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1928 年 6 月 18 日至 7 月 11 日在莫斯科举行。我作为山东代表团团长参加了这次大会。当时蒋介石对共产党人残酷屠杀、镇压，祖国大地一片白色恐怖，在囯内简直无法找到一个可以安全开会的地方，因此经第三国际决定，党的“六大”到莫斯科召开，同时也便于第三国际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并进行指导。
山东代表团的产生和赴苏经过1928 年 4 月，中共山东省委接到党中央通知，要山东省委选派三人（其中团长一人、团员两人）于 4 月底到上海与中央接头，准备出发赴莫斯科参加“六大”。因当时反共力量异常嚣张，密探、特务、叛徒到处横行，山东环境也十分险恶，只能召开人数较少的省委扩大会议，讨论“六大”代表人选问题。于是由省委代理书记傳书堂（铁路工人、高密县人）在济南召开了党团联席会议。这时省委书记卢福坦已调中央工作。我记得代表团人选方案是由共青团省委书记顾作霖（上海嘉定县人）提出，经过讨论最后通过的。推选丁君羊（现名丁基实）为代表团团长，团员两人，一位是淄博矿区的里工（里工是井上作业的机器工人），一位是青年农民，分别代表山东工人、农民和青年，青年农民的名字叫王科仁，工人的名字我忘记了。记得这位青年农民代表曾参加过中央领导的镇压叛徒王福元的斗争，打死了王福元，后来他被叛徒王用章（王福元的哥哥）杀害了。我们三人代表团是在 1928 年后出发的。出发前，规定沿途我与他俩佯装成不相识样子，他俩则作为叔侄关系，有人问起，只说是因山东闹灾，生活困难，去东北找那个青年农民的“下关东”的父亲。我们到上海后，与中央负责联络的周恩来同志直接接头。周恩来向我们交待了途中应注意的事项和到达哈尔滨的接头地址，并发给了旅费。然后，我们就从上海搭乘日轮榊丸号去大连。到大连下船后，因人地生疏，我曾去看望在青岛读小学时的老师李仲刚先生。他是老同盟会员，国共合作时参加过国民党，当时他在大连日本人政府里当翻译。我去时他正好在家，他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一见面，就露出十分惊慌的神色，对我说，本来应该请我吃顿饭的，但日本人已经得到情报，说最近将有大批共产党员经过大连，车站、港口检查很严。我得知这一情况后，没敢在大连耽搁，就由李先生伴送到车站买了票，三人上火车走了。在上海临行时，中央没有交待路上发生情况与中央联系的办法，又急于脱离险境，所以，没把日本人发现共产党员在大连过境的情报通知任何人。在列车上，我们发现宪警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像猎狗一样搜查旅客的行李包裹，认为有什么地方可疑，就要打开检查，想从中捞点什么，以便抓人。我们的行李非常简单，没引起他们怀疑，就安全过去了。到长春后，换乘中东路火车到达哈尔滨。在哈尔滨，我们按规定地点去接头，领到了三张去满洲里的火车票。同时，接头人还向我们交代了到满洲里下车后雇车和出国境的暗号。我们很快到了满洲里（当时是中苏边境的一个小火车站），下车后，走出站外，有几辆苏联人赶的马车在兜揽生意。我们看见一辆马车上插着两只长长的鸡毛掸子，这就是规定的暗号。我们假装上去讲价钱，立即乘上了这辆马车。赶车的苏联人赶着马车向西北方向走了二三十分钟，到了靠近中苏边界的一座小石桥。桥边上有我国边防哨兵，问我们往哪里去，我们回答说，到“广新公司”。广新公司是个煤矿，到该公司要经过此桥，这是哈尔滨接头人交待我们这样说的。马车过桥以后，向前走了 100 多米，向右一拐，过了一条无水的小浅沟，就越出了国境线。赶车人加鞭打马，向北狂奔 40 多米，对面走来一位红军边防士兵，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哨所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岗亭，我们在这里休息了个把钟头，并吃了一点红军士兵为我们准备的东西。随后，红军哨兵带我们向东北方向前进，走了五六里路，到了一个小火车站，换乘去莫斯科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
当时苏联处在经济恢复时期，生活很艰苦。车上每人有一个铺位睡觉，但供应的饭食只是高粱、玉米掺在一起做的干饭。火车开始顺着原始森林前进，一路林木参天，十分壮丽。过了赤塔以后，火车沿着贝加尔湖东、南、西三边走了约一天时间。贝加尔湖盛产肥美的鱼，我们在这里第一次尝到了俄国式烘烤的熏鱼。在寂寞单调的贝尔加湖边，面对茫茫北海（贝加尔湖古称北海），不免流露眷恋祖国之情，不禁想起了汉朝的苏武——这就是当年苏武牧羊的地方啊！由于当时苏联工业刚刚恢复，严重缺煤。火车头的锅炉烧的是木柴，行驶缓慢，每小时不过走 30公里左右。从满洲里到莫斯科，单乘火车就用了约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到达莫斯科已是六月份，天气已经不冷了。为了保密，防止间谍剌探“六大”开会的情报，我们在莫斯科没有停留，就径直向莫斯科近郊秘密开会的地址——塞列布诺耶进发。这是靠近兹维尼采罗镇不远的一幢乡间别墅，也叫“银色别墅”。从莫斯科到这幢别墅，沿途都是森林，别墅就在树林里，附近还有几幢小房子。别墅是二层楼建筑，楼下餐厅可容纳七八十人开会，楼上有客厅、卧室，是一座相当古旧的别墅，一切布置并不华丽。大房间住男代表，小房间住女代表和工作人员。我记得我爱人于培真与邓颖超同志住一起。
“六大”开会情况中共中央为了开好“六大”，曾从莫斯科中山大学秘密选派部分男女学生担任大会的秘书工作，我的爱人于培真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王兰英、李培芝、杜作祥、孟庆树、秦受云（以上是女学生）、瞿景白、胡锡奎、郑子瑜（以上是男学生）等。原在中山大学任翻译的庄东晓、潘嘉辰也在大会做翻译工作，王明原是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翻译，在布哈林讲话时担任翻译。翻译等工作人员，包括王明在内，都不是“六大”代表。
大会正式代表六七十人，除各代表团成员外，“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央领导人，有的也参加“六大”，是正式代表。“六大”会期从1928年6月18日—7月11日，共计开了 24 天。大会由瞿秋白主持开幕，第三国际派布哈林出席指导，他经常到会，多次讲话。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国共分裂后的国内形势和今后党的任务”。布哈林在一次讲话中分析中国的革命形势说，中国革命正处在好比两个山峰的峡谷地带，是个暂时的低潮时期，但新的革命高潮不久就会到来。布哈林的意见在代表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以李立三、瞿秋白为主的一些人认为蒋介石的统治是不稳固的，内战不断发生，革命高潮很快就会到来；但以山西代表王仲仪（他发言很积极）为首的一些人认为蒋介石的统治会稳定一个时期，革命高潮不会很快到来，这是两种对立的意见。前者主张井冈山的武装力量，应采取向外发展的进攻战略，以期建立较大地区的割据形势，与全国各地暴动相呼应。后者主张蒋介石的军事力量还比较强大，革命高潮不会很快到来，要耐心细致地做工作，积蓄力量，以备应付革命高潮到来后的局面。我在会上代表山东代表团也发表了意见，认为照山东的形势看，要想较快地组织武装暴动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主张慢慢来的策略。除了上述主要争论以外，也有几位代表拥护陈独秀的主张。有一位代表（名字我忘记了），个子不高，三十开外，瘦瘦的，像个中小学教员或店员，长脸尖下巴，皖南、江浙一带口音，他的发言，大为陈独秀叫屈。另外一位与他观点差不多的，是云南代表王懋庭，他很崇拜陈独秀，回国后很快加入陈独秀一伙。以刘仁静为首的托洛斯基派，虽然没有能进入会场，但他们知道在莫斯科召开“六大”，跃跃欲试，想趁机散布他们的主张。在大会闭幕后紧接着召开共产国际“六大”时，刘仁静就曾混进会场，在代表中活动。“六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布哈林强调工人成份。山东代表团推选的中央委员是周恩来、李立三、瞿秋白、苏兆徵、项英、关向应、向忠发、卢福坦等。记得广东的女代表周秀珠自己说她是个“半无产阶级”（意思是她不是完全的产业工人），引起过我的注意。后来，中央委员会选举向忠发为总书记，由于我不是中央委员，不了解其中原因。其实向忠发是长江中摇小船的工人，不是近代产业工人。
中国共青团“五大”与共产国际“六大”1928 年 7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以后，紧接着于 7 月 15 日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山东代表团那位青年农民代表参加了共青团“五大”。在这次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上，选举关向应为团中央总书记，温玉成、李子芬、顾作霖、饶漱石等为团中央委员，其他成员的名字记不清了。
我与关向应较熟，1924 年我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时，在陈为人家里认识他，1925 年关向应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山东省委书记时，我们一起工作过。他是辽宁海城一带人，个子不高，长得很清秀。他是中共“六大”代表，会上发言不多，但他与中山大学搞秘书工作的学生很熟悉，在会场内较活跃，当时大家叫他“小关”。他很能联系群众。有人说他是莫斯科劳动大学初期的学生，不符合事实。我知道他 20 岁左右时，在烟台织布厂当工人，认识陈为人，后经恽代英介绍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工作能力强，办事有条理，不管多忙，都能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加以处理。他个子矮小，看上去很年轻，我认为当时选择一位年轻干练的同志做团的工作，更有利于联系青年群众。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是 7 月 17 日在莫斯科召的，8 月上旬结束。中共出席大会的，有“六大”的中央委员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瞿秋白、关向应等和各省代表团的团长。除苏联代表团外，以中国代表团和德国代表团人数最多，各有 30 多人。参加会的各国代表团都有带翻译。中国代表团的德文翻译是武兆镐，和我在同济大学同学，所以至今还记得。共产国际“六大”德国代表团团长是台尔曼，这位德国工人领袖个儿长得很高，在 1.9 米以上，在会上讲过话。“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创始人蔡特金也出席了大会。当时这位老人已 72 岁了，不能走路，用担架抬上主席台与到会代表见面。德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李卜克内西的儿子，也是德共代表。共产国际“六大”的主持人是布哈林。斯大林虽然也走上主席台与大家见面，但未讲话。
回国经过共产国际“六大”闭幕以后，山东代表团决定回国。回国前在莫斯科停留了约两周，游览了莫斯科市区和近郊的一些地方。那时莫斯科的街道不整洁，商店里的东西极少，我们仅在一家小的中国饭馆里吃过一次中国饭。那时苏联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很友好，彼此见面，非常亲切。我们回国的路线与去时不同，走的是东线，从莫斯科经赤塔到海参崴，然后转向西南到绥芬河（旧称五站）偷越囯境，乘火车到哈尔滨。我们到了海参崴后，住在满是树林的一座旧别墅里，等了约两三个星期，不准随意外出，但在这里有中国饭菜吃。出发时间确定以后，先乘火车到绥芬河，这是一个边境小站，我们在一间小房间里住了一天，第二天晚上，有一位苏联向导领着我们爬山越岭，穿过莽草丛生的山林，天快亮时才越过了边界，躲在边境线的中国境内。小火车站站台前，为铺铁轨，筑起了约两三米高的路基，我们就躲在路基下边，由苏联向导到车站替我们买了车票，分给大家。等火车开行前两三分钟，大家奔出来爬上火车。我们穿着不中不西的各式服装，路警一时搞不清是哪里来的旅客，火车就要开动，只好让我们上去，无法检查留难。火车走了一整天时间，到了哈尔滨，各自找投宿住处。我这次是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的爱人于培真一起回国的。我们从哈尔滨到大连，再由大连乘轮船到青岛。到青岛已是 10 月末，当时中共青岛市委书记是吴湖景，我向他介绍了“六大”的情况，即回济南向省委汇报。当时中共山东省委出了叛徒王福元、王用章兄弟俩，工作受到了极大的挫折，中央和山东省委正忙于同叛徒“二王”作斗争，以致“六大”的决议、路线在山东没有得到全面贯彻。
（摘编自《文史资料选辑》，政协上海市徐汇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供稿 张以谦、卿黎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