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山东日照县涛雒西官庄人。我的叔父丁惟汾，是山东省同盟会会长。我靠叔父当国会议员的收入，得以进中学和大学。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对，我正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那时我才十七岁。当时周恩来同志在南开中学领导学生运动，我只是跟着高年级的同学参加集会、游行、示威，呼呼口号，没有参加什么组织。但是，当时所提出的“科学”和“民主”的口号，对青年人的思想影响很深，大家争订《新青年》杂志，互相传阅。～九二一年，我从南开中学毕业，考取了上海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补习德文一年后，就转入了大学予科。这时，中国共产党刚成立，军阀混战加剧，广大人民贫不堪言，备帝国主义虎视眈眈窥视着中国，灾难沉重的中华民族正处在动荡时期。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提出国共合作，共同完成民主革命的主张。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实现了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出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崭新的政治局面。 ‘
在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李大钊、谭平山、吴玉章、毛泽东等同志，均被选为国民党“一大”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开展以反北洋军阀为中心的革命活动。国民党的“一大”以后，各大区建立了国民党执行部。上海执行部由胡汉民、汪精卫等负责，胡汉民担任组织部长，毛泽东任组织部秘书，实际上一切组织工作都是毛泽东同志负责。北方区执行部由李大钊、丁惟汾等负责，执行部在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心——北京，办公地点在苏联大使馆内。北洋奉系军阀张作霖反对“过激党”活动，在苏联大使馆内逮捕了李大钊等九人。当时丁惟汾在广州联系工作，得以幸免。丁惟汾的两位助手郑竞秋（日照人），路有余（诸城县人）同时被捕。郑、路两位同志，于一九二七年二月与李大钊同志同时被绞杀于北京。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共产党人的鲜血和进步的国民党人的鲜血是流在一起的。丁惟汾与李大钊同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法系的学生，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丁惟汾是国民党的元老。国共合作时期他俩在北方执行部一起工作。后来，李大钊同志牺牲了，丁惟汾去了台湾。
（一）
九二四年一月，丁惟汾在广州开完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后，回北京北方执行部途经上海，住在上海西藏路一品香旅社。我去旅社看他时，遇到陈为人、邓中夏、恽代英等同志去找我叔父商量事情。当时他们几位都在上海国民党执行部担任着工作。他们听说我是丁惟汾的侄子，而且又是在同济大学读书的青年学生，就有意接近并鼓励我参加革命活动，鼓动我在同济大学组织发展国民党。陈为人介绍我加入了国民党，恽代英亲自介绍我参加了“S-Y”（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恽代英是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在恽代英和邓中夏的启发帮助下，我开始组织同济大学国民党区分部，国民党员很快就由几人发展到四十多人。那时，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办公地点在莫里哀路（现存的香山路），经常办公的是毛泽东同志。我曾多次向毛泽东同志联系汇报同济大学的国民党的组织活动情况。上海江湾国民党区分部成立时，毛泽东同志亲自参加了成立会，并提议我担任区分部委员。毛泽东同志当时不到三十岁，给我的印象是工作、读书非常专心，有时我去汇报工作，在他身边站了很久，他还在埋头工作或看书，而没有发觉我。同济大学的国民党活动起来以后，曾协助当时搞工运工作的邓中夏同志，利用当时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同济大学附近和江湾一带的工人区办了工人夜校（当时叫平民学校）。邓中夏和恽代英还帮助我在吴淞镇办了几个工人夜校，教工人和他们的家属读书识字，曾达到一、二百人。借着工人及其家属的关系，邓中夏同志就在吴淞张华浜一带工厂搞工人运动，我就在学校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同年下半年，国民党北方执行部的工作也开展起来了。山东的党务受北方执行部领导。由于我的叔父是北方执行部领导人之一，我的身份和社会关系有利于开展山东的工作。因此，山东共产党的领导人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给我写信，迫切希望我回山东工作（这时我已不读书了，只是在搞党务）。因为我在同济大学读书时，就和山东的党团组织有了私人关系，我接到信后，请示了领导，就把同济大学共青团的组织关系交给了我的表弟尹景伊同志（尹景伊同志后来在“五·卅”运动中牺牲了），并介绍尹与恽代英同志见了面，接了头，把国民党的工作交给了国民党员赵琳，我就离开上海回到了山东。
一九四二年下半年，我到济南以前，国民党济南市党部已经成立。在国民党市党部成立时，党组织已经知道我即将回山东，所以就运用组织关系把我选为市党部的秘书（党组织负责人为书记，国民党当时称为秘书）。我实际以“S-Y”的身份担任市党部秘书的，明少华协助我工作，我住在济南城里婶母家里。
山东临时省党部是一九二五年四月（民国十四年四月）正式成立的。由于各基层党部发展工作不一，因此山东省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延至一九二五年七月十日才正式召开。丁惟汾曾代表国民党北方执行部参加了成立大会，大会选举了省党部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
省党部执行委员有：王乐平（山东诸城县人，是省党部主要负责人）、邓恩铭（祖籍贵州，济南一中学生，共产党员）、延伯真（共产党员）、丁君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范予遂、阎容德、盂民言（字广浩）、王子壮、蔡自声。
侯补执行委员：王生琳、王辩（王翔千的女儿，共产党员）、王用章（共产党员）、崔唯吾。
国民党省党部成立以后，我担任省党部组织部长兼常务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国民党的活动，对军阀张宗昌有些事情保密，有些事情就可以合法活动，例如庆祝双十节、悼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会。当时的党务工作，国共之间基本上是公开的。为了准备北伐，秘密地组织动员进步青年到广州、武汉去参加黄埔军官学校或参加北伐的国民革命军，还秘密介绍济南各学校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去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培养党的干部。山东党派往苏联学习的人员比较多。这些活动非常保密，因为稍有不慎，被军阀密探发觉就要杀头，被派出的青年，对至亲好友都不能随意告诉。
这时工人运动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青岛的纱厂工人和四方的铁路工人在邓恩铭同志直接组织领导下，开展了数万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剥削压迫的大罢工。这是山东省发动较早的、规模较大的一次工人运动。时间在上海“五·卅”惨案以前。
一九二七年上半年，我曾两次代表省党部去武汉汇报联系工作。第一次是在宁汉分裂以前，国民党方面找的汪精卫的内侄陈春圃，同时向周恩来同志汇报。第二次是国共分裂以后，我与陈韵轩一起去的，从武汉乘船回来时路过南京，陈韵轩一个人偷偷地在南京下了船，到蒋介石方面拉关系，陈韵轩这时已暴露了右派面目。
“四，一二”国共分裂后，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也随之瓦解。陈韵轩等人投靠了蒋介石南京政府所领导控制的以张苇村为首的国民党省党部。从此，共产党的工作完全转入地下。
（二）
我是一九二六年夏天正式加入共产党的，在入党前的国共合作时期，也列席参加过山东省委的有关会议。国共分裂以前，我主要是以国民党省党部执行委员的身份开展工作。当时国共双方的对立面都是北洋军阀，纲领是遵循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军阀”。关于山东省共产党方面的领导成员，一九二九年三、四月以前，我所知道的大体情况如下t山东省早期的共产主义小组是王尽美、邓思铭等同志为首组织的。王尽美、邓恩铭同志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开始在山东成立了一个支部，领导人是王尽美同志。中共“一大”以后，在上海（后迁北京）成立了“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要是搞工人运动。山东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分部”，王尽美同志担任主任，沿胶济铁路组织工人运动。后来，王尽美调北京劳动组合总部工作，山东的工作由邓恩铭、王翔千（第一中学教员）等同志负责。
山东省从一九二四年中央派尹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来山东组建省委开始，历届省委的组成，我记不详细了，兹将能记得的分述如下。
一、尹宽届山东省委书记为尹宽（大革命后变成托派），委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刘俊才等。省委地址在济南西关的一家独院内，王辩同志经常住在那里，具体地点已记不清楚。
二，张昆第届省委。书记为张昆第（湖北入，据说在苏区牺牲了），委员有宋伯行（山东潍县人）、王兰英、刘俊才（子久）等人。办公地址在济南西关普利门外不远，向北拐的一个很不整齐的石路小巷内，路西的一幢小楼上。如果无大变化，我现在还能找到这个地址。
三、吴芳届省委：书记为吴芳（安徽入学生出身），委员及省委机关地址均忘记了。
四、邓恩铭届省委：书记邓恩铭，组织部长丁君羊，宣传部长兼秘书长王元昌，其余的委员已记不清楚。办公地点在济南南关，一幢高台阶房子的东房里，侯玉清是住在机关的女同志。
五、卢复坦届省委：书记为卢复坦（是山东淄博人，矿工出身，后叛变），组织部长丁君羊，委员傅书堂（傅后来曾代理过书记）。这届省委约在一九二八年至…九二九年春季，是王用章、王复元兄弟两人叛变投降国民党的时期，也是邓恩铭等人被二王出卖被捕的时期。卢复坦、刘俊才等人先后被调赴中央，紧接着傅书堂也被调出山东，省委只有丁君羊一人维持办公，李敬铨协助工作，地址就在济南西关李敬泉同志家里。在傅书堂代理书记阶段，省委办公地址已移到济南西郊的一个村庄内。我因叛徒二王的追踪，也不能在山东工作，于一九二九年三月间，中央调我离开山东去中央。在上海中央住了二、三个月，于同年六月被派赴东北，担任满州省委组织部长，届时，刘少奇同志任书记。
我于一九二四年底回山东的时候，已经成立了山东省委，中央派尹宽为省委书记，委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刘俊才。但不记得有孙秀峰、王用章。
一九二九年以前，山东省历届团省委书记大体如下。第一届；关向应。
第二届；林里周（后叛变）。
第三届：孙翔鹏。
四届顾作霖（上海嘉定县人）。
我从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开始担任济南市国民党党部秘书，鼠共分裂后，又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经常到各学校、工厂联系工作和传达省委指示。为了方便工作，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间，我还曾在齐鲁大学文理学院挂名又读了一年书。因此，对济南各大、中学校和工厂里的早期党组织情况，知道得也较多。在军阀张宗昌的残酷统治下，青年学生觉悟比较快，济南市中等以上的学校几乎都有党、团支部或党，团员在活动。
济南第一师范的党支部，是早期党的力量较强的支部之一，有光荣的斗争传统。山东省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王尽美同志，是一师最早的党员，以后有庄龙甲、杨一辰、马守愚等，都是该校早期党的领导人。该校党领导的进步活动，几十年来基本没有中断过，涌现了许多党的领导干部。我担任组织部长时，与杨一辰同志联系较多。
齐鲁大学的中共党员有张同俊、曹仲植，刘培绪等，书记是张同俊。
济南第一中学的党员有邓恩铭、王翔千、宋耀庭、张浩然，马馥塘等。
济南女子师范的有王辨、牛淑琴、侯玉兰、朱岫容、于培贞等。、
济南女子中学的有王兰英、秦漫云等。济南工业讲习所有宋伯行、张鸿礼等。济南工业学校的有秦懋轩、郑子瑜等。正谊中学有朱霄、李春荣等．
济南商业专科学校有贾石亭等。
济南在工厂搞工运的党员情况是这样的。
新城兵工厂一九二六年至…九二七年有个党的支部，党员有徐宝铎等，曾组织过罢工，但未形成大的运动。
鲁丰纱厂的党员有朱锡庚、武竹亭等，有党的支部，武竹亭后来还到淄川煤矿做过工运工作。
在济南当时比较有影响的工会是理发业工会，这是最早的工会，它的领袖是高永清，共产党员。
津浦大厂工会有个李宝臣，是共产党员，津浦大厂党的支部起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成立的。
印刷工人中早期的党员有方鸿俊、王用章等。在胶济路车站有王辰亭等。
那时党组织还是很小的。济南市总工会成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几个党的同志，联系一部分群众，推举代表，大家开会成立起来的，以便使工人运动更好地发展。那时济南市总工会的成立没有正式的基层组织。济南市总工会成立的具体时间我不清楚，我那时到苏联开会去了，从二八年六月至十一月我不在济南。
在潍县地区工运也比较活跃。潍县是胶济线中段的重要城市，文化较发达，附近有坊子煤矿，农村盛产黄烟，有不少烟草公司的工人聚居。坊子煤矿有党的支部，当地的文美女中、潍县三中、广文中学等校的教师和学生中，曾发展过不少党员、团员。国共合作时，潍县的国民党员也较多，仅次子济南。陈少敏、董爱莲等就是早期文美女中的共青团员。我曾代表省委多次到潍县了解党的组织发展情况。坊子煤矿中我有党的支部，归潍县党的组织领导。
在淄博地区，淄川、博山、张店一带，是山东最大最早的矿区，工人集中。在王尽美同志领导“劳动组合书记分部”时，就在该地区办平民学校，在工人中间传播新思想。国共合作时，淄博设特别党部，有党员数十人。国共分裂后，邓恩铭届省委改组，我到淄博地区工作将近半年。淄博地区范围较大，工人虽集中，但距大城市较远。工人生活极为艰苦，劳动极为繁重，我在时，正值春节前后，工人为赚钱养家，要加班争取多拿工钱，召集工人开会很困难。淄博地区的工人分里工、外工，里工是固定的有技术的操作机器的工人，多在地面工作。外工是井下工人，都在井下操作。我在洪山串连一位鲁北的里工（已忘记姓名）建立过一个支部。在外工聚居的蒲家庄（约有二、三百户人家），有一个蒲松龄的很大祠堂，我串连过一位姓蒲的工人（名字忘了，据说是蒲松龄的后代）和一位姓翟的中学生，建立了一个外工支部。我调走以后，组织发展情况就不清楚了。记得中央“六大”代表中，山东代表团里有一位淄博的工人，只记得姓宋，一个字的名，这个同志比卢复坦还早，是个里工。
在青岛市。纱厂工人、铁路工人、邮政工人中都有共产党员的支部，我曾多次去联系过工作。我记得邮政工人李西山、徐子兴是党员，另一工人王尽仁也是党员。二九二五年四、五月间，发动了纱厂工人、铁路工人的反日大罢工，中共四方机厂党支部书记李慰农等同志被张宗昌杀害了，我们有很大的牺牲。张宗昌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当时有“切开亮亮'（把人头当西瓜切开）“听听电话”（把人头挂在电线上）的说法，可见其残暴的程度。尽管如此，山东地方党还是不断地组织各种形式的斗争，给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以很大打击。
从山东早期党的发展情况来看，活动的规律也是首先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中传播进步思想，尤其是读师范的穷苦学生接受最快，活动更积极，然后再由他们串连工人，农民，不断扩展革命力量。这是我国工业落后，工人、农民多无文化的历史条件所造成的。
（三）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紧接着宁汉合流汪精卫也倒向了蒋介石一边，中国革命出现了低潮。党中央在一年的时间内，召开了两次代表大会，竭力扭转蒋介石叛变后的困难局面。由于事件发生的突然，革命力量急需重新集结，党中央又决定于一九二八年七月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共山东省委接到中央通知后，即召开了省委会议，选派代表去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
当时省委代理书记是傅书堂同志，共青团委书记是顾作霖同志。山东省出席“六大”的代表组成方案是顾作霖同志在会议上提出通过的。省委决定我为出席“六大”的代表团团长，淄博矿区一位矿工是工人代表（名字忘了），另一位青年农民（名字忘了）作为农民和青年的代表，组成了一个三人代表团。
代表团一九二八年五月下旬从济南动身，先到上海找党中央接上关系，领了路费，然后乘轮船到大连。当时，日本人已有所觉察，周恩来同志就曾在大连被日本人扣留了几个小时。我在大连有我的老师李仲刚（当日本翻译）的帮助，买火车票离大连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由地下负责交通事务的同志，代我们买了去满州垦的火车票并交待了联络暗号。到了满州里，我们在车站外面看见一位苏联人赶的马车停在那里，车前插着一支长长的鸡毛掸子，我们立即坐上马车，苏联人赶起马车就跑。走到一座靠边境的桥头，边防哨问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回答说： “到广新公司”，就放我们过了桥。过桥一转弯就有国境界牌，苏联人赶着马车飞快地往国境外奔跑，出了国境一百多米，就有苏联边防哨兵迎接我们，到哨所稍休息了一下，吃了一点东西，就来到火车站，乘火车继续向莫斯科进发。
我们从五月份动身，到莫斯科已是夏天。七月份开会，全国到的代表有六、七十人，开会地点在莫斯科近郊的一所旧式楼房里。有一间能容纳六、七十人开会的大房间：男女代表分别住在另外几间房子里。莫斯科中山大学有部分学生协助做大会秘书工作。我的爱人于培贞，当时在“中大”读书，也协助做秘书工作，与邓颖超等女同志住在一起。
当时中央的许多领导人周恩来、李立三、瞿秋白、苏兆征、向忠发、关向应等，都出席了这次大会。第三国际派布哈林指导。布哈林讲话时，王明当翻译。最后选举了中央领导人。邓颖超同志和山东代表团交谈过，因为我是南开中学学生，彼此认识。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在讲话中强调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大多数知识分子领导，缺少工农成份。“六大”以后王明上台，排斥革命知识分子，推行极左路线是与这次会议有一定关系的。
“六大”开会以后，第三国际举行六次国际代表大会，我以山东代表团长的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在国际“六大”上，我看到了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台尔曼，也看到了“三·八”妇女节的创始人蔡特金，这时蔡年令已经很大了，坐着一辆手推车。中共“六大”的中央委员也都参加了国际“六大”，大会以后，大家才陆续回国
回国的路线不是经满州里，而是经赤塔——海参崴——绥芬河由东线回国。当时，苏联处在卫国战争以后的经济恢复时期，生活也是很艰苦的，沿西伯利亚大铁道很少有卖吃食的，在火车上仅能吃高梁米和玉米掺在…起的干饭。我们从莫斯科先乘火车到海参崴，暂时被安顿在海参崴郊区的一座荒凉的山间别墅内等出发通知，有人给我们做中国饭吃。等了几天，联系好出发时间，就乘火车向绥芬河方向前进。在接近中国边境时下了车，由苏联向导领着穿越了整整一晚上的原始森林后，才接近了中国边境的一个小火车站。大家分散隐蔽在车站后面的树林草莽间，当火车快要开动时，几十个穿着形形色色服装的男女青年，一起向快要起动的火车奔去，铁路警察虽有些怀疑，但火车已将起动，他们看着我们也无可奈何。这次一起回国的还有一些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的学生，我的爱人于培贞也是这次与我一起回国的。那时的女学生都留着短发，显得十分英武，大家都年轻，情绪十分热烈。在冲向火车的一刹那间，情景十分紧张，一个紧跟一个，先上去的伸手拉着身后的同志，大家精神异常兴奋，没有一个人掉队。这时，早已有人给我们买好了车票，上车后便发给了个人。出席中共“六大”来回都是偷越的国境，紧张气氛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回国后，从大连乘轮船先到青岛，曾向当时青岛市委书记吴湖景同志先期传达了“六大”精神，然后回到济南。
我参加“六大”回到济南大概是一九二八年的十月份左右。这时工作更加困难了，我住在李敬铨同志的家里。李敬铨是一九二五年五月青岛第三次罢工斗争失败被开除的工人。李敬铨同司铭章等人逃到济南，坚持为党工作。我在济南期间，李敬铨的生活一直很困难。司铭章这个人身体非常灵活，在青岛罢工斗争中，工厂被包围了，他曾翻过铁丝网的围墙，出来给党组织送信。由于我一直傲国民党方面的统战工作，目标较大，身份较公开。这时我经常发现叛徒王用章对我跟踪盯梢，但还没有对我下手。王复元叛变也是逐步暴露的。因二王叛变，卢复坦等省委领导调走，省委工作处于瘫痪状态。不久，中央也调我离开济南。我接到中央通知后，为了摆脱王用章对我的跟踪监视，首先托人买了一张去青岛的火车票，然后，我直接跑到王用章家里，假装不知道他叛变，并表示对王的家庭生活关心。他的一个小女孩长的满逗人，我就对她说，今天我没给你带吃的东西来，实在不应该，说着我就把准备好的一块钱塞到小孩的手里，我利用王一下拉不下面子、下不了立即逮捕我的决心的心情：坐了一会，就告辞了。跟踪我的小特务见我进了捕共队长王用章的家，也就不跟了。我甩掉尾巴从王家出来，立即到车站乘火车去青岛转赴上海。我到上海后，曾见过张昆弟、顾作霖等同志。不久，周恩来同志就派我去满州省委协助刘少奇同志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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