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队将南满铁路柳条湖一段路轨炸毁。可是，他们反诬为中国军队破坏，并以此为借口，立即向沈阳城外的北大营、东大营及沈阳城进攻。由于蒋介石事前向东北军张学良发出了“绝对不准抵抗”的命令，日本侵略军于9月19日一举占领了沈阳。数日内，辽宁省重要城市全部陷落。不到一周时间，吉林全省大部也被日本侵略军占领。
“九·一八”事变后，我党中央于9月22日发表声明，及时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号召全党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反日运动和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中国人民向来是热爱自己的祖国的。当他们亲眼看到几天之内就丢掉了东北数千里国土，无不义愤填膺，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抗日寇的斗争。9月24日，上海三万五千名码头工人首先举行反日大罢工，上海市沸腾起来。接着，京、津、沪学生走上街头，高擎旗帜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组织请愿团到南京，要求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全国很多大城市的学生随之响应，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民主运动。
“九·一八”事变时，我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我们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认真详细地讨论了这一事件，通过了决议案及宣传大纲和《告山东工农劳动群众及学生书》，并明确指示各级党委认清和把握住这一事变的前途，加强领导全省的抗日民主运动。
山东各地学生首先行动起来，纷纷成立国难后援会和义勇军，很快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高潮。当时省委机关主要还在青岛，尚未完全迁到济南。省委和青岛市委就直接抓住了青岛大学、铁路中学、女高中等校学生。济南市委抓住了济南高级中学、北园乡村师范、正谊中学、女子师范、第一中学、爱美女中等学校。此外，曲阜师范学校，济宁七中，也有我党地下组织，他们已同青岛、济南学生取得了联系，一致行动。
当山东各地组织了抗日义勇军时，我们便动员全体学生参加义勇军，并在义勇军中开展宣传鼓动与组织工作，在各校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这时，抗日形势发展较快，第一批北京大学学生南下示威团路过山东，对山东学生鼓舞更大，反日情绪更加高涨。
10月初，由高级中学国难后援会召集济南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举行会议，发表《告全国父老书》、《告山东学生书》，并通电全国息争御侮。青岛大学反日救国会鉴于国家危亡迫在眉睫，11月5日特发出救国通电，呼吁全国一致对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省委根据这一发展了的形势，布置青岛、济南、曲阜、济宁四处的学生会合到南京请愿。计划是：①在青岛以青岛大学生为主，联合女中、铁中的学生，先在青岛举行游行示威，然后经过胶济铁路到济南，广做宣传鼓动工作；②济南首先发动高中学生，并以他们为核心，进一步发动和组织其他学校学生也举行全市学生联合示威，等待青岛等地学生到济南后一起夺车南下；③曲阜二师和济宁都作单独活动，在津浦路作夺车斗争。
根据省委部署，青岛大学学生行动较快。我们党提出了罢课夺车到南京请愿及其他一些政治口号，经过接近我们的群众透露到全体学生中去，在全校一致通过。青大学生便在12月2日从青岛出发，3日就到了南京。但青岛只去了青岛大学的几百学生，铁路中学和女子中学的学生都未能起来响应，未能采取联合行动。这主要是该两校的党组织力量薄弱，另外是两校的党支部在执行上级指示时也不够坚决。济南市委执行了省委的指示，市委的王永周、姚第鸿等同志全体动员，亲自参加领导，因此反帝运动搞得比较好。12月3日，北京第二批示威团又过济南下，这对济南的学生也是一个触动。济南高中五百多人首先行动起来。12月5日早，他们就整队到津浦站（即现在的济南站）夺车去南京。站长奉国民党南京政府铁道部的命令拒不开车，学生们据守车站坚持斗争。虽然国民党教育厅长何思源亲自跑到车站进行瓦解破坏，学生仍然不离车站，津浦路交通为之阻断。到了晚上，学联会派代表前去慰问，一中全体学生也到车站支援。高中学生在风雨中露宿车站，坚持斗争，毫不动摇。
济南其他学校在5日晚也纷纷开会，议决全体去南京请愿，国民党国民政府在五日曾下令“一律禁止”。蒋介石还在6日专给韩复榘打电报，让他禁止学生南下，6日晚教育厅又派人去各校“劝阻”。但是这一切动摇不了广大学生去南京的决心，“劝阻”无效。7日早，乡师、正谊、女中、一中、育英、一师、爱美、齐鲁等十二个学校二千五百多男女学生冒雨去津浦站集合。
那时，津浦站挤满了南下请愿的学生，加上各校留校生组织的宣传队、慰问队，共有四千多人，声势十分浩大。站长及铁路职员均逃之天天，学生在愤怒之下捣毁站长室。为了阻挡南下车辆，学生们进行了英勇的卧轨斗争。8日早，东鲁中学也参加了南下请愿，共十四个学校。各校学生一面派出代表找韩复榘要车，一面分十个组到城里、商埠等处演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暴行，宣传抗日道理，在市民群众中造成极大影响。我们提出到有二千六百工人的津浦路总修车处津浦大厂，去向工人演讲。韩复榘得到消息，马上派手枪旅一营士兵包围了津浦大厂。学生无法进去，便向士兵演说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的罪恶。
十四个学校二千五百学生在津浦站分别进行了两三昼夜的斗争，露宿站台，栉风沐雨，备受痛苦，许多学生都生了病，但他们始终保持昂扬的斗志，毫无畏难情绪。特别是女校的学生，她们和男学生一样，白天上街宣传，晚上值班站岗，校长劝她们回校，没有一个肯回去的。
经过学生们顽强的斗争，津浦路交通阻断，韩复榘实在无法可施，不得不下令备车给学生乘坐。
12月8日下午，济南十四个学校两千五百多人的南下请愿团，分乘了三十节车厢，在学生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武力收回东三省”等口号声中，离开济南，驰往南京。
三
当济南各校学生在津浦站和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相持的时候，省委恐怕济南市委在领导这一工作上出错误，同时又得知曲阜学生要到济南请愿，因此派我到济南配合指导，解决斗争中的问题。12月11日晨，我从青岛到了济南。那时，济南南下请愿的学生已经到了南京；而曲阜二师来济南请愿的学生，也刚刚离济回曲阜。
曲阜二师学生这次来济，主要是为了向国民党省政府请求挽留被撤职的校长张郁光。张郁光的思想比较进步，接近我们党，受到学生的爱戴。而山东省政府认为他有“袒共嫌疑”，将他撤了职。为此，曲阜二师学生来济请愿，没有把南下请愿的问题放在第一位。他们来济后，山东省政府对他们说已发出通缉令，通缉张郁光，无法挽留。请愿学生未取得任何结果，就返回曲阜了。他们也没有积极地根据学生要车的先例，向国民党政府要车去南京。我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当即找泰安中心特支负责人到济南，批评了曲阜特支这一行动的错误，并让他通知他们在曲阜要车南下。那时曲阜特支属泰安中心特支领导。同时，我又和他研究了发动泰安学生去南京请愿的问题。
四
济南学生南下请愿团到了南京以后，即要求蒋介石接见。开始蒋介石拒绝接见，经过学生们坚决斗争，蒋才被迫在12月11日下午接见了济南学生请愿团。他欺骗学生说，他的政府决心抗日，让学生们相信他。但广大学生没有信他的骗人鬼话，并且当场反问他为什么不发兵抗日，弄得蒋介石狼狈不堪，寻机溜走了。因为蒋介石没有圆满答复请愿团提出的要求。14日，济南学生请愿团两千多人又举行大示威，到外交部去找部长顾维钧进行质问。顾躲藏不见，广大学生非常气愤，就在室内墙上书写“反对秘密外交”等标语，在部长办公室楼上写得更多。然后，又去顾维钧的官邸，也没有找到顾。济南学生这一次大示威，大大鼓舞了请愿学生的士气。
在全国各地人民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抵抗的舆论压力下，在各地学生汇集南京请愿示威的压力下，加上国民党内部反蒋派要蒋下台，蒋介石被迫在15日即通电辞职，灰溜溜地下台。
17日，各省在南京的学生请愿团五千多人举行总示威，济南学生因内部发生分歧，临时退出总示威。但当听到国民党残酷镇压示威学生发生惨案的消息后，广大学生仍奋不顾身，走上街头，前往支援，有的学生被殴打致伤，甚至有的学生被捕，表现极为勇敢。
国民党政府血腥镇压了17日的总示威后，18日晨又将各地请愿示威团全部武装押解出境。
五
正当济南学生请愿团在南京请愿示威，和国民党政府展开斗争的时候，泰安三中、泰安县师、曲阜二师、曲阜明德中学、兖州四乡师、兖州三职、济宁七中等七个学校的一千多名学生，16日会合兖州车站，夺车去南京请愿。车站负责人和工作人员逃避一空，无法乘车南下。学生风餐露宿，困守车站三昼夜，直到由南京被押送回山东的济南学生请愿团到兖，向他们说明去南京已无实际意义，应采取其他方法进行斗争。鲁南七校学生始行返校。
六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为了破坏瓦解广大学生的抗日民主运动，在济南学生请愿团南下以后，即于十六日下令全省，无论省立、私立中等以上学校，一律即时提前放年假，将学生撵回家去。他们为了使其他各县的中等学校也提前放假，均发去电报，命令他们“电到后即时放假”。全省除小学照常上课外，所有省立、私立中学、师范等等，16日下午一律停课。
12月20日晨，请愿团由南京回到济南，我们组织了在校学生、教职员和各工会代表到车站欢迎，并向他们表示慰问。请愿团二千多学生出站后，整队在市内游行，沿路散发宣传品进行宣传。最后，游行队伍到国民党教育厅和国民党省党部请愿，但他们紧闭大门，拒不接见。至此，学生只得各归各校。国民党政府恐怕他们 在济南继续进行反帝活动，命令他们“克日离校”。各校学生因学校均已放假，食住无着，只得各自回家，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民主运动，虽遭到反动政府的破坏，但仍没有平息下去。
七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山东各地学生的抗日运动，是继“五·四”运动以后的一次最广泛的群众爱国运动，参加人数之多，影响之大，仅次于“五·四”运动。这次全国各地和山东学生请愿，虽然没取得积极的结果并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但却迫使蒋介石辞职下台，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了他的反动的丑恶嘴脸；充分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出卖祖国的罪恶行径。同时，也使广大人民群众认清了我们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政策是正确的，因而同情我们的政策，拥护我们的政策。这为我们党组织的发展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另外，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广大群众掀起的反帝爱国运动，三令五申，横加阻拦，千万百计地进行镇压。山东韩复榘借口“外交紧张，恐有受人煽动，乘机扰乱”，就下令在济南和胶济沿线严加戒备，并让青岛市长胡若愚、胶济路委员长葛光庭，驻烟台二十一师师长刘珍年，协同他防范沿海一带。在济南，从11月17日晚起，防务加严，娱乐场所提前歇业，十二点起禁街，行人通过，都要回答口令；他们认为形迹可疑的，就逮捕拘留。19日还成立了济南警备司令部，任命手枪旅旅长雷太平为警备司令，让他同济南市长闻承烈，省会公安局长王恺如负责济南治安。商埠一带，戒备森严。但是，自从学生南下请愿团进入津浦站以后，晚上街市马上沸腾起来了，通夜有三五成群的学生在街上往来，市民也街谈巷议，不象以前那样恐惧了，韩复榘的戒严令被打得粉碎。这充分说明群众运动的力量是巨大的；也充分说明，只有群众行动起来，才能冲破白色恐怖。
八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省委对抗日民主运动的领导还存在着一些缺点和不足：一，在学生运动高涨时，我们没有及时地把主要精力转到发动工农群众支持学生运动，青岛、济南都未能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致使学生的斗争缺乏后援而未能持久；二，对学生南下请愿的组织领导不够有力，省市委都没有派出得力的干部参加进去跟随南下，与学生共商斗争策略，解决内部的矛盾，致使学生群龙无首，斗争无力；三，一些有比较健全的农民组织的地方，如潍县等，未能发动起反帝运动；四，党的组织薄弱，工作力不从心。1931年4月和8月的两届省委迭遭破坏，同时，济南、青岛市委及许多县委也都先后遭到破坏，全省党员由一千五百人减少到五百人左右。10月，新的省委刚建立后，工作重点放在恢复组织、发展党员、积蓄力量方面，未能以主要精力领导反帝运动；五，我们的工作能力差，缺乏领导革命斗争的艺术。那时我们省委成员的年龄都比较轻，多是二十几岁的青年，最大的也不超过三十五岁，斗争经验不够，马列主义水平也低，所以工作中存在着一些缺点和不足。注：本文系胡允恭的遗作，写于1983年，编者略加删节。
作者简历：
作者：胡允恭（1902-1991年），男，安徽寿县人（今属长丰县），192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52年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全国第六届政协委员。1985年离休，1991年6月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