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川、博山、张店一带是山东最早最大的煤矿区。这里虽距离大城市较远，但有胶济铁路和张博支线贯通矿区，交通方便二淄川、博山集中着一批矿业工人，他们劳动繁重，苦难深重，要求斗争的热情很高。王尽美在领导“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时，就在该地区开办平民学校，成立矿业工会淄博部，在工人中传播新思想。
山东党组织对淄博煤矿一直很重视。曾先后派许多省委领导人到这里开辟工作。
1927年II月，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制定了《关于今后工作方针的决议》。决议在工人斗争方面指出：要深入群众，宣传争取群众，在工人中抓住一些小的问题，进行日常的政治和经济的斗争。并要特别集中力量于胶济、津浦沿线发展党的组织。为了贯彻省委决议加强基层党的组织工作，让省委机关干部更多地接近群众，决定派我到淄博煤矿负责党和工运工作。
1927年底，我到了淄博。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张宗昌对矿区的统治很严密，革命活动经常受到中日军警、特务们的监视和跟踪。为了便于工作，我经常住在张店，身着铁路工人服装，以铁路工人的身份来往于张店和淄川、博山之间．。有时也扮为记者，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
我从张店到淄川多由张德水接送。晚上在张店火车快要出站时，即跳上运煤的守车，在到淄川站之前跳下来，步行穿越田野沟渠，到矿区附近农村，和一些工运活动积极分子接头。有时也在矿工家住一个时期，孟兆绪、蒲文泉家我都住过。
我到淄博矿区时，任省委特派员、矿区党的负责人，，当时，省委为集中人力、物力加强矿区的建党、工运和青年工作，在我去淄博以前，已经有张洛书、李英杰、宋耀庭等同志在这里开展工作。
张洛书，济南第一师范学生，原是国民党员，倾向革命，很有组织工作能力。1926年底，我在济南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即被省委派到淄川工作。
李英杰，原是青岛大康纱厂的工人，因领导罢工斗争被开除。到济南后，省委派他到淄博矿区开展工运工作。他革命思想坚定，忠诚于党的事业。1928年10月，我参加中央“六大”回来后，就住在他家。
宋耀庭是共青团山东省委委员，他和丁履瑜、李洪远负责团的工作。
在当地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的帮助、掩护下，我与张洛书、宋耀庭等同志配合，一同到洪山、西河、博山和石谷等煤矿，了解矿工情况，在工人群众中做宣传教育工作，秘密发展党团组织。
在深入矿工家庭、工棚和矿工接触中，我们目睹亲历了矿工生活的痛苦。他们在井下从事非人的劳动，上井来满脸炭黑，挣得的工钱不能养活妻子老少。我记得，1927年冬天，井下工人、党员蒲文泉为了过年给妻子做条裤子、年关一家人能吃上一顿饱饭，就白天黑夜地干，打了一个月的连班。过年时，我和宋耀庭在机器工人孟兆绪家里，做了一盆猪肉炖白菜，就感到很丰盛了。
工人的苦难生活，使我们更加认识到发动工人开展经济斗争，为工人解决一些切身困难的必要性。于是，我就与蒲文泉等人商量发动工人开展一次要求增加工资的年关斗争。但是由于工人们为生活所迫，都想加班挣钱过年，没能组织起来。我和省委派来的同志就抓紧分散活动，宣传发动群众。日本人对工人统治很严，尤其是外地人白天难以在群众中活动。我只能在当地党员和工运积极分子带领下，秘密地到工人家中进行个别串连、接头，做教育、发展工作。为了加强受苦最深的外工工人的发动工作，由宋耀庭带领，我们还多次到炭矿东边的杨家庄党员蒲文泉家中接头，经过串连发动教育，发展了五六个党员，成立了一个外工支部，蒲文泉任书记；在南工厂与机器工人孟兆绪接头，成立了一个里工支部，也有党员五六人，由孟兆绪任书记。
还在距杨家庄西南五六里的一个村庄发展了一个姓翟的中学生入团，后又入党。他的家庭生活比较富裕，以后听说被敌人杀害了。
张洛书、李英杰、宋耀庭在工人中活动比较频繁，接触联系工人较多。在淄博入党较早的党员有车锡贵、周宪章、张德水、蒋西鲁等，都同我们联系过工作。张德水为人正直、慷慨。刘兆章是个大个子，身骨壮实，对革命忠诚、机警，也是淄博的矿工，我是在济南见到他的。他在济南西北的无影山打石头卖，为省委做掩护工作。1928年，“五三”惨案时，省委机关就设在他家。那时大家生活很困难，一天只能吃一顿窝窝头。刘兆章把卖石头挣来的钱接济省委，解决经费困难。
在淄博我工作了近半年，于1928年5月离开。6月，从上海动身经青岛会同黄文、郭金祥一起赴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黄文是当地人，高个子，为人笃厚，不爱讲话，入党比卢福坦早，是淄川炭矿的机器工人，早期的工运领导人之一。他家中有妻子和一个孩子。1928年l0月，我和他一起从莫斯科回到青岛后分手，我在青岛住了一个时期，他回了淄博。．
我回到济南后仍在省委工作。这时王复元、王用章兄弟叛党。卢福坦调中央工作。傅玉堂被中央派往青岛和张英一起处决了王复元。这样，省委机关只剩我一人负责了。我离开淄博时，党的工作交给了张洛书，由他任大荒地党支部书记。我在淄博矿区的这段活动虽比较困难，斗争也比较复杂，但是，通过和矿工们的接触，却加深了对他们的理解。后来，经过张洛书、李英杰、宋耀庭等继续深入地艰苦工作，党的组织建设和工运工作均有了迅速发展。但是也有些教训，如利用合法手段，发动教育工人群众不够深入；由于受李立三盲动主义的影响，伤害了个别同志。团的干部刘洪远，怕艰苦危险，对生活有怨言，想逃跑，被我们的同志打死等等。（高天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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