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不战而退．不久，日寇占领了胶济铁路沿线附近的县城，大好河山沦陷敌手，在这即将亡国之时，青年学生被迫停课辍学，纷纷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春节后，我与从莱阳乡师辍学回家的学生王兆吉一起办起了学校．一面自学深造，一面进行抗日宣传活动．这一时期，日军虽抢掠过寿光县城，但很快就东窜昌潍，未顾及乡下，所以我们学校上课还比较正常，我们在校门口编写了“共御外侮寄壮志，穷乡僻壤育良才”的对联，以表达当时的思想感情。
1938年6月，老共产党员刘逢源同我们建立了联系．～天下午，我正在地里干农活，孟家庄小学的两个学生通知我和王兆吉晚上到孟家庄有事商议．晚饭后，我们俩人一起到盂家庄．郭介等人先已到达，随后来了个身穿蓝布衫，个子不高，但很精神的青年人，经介绍才知是左希贤．另外我熟悉的有刘逢源、纪多艺、纪作新、孟兆风、韩法孔等10人，会议由郭介主持，主要研究了迎接八支队、扩大我军影响、开展地方抗日工作等问题。那次会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左希贤，开始听说他是国民党的五区区长，心里直犯嘀咕．后来听了同志们介绍才知道他原是铁路中学的高中学生，不但热心抗战，而且拥护国共合作，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深表不满，是一个思想进步的有志之士，当会议开到深夜，大家肚子有些饿了，有的同志开玩笑说：“咱们这一帮，唯有区长大人有钱，现在应该过共产主义生活，有饭同吃啦！……”他立即拿出一元钱，去买来几斤点心，大家边吃边谈，会议一直开到接近天亮．此后，我从与左希贤的多次接触中，深深感到他的确是一个精明强干、年轻有为、办事认真的好同志。八支队过来后，我们到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并开展了协助筹集军鞋、粮款等活动。
八支队过胶济铁路前，在长山县蒙家庄对日军作战中，副总指挥韩明柱和十三大队大队长孙士良（孙韩臣）壮烈牺牲．孙士良是丰城埠西人，家有老母、爱妻和一个吃奶的小孩，生活贫困．我们得知孙士良牺牲的噩耗，即在板桥集会，开展追悼活动，发起募捐．我们在募捐启事中写道：“七七’事变，日寇大举侵华，国难当头，忧患未己，亡国之痛，迫在眉睫，我八路军健儿，守土抗战，转战南北，六天务一役顿挫敌焰，激战竞日，日冠丧胆，我十三大队长身先士卒，奋勇杀敌，壮烈殉国．士良家有高堂老母，无人奉养，怀中孤儿，嗷嗷待哺．为激励抗战将士，慰勉烈士英灵，我等同仁，首倡捐募，望各界志士慨解义囊，勇跃捐助，以救燃眉，而恤孤寡。”不几天，我们募捐到一大笔钱送到了孙士良家中。
1938年6月，寿光五区建立区委，刘逢源任书记。
1939年9月，寿光五区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左希贤毅然脱离国民党，担任了五区抗日民主政府区长．阳河乡乡长赵治安和三溪乡乡长史世太都是共产党员，几处乡公所实际上已成了我们的办事机构。
1939年冬，随着我党我军影响的不断扩大和地方工作的进一步开展，益寿临广四边根据地已初具规模，抗日群众团体也相继建立，为了更广泛地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我党开始组建益寿临广四边办事处．第一任办事处主任是杜振东．不久又组建了益北行署，主任由四边大队长李有典兼任，史锡三任副主任。
1940年春节后的一天下午，左希贤与纪作秋、张怀义三人去五区东部活动。当他们三人从八户庄出发向东走到一片墓地时，不料被事先隐蔽在哪里的国民党督导团王洪道部逮捕，当即将他们活埋在唐家庄东边的大湾里．左希贤等人的不幸牺牲，使五区东部工作受到很大损失。这一事件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更加坚定了我们独立自主抗战的决心．
左希贤牺牲后，赵治安任五区区长．1941年后，五区抗日斗争形势日趋紧张．1942年，崔良亭策划五区区委组织委员刘松涛叛变．自此，他们狼狈为奸，搜捕地下党员和干部，摧毁我地下组织，致使四边党的工作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在那敌伪据点密布、碉堡林立、封锁沟纵横的形势下，我们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直到1944年夏，我军争取王道部反正，四边抗日形势才逐步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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