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冬，我与团省委负责人李东明在寿光县南部的王府庄，召开了青州地区团的负责人会议，主要是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及团中央扩大会议决议，清除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党内的影响，以新的政策指导党、团工作。
党召开的“八七”会议，在当时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因为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建立了大资产阶级大地主联合专政的南京反革命政权。在蒋分石反动统治之下的东南诸省，成批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逮捕杀害。与此同时，北方的军阀也与蒋介石遥相呼应，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武汉政府汪精卫之流亦乘机加紧反革命活动，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大革命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我们党这时急应重新清醒地估计形势，提出新的政策和斗争策略，扭转党所面临的严重困难，使革命斗争仍稳健地继续下去。但是，由于陈独秀等人继续把持党中央，顽固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更加助长了汪精卫反动集团阴谋叛变的罪恶活动。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实现了宁汉合作，在“宁可错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血腥屠杀，白色恐怖一时笼罩全国，第一次大革命终于遭到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支持下，建立了反共反人民的新军阀统治。民族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追随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许多上层小资产阶级在这个历史的紧急关头，也纷纷退出革命。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工农群众受到更加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工农运动受到严重摧残，党的各级组织被敌人破坏，中国革命转入低潮。
为了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彻底清算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任务，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八七”会议后，在克服陈独秀等人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同时，十一月九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由于瞿秋白同志过低地估计了敌人力量，又提出了“组织全国总暴动”等左倾盲动主义主张。十一月下旬，中央发出“山东工作大纲”的通告，推行中央扩大会议的左倾盲动主义决议。中共山东省委根据“山东工作大纲”精神，详细制定了省委工作计划。计划决定：鲁北、鲁南、东昌、胶东东部（潍县以东），胶东西部（寿光以西）五大区，省委每月须派员巡视。第一次巡视任务，主要贯彻解释“八七”会议决议案，及改组各地党部与清党。至十二月上旬，省委即派人到东昌、鲁南、胶东西部等地巡视，我分工到胶东西部地区。我先和刘子久同志到了潍县的乐道院外养正小学，召开了有庄龙甲、王全斌等三十多名同志参加的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要急速进行武装”的指示；又与团省委的李东明来到青州地区寿光县王府庄（青州地区辖：益都、寿光、临淄、广饶、临朐、昌乐六县），召开青州地区共青团工作会议。
此次会议，原定在益、昌、寿三县交界处尧沟镇的付锡泽、付乃武两同志负责的我党联络站——济生药房里召开。但此处属交通要道，来往人多，不太安全，遂改在寿光王府庄孟雪园家召开。我记得孟雪园同志是个高个子，长方脸，戴一副近视眼镜，谈起话来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很有文学修养。那时，他也是跨党的党员，是边区一带很有影响的同志。我们是初次接触，但给我留下了至今不忘的印象。会议决定在孟雪园家召开，我是同意的。
参加此次会议的我记得有孟雪园、付锡泽、付乃武及益都、临朐、广饶等县的八、九个人。会上学习了中共中央、团中央及山东省委的有关文件；我根据省委和青州地区的斗争情况，作了抗粮抗捐的斗争及经验教训的报告；提出了各级党组织要站在中央“八七”会议和扩大会议的新政策方面，发展壮大党团组织，宣传土地革命，进一步开展抗粮抗捐及罢工斗争，为夺取政权、伺机举行武装暴动而积极斗争。会议还确定印发《告山东同胞书》《告张宗昌士兵书》《告山东教职员工学生书》等三个文件。
会议大概开了两三天时间。会议期间的膳食及安全等工作，都是孟雪园同志安排的。会开的很顺利。我此次到寿光尽管只几天短留，但对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