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八路军送鸡毛信
小时候，我们家很穷，和现在的生活根本没法相比，全家人只有一亩六分薄地，都是洼地，只要一下雨就得淹，年年没有多少收入，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家人全靠给地主干活挣点口粮吃，为了干重活有力气，大人一天三顿饭，小孩一天两顿饭。我从13岁开始，就给地主担水和煤泥，喂驴，真是不容易。
为了翻身过上好日子，我从十七八岁开始就偷偷给八路军送情报。那时候，临沂县城里有个给日本鬼子当翻译官的，叫主柏杨，是我们的地下党员，敌人要来扫荡时，他就派人来送情报，先是送到我们的乡公所，然后我在乡公所把情报拿到手后，再由我送到八路军的鲁南军区去。如果信内容很重要的，信封上都粘有一根鸡毛，这就是鸡毛信，只要接到这样的信，就得及时把信送到部队首长手里。
有一天下午，我接到了一封从临沂送来的鸡毛信，知道它的重要性，赶紧拿着去找部队。等我赶到部队驻扎的长城区西哨村时，部队已经转移了，那时候，部队是经常换地方的，我猜可能到宋庄去了，可赶到那里后也没有，这时，天黑了，我就又开始找。根据经验我知道，部队就在这一带活动走不远，最后我跑了40多里地找了好几村子，终于找到了部队，把信安全地送到了鲁南军区司令员手中。当时司令员还表扬了我，说我胆子可真够大。我当时就回答说，我比我哥胆子还不行，他胆子才叫大呢，他都敢跑到日本鬼子的汽车上抢机枪！
哥哥抢日本鬼子机枪的故事
我哥叫刘怀远，他是1939年春天参军的，当时他参加了义和乡独立中队，给大队长当警卫兵。有一次，日本鬼子来扫荡，我们的部队都撤到附近庄稼地里去了，鬼子从汽车跳下来，下了公路向两边搜索时，架在车顶上的机枪没有拿，我哥哥就悄悄地摸了上去，爬上了汽车，可鬼子的机枪绑在了上面，我哥用力拿也没有拿下来，鬼子发现了就向我哥打枪并追上来，没办法，我哥只好跳下了车跑了。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是1941年5月，日本鬼子又来扫荡了。那时候的公路不像现在的公路，那时候的公路都是用土堆起来的，路基要比地面高出许多，鬼子一下了公路就向前走去，我哥一看机会来了，跟上次一样，他又悄悄得爬上了汽车。上次没有把机枪搞到手，这次怎么着也得把它弄下来。也不知道鬼子的机枪是怎么绑在车顶上面的，总之，我哥还是没办法把枪拿下来，他正准备跳下车，去找个东西弄机枪时，鬼子又向他开枪了。这次，他跑了没多远，就被鬼子的子弹打中壮烈牺牲了。
我哥牺牲时，我和我父亲都还不知道。我哥的遗体埋在了我家的那块薄地里，因为别人的地不让埋。埋葬我哥那天，我父亲正巧路过那里。他一看很奇怪，说，这是谁死了啊，干嘛埋在我们家地里啊，赶过去一看，才知是我哥，这眼泪啊就别提了。
当时，我父亲也在部队上，刚执行完任务回来，领导让他回家一趟，他在回家的路上，路过我们家的那块地。
父亲策反敌伪警长遇杀害
我哥哥是1939年春天当的兵，我父亲也在同一年的秋天当的兵，都在同一个部队上，那时候部队还叫义和乡独立中队，后来独立中队升格为县沂河支队。
我父亲胆子也很大，他在部队的任务主要是侦察，经常化装深入敌占区打探情报，策反敌人。我们这地方那个时候叫义和乡，就在我们北边有个叫窑北头的地方，有个比较大的煤矿，叫窑北头煤矿，那里有许多劳苦人们在出苦力，当时那里出煤，是个很重要的地方，鬼子还专门设了个警察所。我父亲为了侦察那里的情况，策反敌人，就化装成劳工混进了窑里。有个警长，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发现我父亲很面生，就过去盘问他是哪里的，我父亲趁他不备，突然掏出盒子枪来顶在了他的脑门上，并下了那个警长的枪，告诉他自己是八路军，希望能与他合作。那个警长吓出了一身冷汗，表示愿意跟我父亲合作。我父亲为了表示诚意，把警长手枪里的子弹退出来后，手枪又还给了他。
我在哥哥和父亲和影响下，也于1941年2月参了军，成为独立中队的一名战士。就在我哥哥牺牲的第二年五六月份，我父亲也牺牲了。我父亲牺牲那天，我们爷俩还在部队一起吃的早晨饭，饭后，我父亲跟我说，他执行任务去了，从前就没有回来。他是被那警长打死的。我父亲那天早晨就去了警长那里谈事，谁知，刚一进门就被那个警长开枪打死了。听说，当时死的很壮烈，肠子都被打出来了，我父亲自己又把它塞了进去，可也无济于事了。当时窑上有我们本村一个人，第二天，是他跑到部队报的信。
当时我们部队在朗公寺驻扎，队长李怀源（音）派通迅员来叫我，让我回家一趟，还让我去管理员那里要钱买两斤糖带回家。我纳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好跟着我们本村的那个人回了家。我父亲的遗体没有抬回家埋葬，直接担到陈武庄村埋了，当时我订了婚，媳妇肖慎就是那个村的，我父亲就埋在了她家的地里。就这样，为革命，连着两年，我失去了两个亲人。
第三天，我就返回了部队，心里想报仇血恨啊。后来一打听，那位警长打死我父亲后，也不敢在那呆了，当天就逃到了临沂城，想他也没有好下场。
聂家官庄村突围战
我当兵不久，就被调到机枪班扛机枪。我记得第一次打鬼子没有成功，那是在册山附近打的。当时，从河东郑旺来了一伙维持会（伪军）和鬼子兵，有一二百人，我们要打伏击的。我隐蔽在一个坟子后面，把捷克式机枪架好，当鬼子走近时，“打！”连长一声令下，我就向鬼子开了火。可刚打了不到一梭子，机枪突然炸蹦了梭子，遇到坏子弹了，我们就这一挺机枪，机枪一不响，火力弱下来，鬼子趁机向我打了一炮，炮弹落在坟子边，炸起的土坷垃把我的头都打起了包。连长赶紧领着我们撤了下来。
我印象最深的是聂家官庄村突围战。当时的鲁南第三军分区要从滨海地区敌人大扫荡的包围圈中跳出来，转移到西面来，为了首长们的安全，我们前去接应并护送。当撤到苍山县长城区聂家官庄村时部队住下了，因为过了公路就到达安全区了。但由于特务告密，夜里，敌人包围了村庄。我们依靠村子的墙和房屋当掩护，打退了鬼子的多次进攻，打死了10多个鬼子兵。
战斗进行了一天。我们除了早晨喝了一点清汤水外，一点东西也没的吃。有个伪军从战壕里高举着热乎乎的油饼馋我们，说，只要投降了就可以吃到，气焰很是嚣张。“八路军没有投降的！”我拿起枪，瞄准了，狠狠地给了他一枪，把他打倒了。这一枪也使其他伪军不敢再张狂了。
鬼子又攻了几次，眼看攻不下来，他们就喊着，再不投降就放毒气了。果不然，就见鬼子打来两颗毒气弹。当时我看的很清楚，毒气弹落地后，冒出一股清烟，那个味我闻到了，很香，有点葱花味。司令员赶紧下令，让大家用尿或者用水，把手巾弄湿了，捂鼻子上。哪来的尿啊，打了一天饭没的吃，水也没的喝啊。好歹在一个院里找到了一缸泡过高梁的脏水。白毛巾放进去再拿出来，就变成黑的了。可顾不了这么多了，赶紧捂鼻子和嘴上。
也算我们命大，正巧天上刮起了东风，鬼子也怕死啊，守在西边的鬼子闪开了，露出一个缺口。我们趁机冲了出去。我们机枪班断后。
赤脚行军打仗，脚上磨出“寨丁子”扛不动机枪
因为家里穷，当兵后我一直很少穿鞋，有次发了双拥军鞋，一夜急行军走了110多里路，鞋都被穿坏了。后来，我干脆赤脚行军。
调到机枪班扛枪后，机枪有18斤重，再加上背包和弹药，就有20多斤沉，每天负重行走，渐渐地，我的左脚上磨出厚茧并结了两个“寨丁子”，走起路来，疼死我了。可是鬼子一来扫荡，还得咬牙扛着机枪一瘸一拐的赶路。领导发现后，看我实在是扛不动机枪了，就找人把我换了下来，并安排我到部队的医院住了院。医生说，得动手术，可没有麻药和手术刀。让我先等着。在医院里，一等就是一个多月。
我实在等不急了，只好自己想办法，把一个破钟表上的指针条弄下来，磨得锋快，快的能刮胡子，让医生用这个给我做手术。医生说没有麻药啊，我说，那总比让鬼子抓去喂狗强。医生只好用这个给我做了手术。当时也没有感到多疼，简单包了包，穿上鞋后，鞋里很快就渗满了血。
1943年，司令员让参谋长去抗大学习，顺路去医院通知伤兵归队，准备对日本鬼子反攻，可能是考虑到我因战争失去两位亲人了，就把我安排到了当时的鲁南军第三军分区后勤鞋厂工作。同年我的家属肖慎也参加了八路军，我们一同在鞋厂工作。期间，我先后担任过班长、副排长、排长。
1948年8月，我被调到了八路军山东军区被服局担任保管员。1948年担任华东军区驻济南办事处仓库保管员。1952年1月，调到华东军区后勤部干部学习大队三大队学习，后来因糖尿病和战争中留下的后遗症（1942年4月，在原山东省苍山县长城区聂家官庄战斗中被日军所放的毒气弹所伤导致）调到华东军区后勤部干部处治病。1955年1月，我和老伴一起从华东军区后勤部干部学习大队转业回家，在苍山县神山镇后杨官庄村务农至今。
讲述：刘志远 文字整理：临沂在线记者 松 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