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不受欺负，参军当兵打敌人小时候，我家里穷，我父亲去世得早，在家中，我是老大，靠给地主家干活过日子。那时候，真是没有穷人的好日子过，割麦子，却没有麦子吃，割豆子，也吃不上豆腐。特别是日本鬼子来了，一扫光，我们村里就有一个人被鬼子打死了。不但日本鬼子让人恨，汉奸更让人恨，把老百姓抓去干活，二话不说，上来先打。老百姓真是吃尽了他们的苦头。
1943年8月的一天，我赶着牛车拉了一车绿豆正向村里走，前面过来了两个骑自行车的汉奸，让我给让路，你想想，那么小的路，我又赶着个牛车，一时半会也让不开，他们就凶巴巴地骂我。真是受够了这些汉奸的气，晚上，我找来村里几个要好的伙伴商量着要去当八路军。他们都觉得我应该去当汉奸。说，那多好啊，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当八路军有什么好呀，穿得破，吃得孬，干汉奸多好，穿得好，吃得好。我一听就生气，跟他们说，汉奸有什么好的，是，他们不管到哪里想拿什么拿什么，可老百姓没有一个不骂他们的。当八路军有什么不好，对老百姓多好啊，一心为穷人做事，没有二心。再说别人能吃的苦，我也一样能吃。
下定决心后，8月25日，半夜里，趁着天还没亮，我一个人悄悄地越过鬼子的据点，穿过沙墩村，直奔公路以东的八路军根据地。等我走到天亮到泉眼头村（音）时，那里正好逢集，遇到我们一个村的人，当时他在区中队上，我就向他打听县大队在哪里，要去参军。他说县大队太远了区中队就在前面，参加区中队吧，一样打鬼子。就这样我进了区中队，当了一名战士。
大个子，部队的排头兵
我个子大，长得又魁梧，一进区中队就当了排头兵，排头兵要时刻冲在部队的最前方，班长走到哪里就要跟到哪里。刚到区中队半个月，正好赶上秋收，为了保护老百姓秋收，天还没亮，我就和班长一起出发保护百姓秋收了，我看见不远处有个敌人就放了一枪，听见枪声，敌人的一个班都围了过来，我就对班长喊，班长你赶紧先撤，敌人越来越近，5发子弹就剩下一发了，敌人离我只有两三百米了，我就两腿夹着枪，趴在地上顺势滚了下去，逃过了一劫。
然后我由一名普通的战士当上了副班长，1944年5月25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区中队呆了一年多，1944年秋天，我被调到了军分区武工队滨海区二队。我们武工队有3个班，两个长枪班一个短枪班，我在长枪班。我和包括队长在内的24个战友主要负责在毛河以西，郯城以北，马头以南，重坊以东这个范围内搞侦查、发传单、宣传党的政策。
不仅这样，我们还利用贴传单、到据点喊话，告诉他们这是侵略战争，日本兵随身携带全家合影，我们就利用他们思念家乡的感情弱点策划日本鬼子投降，我们还让老百姓当联络员去给鬼子送点心、送酒以此来策反敌人，如果他们收了就写个回条。当时在瓦窑的时候，这个据点的鬼子我们做了一个月的工作，眼看就要把日本鬼子策反成功了，鬼子却突然换防了，这个排的鬼子被调走了。
亲历最惨烈的屠杀 想救却无能为力
在武工队我们自办自吃，1945年洋槐花开的时候，我和一名战士在东胡挖野菜，大约早上八到十点，我往东南方向一看，大队的日本鬼子往徐圩子南边的一个小村去了，我就马上回武工队跟队长汇报，队长立刻率领队员准备去接应，但是500多个鬼子，我们根本就不是装备精良的鬼子的对手。鬼子用3枚炮弹就把东门炸开了，随后又把西门和东门都关上了，90多户村民、县大队三连一个排和区中队一个班都被困在了村子里。
我们二十几个人在村外，面对鬼子疯狂的机枪扫射根本就没办法靠近这个村子，头午的时候一位区长来了，穿着天蓝色制服，看见区长一边开枪一边从对面跑来我就大喊“区长前面有鬼子。”就在区长弯下身子捡子弹壳的时候，区长倒下就再也没起来，被抬下前线50米就牺牲了。
我和班长刚要靠近围子，鬼子的机枪就嘟嘟嘟地扫射过来，火力太强了，我让班长先撤，这时所有的火力都集中到了我身上，我趴在地上有一分钟都没敢动，然后两腿夹着枪滚了20多米滚进了一个洼地。可是我不甘心，一个人又爬上围子，鬼子的机枪又瞄准了我，嘟嘟嘟扫射了两次，我赶紧退了回来。
虽然我没有爬进村子，但是我在西北角的围子上看到了一幕幕惨不忍睹的场景，县大队一个排被赶进了在村子西北角一个方圆十里的一个干水坑里，鬼子用机枪扫射一个个战士都倒在了污泥里，区中队一个班的战士都被绑着手被鬼子的刺刀刺死，几十口子老百姓被鬼子杀死，有的被逼进枯井里一个手榴弹扔进去都炸死了，只有司务长和一名战士躲过了此劫。
县大队三连的另两个排到村外开荒躲过了一劫，村子两头的几户人家由于在围子外边也躲过了这次屠杀。“想救他们呀，可是就是攻不上去啊。”直到今天张玉孚都无法释怀。
最后一颗手榴弹留给自己
1945年，割完麦子，在侦察了两个月之后，我们去攻打了国民党57军梁麻子。
腊月24号，我们武工队配合县大队等攻打北哨村据点，我和另外两人组成突击队，每人携带8个手榴弹，作为先遣部队去攻打北哨村据点，但当时只有我和另外一个人冲了上去，我只投了7个手榴弹，剩下的一个是留给自己的，如果不幸被俘那个手榴弹就是准备自尽用的。
最后，经过激烈的战斗，我们拿下了这个据点，但是敌人的队长跑了，我们就一直追，老百姓也拿着镰刀追，最后追到一位百姓家里不见了。但是我看见一个柜子里露着个一角，就一把把他揪了出来，一个月后他被枪毙了。
做铁路乘警 参加鲁南等多次战役
1946年郯城县城和马头镇解放之后，我们所在的武工队被编入了陇海线铁路乘警。在西至大榆树东至新浦这段线路上，穿着便衣，手里拿着一根小绳专门在火车上抓国民党特务，尽管他们穿着便衣伪装得很好，但是我们也有对策，每个车厢里都能抓到一两个，后来国民党40万大军进攻山东，国民党炸了铁路涵洞，占领了新沂。
随后，我们所在的部队被编入了郯城独立团，由于我们这些人战斗力强，在不到两个月后，我们被编入了滨海三团，并参加了鲁南战役。
鲁南战役结束后，1946年3月，利用鲁南战役缴获的国民党的武器成立了特纵，我被分到了工兵团二营六连。先后参加了鲁南大会战、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以及渡江战役。
在这些战役中我扛过80斤重的榴炮弹急行军，喝过猪食缸里的水，日夜急行军一夜走一百里。但是我们走上一夜，国民党的机械化部队3、5个小时就追上来了，就这样我们在前面昼夜不停地走，国民党新五军在后面不停地追。有一次我遇上了敌人飞机的扫射，我趴在地上3个小时一动也没敢动，100多颗炸弹在距离我100公尺的几棵小松树旁爆炸。
朝鲜战场上修机场挖飞机修建工事
1951年3月18日，我从南京坐火车到了安东（丹东）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被编入朝鲜三分部工程兵独立团。1951年5、6月份，我所在连队接到命令，要用苏联钢板修建一个飞机场，结果夜间刚修完，白天就被美国鬼子的战斗机给炸了。
我当时是副连长接到命令要数清有多少颗炸弹，为了数清炸弹，我们32个人每人扛着两捆玉米秸从机场东北到西南开始数炸弹，看见一个弹坑就插上一根玉米秸，数出了当时就爆炸和一个小时爆炸、两个小时爆炸、24个小时爆炸的定时炸弹500多个。由于炸弹太多、太密集，我们只好转移到其他地方另建机场。
1951年秋，苏联一架战斗机被美国三架战机围攻并击落，在朝鲜西海岸坠毁。为了不让敌人找到失事战斗机、化验战斗机的发动机以及战斗机所使用的钢材，保护战斗机制造的核心技术。我奉命率领一个排以及空军联络站的一位负责人从平壤前往西海岸“挖飞机”，并把战斗机的发动机以及重要零件带回来。在接到命令后我们立刻动身前往朝鲜西海岸，由于一辆大卡坐满了人，我只好和空军联络站的负责人步行去。
当时飞机坠落在海边，海水一退潮就露出个飞机尾巴，一涨潮连飞机尾巴都看不见了。我们每挖4个小时，就涨潮了，刚挖出来的一点又被沙子埋上了。就这样挖了一个星期，飞机也没有挖出来。最后迫不得已，只好把飞机炸掉，由于在水里，炸药怕湿，带来的50公斤炸药只剩下12公斤了，可是飞机还没被炸掉，最后我就用棉花包着雷管，把雷管放在距离战斗机发动机一公尺二的地方，硬是把飞机的发动机炸了下来，最后我们把能搬走的飞机零件都搬走了。
1952年冬，美国要从朝鲜西海岸登陆，为了阻止美国登陆，我们从平壤南道坐汽车赶到平壤北西海岸修筑地下工事积极备战，5公分、1.5公分、1.25公分的石子、水和沙按照一定的比例搅拌，大块石、碎石、水泥一层层地砌起来，有的战士一直握着电钻，强烈的震动把胃都震下来了，我们三天三夜没眨眼，硬是筑起了地下工事，接着便住进了战士。
1954年4月，在朝鲜当了三年多的工程兵，最后被当作“废品”拉了回来。为了保守军事秘密，瞒过美苏三人小组的检查，夜间12点，我们奉命藏在被杂草武装的大机械里被当作“废品”拉回了祖国。
从朝鲜回来后，我先后到边防某团部、广州工兵十八团、北京木工兵机械营等服役。直到1963年3月， 41岁的时候从104团51师转业到了临沂市粮食局任第一副局长，1971年从粮食局调到防空办，在防空办干了一两年又调到退伍安置办公室，随后又调到市民政局任副局长，1984年离休，如今已经90岁的张玉孚在临沂市兰山区政府家属院安享晚年。
讲述：张玉孚 文字整理： 杨学芳 图：松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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