔家庄一个大庙里召开了一次党员大会。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王高、崔家庄、张家庄的同志，还有其他村庄的部分党员，共有二十余人。张玉山同志讲当时国内形势，讲共产党的性质和党的纪律。当时同志们情绪很高，认为讲得很新鲜，很适合大家要求。因此，有人把这次会议叫做党员训练班。
张玉山、王云生等同志经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和一九二六两年多的工作，教育和培养了一批党团员骨干分子，在张家庄、南台头、北台头、孙家庄子、崔家庄、王高、罗庄、范家等六十多个村庄建立了党团的基层组织，党团员发展到三百多人。一九二六年八月，由张玉山同志负责。在张家庄召开了党的骨干分子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共寿光县委。张玉山同志被选为县委书记。与会人员为县委委员。从此在县委的领导下，寿光县党的工作出现了一个新局面。
寿光县党的领导人张玉山同志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五日）病故。从此，我们寿光党组织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战士和我们永别了．
一九二八年春，在崔家庄双凤高小召开了全县党员代表大会。出席会议代表三十余人，选出了新的县委。县委书记由王云生担任，张子明为组织委员，张文通为宣传委员，王永周、李汉卿（李文）为委员。
自一九二八年始，白色恐怖日趋严重，国民党反动武装经常下乡搜捕共产党人。使我们的党组织不断遭受破坏。一九三二年秋，由于原在广饶团县委负责的任玉书被捕，解到济南受审时，供出了寿光县的王云生、李汉卿、马香圃、张子明等人，这时王永周同志在济南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发电报告诉： “有要事相商，火速来济”。他们四人接到电报后都跑了，只有张子明跑出去又回家，就被捕了。一九三三年春由于叛徒出卖，王云生、李汉卿等同志在济南被捕。这年秋天，我县又遭到了国民党的大破坏。据说这次破坏是因为省委内部出了叛徒，当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投敌，出卖了省委，出卖了全省各县的党组织。在这次大破坏中，我县杨化村、马保三、褚方珍、褚方塘、褚方玉等大批党的骨干分子被捕，有的逃往外地，造成寿光无县委达两年多的时间。我们寿光县党的基层组织，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有些坚强的支部，如崔家庄党支部，在与上级党断了联系的情况下，对党无限忠诚，独立作战，坚持工作，而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无所畏惧，斗争不懈。
直到一九三六年初，陈少卿同志去济南通过王文轩同志才与省委取上了联系，省委决定重建寿光县委。根据省委指示，由陈少卿、陈梅五、陈耀三组成了寿光县党的工作委员会，简称县工委，陈少卿同志任书记。这年的下半年成立了中共寿光县委，陈少卿任书记，组织委员陈耀三（李杰），宣传委员陈梅五（陈纪明），县委交通由王登瀛担任。从县工委到县委和省委保持着联系，经常向省委汇报工作，接受省委指示，开展党的工作。对下边，与基层支部取得联系，恢复和整顿支部工作。 “七·七”事变以后，我们寿光县委根据上级党委指示，动员全党领导广大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对日寇进行武装斗争。
二、党团基层组织的分布
我们寿光县党的基层组织，是从一九二四年由张玉山、王云生等同志在张家庄开始建立的。就在这一年很快发展到南台头、北台头、王高等村庄。那时在大革命胜利形势的推动和影响下，党的发展是很快的。到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大革命的胜利形势遭到了破坏，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嚣张一时的反共气焰，给我们党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但久经锻炼的寿光党组织，在党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及时克服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所造成的影响，以不怕牺牲，顽强不屈的革命精神，推动党在农村的工作继续胜利前进。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我们党的基层组织在寿光北部地区，已较普遍地建立起来了。按当时的区划，全县十个区，每区都有党的支部，其分布状况是：六、七、八、九、十等五个区较多；一、四、五等三个区较少；二、三两个区最少。
从我县党团基层组织的分布情况看，北部的六、七、八、九、十等五个区的大部，党团基层组织由点线连成一片，形成一股强大的革命势力，是党的活动的大本营。而在县城附近和南部地区则是点线状态，成了插入敌人心脏的锋利尖刀。在这里值得特别提及的是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活跃在县城内的中学支部，发挥了很大的战斗堡垒作用。
中共寿光中学支部，简称寿中支部，是一九三九年县委责成褚景塘同志负责建立起来的，直属县委领导，和县委直接发生关系。这个支部最早的支部书记是褚景塘同志，是由县委指定的。褚景塘同志在一九三一年毕业后，由陈耀三任支部书记，王梅亭、赵传真、桑芳国等同志为支部委员。这个支部的主要活动、是发展组织，宣传十月革命和进步思想，把思想比较进步。的同学组织到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里来，领导学生反对学校当局法西斯式的统治，任意开除进步学生，不民主，经济不公开等反动行径。曾几次发动学潮，赶走了专横无理的校长。学校曾一度由学生会领导；有几次分头到校外散发传单，并把传单撒在国民党县党部内和县衙门里，引起国民党的极度恐慌。这个支部自建立以来，就领导广大群众同国民党学校当局不断地进行斗争，因而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知识分子当中进行发展党团的工作，也收到了良好效果。例如在国民党统治力量较强的地区桑家庄、东方等村党支部的建立，就是由寿中支部的党员回村发展的。
三、党的活动情况
（一）在建党初期，首先在群众当中大力开展宣传鼓动工作。那时的宣传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除了利用学校对知识分子进行争取教育外，同时还采取办平民夜校、女子学校等方式，对贫苦农民子弟灌输革命思想。平民夜校主要吸收贫雇农子弟入学，教他们学文化学政治。在旧社会里，穷人的孩子是上不起学，读不上书的，他们都成了目不识丁的文盲。那些痛苦的经历，使穷人都切身体验到没有文化的滋味。所以在那时我们办起平民夜校、女子学校，使穷人家的孩子不花学费，不耽误劳动就能读书识字，深受穷人们的欢迎，参加这种学校的学生，是非常踊跃的：张玉山同志曾亲自对学生讲政治课，他讲地主所有土地、房屋和钱财，都是剥削咱们穷人得到的，地主是靠剥削穷人发财致富的，将来我们一定要把地主那些土地没收过来分给穷人。当时，所有听他讲演的人，都深受启发和鼓舞，异口同声地说，咱们就是盼的这一天。张玉山同志对穷苦的兄弟姐妹们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向他们讲革命故事。有一次他介绍老革命家彭湃同志和自己的地主家庭作斗争的故事，大家听了很受感动。群众都愿意听他讲革命故事，听后印象非常深刻，有些至今不忘。
（二）一九二六年中共寿光县委建立以后，当时提出的中心任务是：组织群众，发动武装，准备举行暴动，夺取政权。要实现这一伟大而艰巨的目标，必须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这就需要有坚强的领导力量。为此，党组织根据省委指示，先后派送优秀党员和领导骨干到中央去培训。一九二五年派王云生去广州参加我们党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一九三六年派褚方珍同志去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学习，同时派李灼亭去武汉黄埔军官分校学习。那个时候，我们党是很穷的，活动经费没有来源，就连写标语、印传单的买纸钱都不好解决，至于送他们去广州、武汉学习的路费更成了大问题。别无办法，只好从我们同志中间想办法，要求大家动手，千方百计凑点钱来解决。结果给他们去参加学习的每人凑了二十块现大洋。
’ （三）一九二六年冬天，也就是在县委建立以后，县委的同志和一部分积极分子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到崔家庄双凤小学集合，讨论如何组织暴动的问题。同志们一时想不出好办法来，随后大家的思想集中在搞枪、搞武装的问题上。认为没有枪不能组织暴动，必须发动党员从各方面找关系，解决枪的问题。后来通过李文轩（后自首）费了许多周折，搞到一支手枪，这支枪在当时成了县委的宝贵财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以后又搞了几次末搞成，所以武器问题很长时间没有得到解决。
（四）一九二八年县委决定由王云生、王永周同志负责在王高成立民团，，准备作为将来组织暴动的后备力量，但对外的公开口号是“成立民团，保家卫乡”。因当时正是各地土匪活动猖獗，对中产以上的人家威胁很大，所以提出“保家卫乡”的口号，社会上中上层人士是很容易接受的。当时考虑，我们的同志不便出面，于是商定推举王高村的一个开明绅士王端文为团长，由王云生和王永周帮他出主意，由他出面执行。例如训练经费的筹集，收集土枪土炮，收购土药，选拔壮丁等都是由我们事先做出计划，由王端文出面召集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当时提出的要求是在青纱帐起来以前，把民团组织起来，站岗放哨，防匪保家。这一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很快选拔了三百多名青年，加以训练，站岗放哨，很象是保家自卫的样子，得到了全村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当时我们没有发动暴动的条件，因此，始终没有暴露意图。
（五）反封建、反迷信的斗争。一九二五年张玉山带领褚方塘等同志，搞了一个扒庙扒神运动，首先把凤凰台大庙里的神像毁掉。这个庙的规模很大，影响也很远，每年有香火大会，周围几十里的群众都来赶会烧香。这次把神扒了，烧香的人也不来了，我们利用这个庙宇的房子，办起了一个相当规模的高等小学。紧接着把张家庄、北台头等村的大庙里的神像都扒了。这次大规模的扒庙扒神破除迷信的宣传运动，对广大群众的思想解放，起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地区，受封建毒害最深的是妇女。党组织及时提出了反对重男轻女，男尊女卑，反对虐待妇女，并提出男女平等，解放妇女等主张。同时发动妇女放足、剪发、不戴耳环等。这些活动对封建势力的震动很大，深受广大劳动妇女的拥护。
（六）与耶苏教传教士的斗争。洋奴传教士王锦堂，在神学院毕业后回到他的家乡李王庄，开着西药房，四出传教，极为活跃。他这种欺骗群众，麻醉群众的活动，影响着我们党在群众中开展工作。张玉山同志便带领同志们和这个洋奴传教士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每逢他在一个地方传教，我们的同志就和他进行辩论，揭穿他欺骗群众的鬼话，当场弄得他理屈词穷，张口结舌。经过一段斗争，这个传教士的活动大大收敛了。耶苏教在我们这个地区很少有人信它。
（七）在王高村枪打税狗子。一九二八年春，从省里下来的反动税官蔡子梅到了寿光县敲诈勒索，盘剥人民。他派刘文田到王高催捐逼税，群众极为愤恨，但敢怒而不敢言，背后都骂他是税狗子。县委得悉此情况后，开会研究决定，干掉税狗，为民除害。并作了具体分工和严密部署，利用晚上将吸吮人民骨髓的税狗子刘文田打死在王高“汇通网庄”。群众听说税狗子被打死，都奔走相告，拍手称快。
（八）一九三二年迎接博兴暴动的准备工作。在这年秋，博兴暴动发动之前，广饶县委派交通和寿光县委联系，告诉我们，博兴暴动已经准备好了。上级党委指示，博兴暴动起来之后，广饶县起来响应发起暴动，在广饶县暴动起来之后，寿光县紧跟着起来响应发动暴动。我们县委遵照这个决定，进行了一些准备工作。第一步先在党的骨干分子当中作了研究，分别调查国民党在巨淀湖周围的驻军情况_与驻军中的内线联系，准备暴动一起来先夺取这里的武装。第二步的打算是，在暴动起来拿到武器以后，以洹淀湖为依托，与博兴、广饶配合起来，按照上级党的指示，采取统一行动。在准备期间，我们单听广饶县的行动信号。后因博兴暴动遭到破坏，在短短几天内就失败了，广饶县也没有发动，因此我们也就未再行动。
（九）特记几件事情：
1、张家庄是张玉山同志的故乡，也是我们寿光县党组织的发源地。张玉山同志首先在这里打下了发展党组织的基础，紧接着党的组织迅速地向四围扩大，当时张家庄成了寿光县党组织活动的核心地区。正因为这样，也就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后来敌人派了一个排的兵力，长期驻防在张家庄达两年之久。敌人进驻张家庄的企图是暗地侦察我党的活动情况，由于该村群众多方保护，使敌人的破坏阴谋没有得逞。一九三二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进行大逮捕，就是原来曾驻防在张家庄的这个排，由排长徐龙海带领，突然闯进张家庄，逮捕了张子明：后又逮捕了张用之同志。
2、张家庄的张书忱那时是我们党的同情者、支持者，对我们党的工作帮助很大。当时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可是他和张玉山同志的感情格外好。张玉山同志需要他帮助干的事情，他都是舍身出力地去干，不打折扣。张书忱家有两间北屋很僻静，成了我们党活动的场所和联络站，外省外县的同志来了差不多都是住在他的家里，他家成了名符其实的“招待所”。开始外来的同志多是在他家里吃饭，时间长了，次数多了，自己做饭办不到了，便到村里找了一家姓黄的饭店，由饭店供应外来的客人吃饭。来的同志办完事情就走，至于饭钱由饭店记在张书忱的帐上，到了结帐的时候，向张书忱同志要钱。张书忱欠帐多了，只好卖地卖园子来偿还饭店的帐目。尤其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时期，有钱的人不敢接近我们，而张书忱却不避艰险，慨解义囊，对我们党大力协助，坚持不懈，这真是难能可贵的高尚品质，所以同志们称他为党外布尔什维克。到一九四六年，张书忱同志终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四、关于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概况
我们寿光县一九二四年就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当时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少共”，代号CY(党的代号是CP)。一九二七年春建立了团寿光县委，领导全县团的组织。它的基层组织，在农村和学校有团支部或团小组，通过支部、小组领导团员过组织生活。当时发展团员的要求，和发展党员的要求是一样的，所有党组织在发展党的工作中，凡年龄不满十八岁的对象，教育成熟后，先介绍他入团，编入团的小组过组织生活。由团员转党不再履行任何手续。年满十八岁，由团组织介绍到党组织，编入党的小组，过党的组织生活就行了。在当时决定一个同志入团还是入党，除政治条件外，主要是从年龄上划分。凡年龄不满十八岁的男女青年，经教育成熟并审查合格即发展为团员。十八岁以上的人，经教育成熟后，直接发展成党员。当时党员入党的后补期为三个月、半年或一年不等，个别的没有后补期。至于青年入团，我记得没有后补期的规定。一九三五年党中央决定取消团组织（还有一个说法是一九三六年取消的），当时的团员都并入党组织成了党员。原来的团组织用“民先”的组织来代替它，但其性质变成了群众性的党的外围组织。
我们寿光县于一九二七年春建立团县委，第一任团县委书记是马香圃同志，以后褚方塘同志也担任过团县委书记，一九三二年是陈少卿同志任团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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