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安徽省寿县人，1929年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山东开展地下工作．1932年4月离开山东．我在山东工作期间，经常深入厂矿农村巡视工作，都是穿工人农民的普通衣服，腿上绑条扎腿带子，与工人农民吃住在一起．因为我个头长的高，脸晒得红彤彤的，山东老乡还以为我是山东人哩，在长期的斗争环境中，我与山东人民结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我很尊重当地人民的生活习惯，学会了许多地方话，与群众打交道总是讲实在话，群众对我很亲近，都称我老胡．虽然我离开山东已经半个世纪了，但是山东人民追求解放，相信跟着共产党才有好日子过的坚定信念，那种勤劳勇敢、憨厚朴实、热情好客的品格至今使我难以忘怀．
1932年初春我去过寿光．那时我国正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了东三省，并调遣大批海陆空军到上海狂轰滥炸，镇压革命，屠杀人民；英帝国主义事实上已经占领了西藏、西康；法帝国主义的军队也早已侵我云、贵，中国被各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日益加重。蒋统区的劳苦大众也深受军阀、官僚资本家、地主豪绅的残酷压榨和剥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时盘踞山东的韩复榘、刘珍年等大小军阀鼎足割据，互相勾结又时常发生矛盾冲突．山东主席韩复榘为了争夺地盘，对统治区人民的压迫和剥削较张宗昌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每正银一两征收8元，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劳苦大众处于饥寒交迫、衣食无着的困难境地．但当时，许多地区的贫苦农民为了求得生存，只得到荒滩秃岭开荒种地，但仍遭到地主豪坤的无理霸占．山东省委针对当时形势召开过多次会议，研究把革命引向深入的斗争策略．省委认为：必须改变那种运用“飞行”集会和盲目发动暴动侥幸取胜的斗争手段，而采取深入群众之中做扎扎实实的工作，把工人农民团结起来，尽量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伺机发动群众，建立武装，成立苏维埃政权，逐渐巩固扩大根据地的方针．因此，省委决定除一名秘书留机关工作外，其余同志分头到各地巡视指导工作，开创llJ东工作的新局面．我就是那次省委会议后到寿光巡视工作的．1932年春节前夕，我到了寿光县王高镇王永周家．王永周是中共济南市委委员，我们早就熟悉．他的家乡王高镇距离县城30华里，比较僻静。我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向群众作过演讲，宣传当时形势，揭露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本质。我的演讲吸引了许多群众，他们都很乐意接近我．春节后，我去县委书记褚燕山（褚方珍）家，在他家的北屋里召开了县委会议．县委的同志汇报说：在寿光、广饶两县的交界处，先前有荒碱地2000余亩，近几年由贫苦农民自动地开垦过来，变成了好地．寿光县的反动豪绅们看到这块土地肥沃，有利可图，想霸占为他们所有．于是他们网罗一起，并与官府勾结，招雇地痞流氓、散兵游勇500余名，配有枪支，只不穿军衣，名日耕作团，企图用武力驱逐开荒种地的农民，由他们占领这片土地．我听了汇报，立即与县委的同志一起研究保地措施，拟定了斗争方案．当时，寿光的党组织比较坚强，有党团员120余人，还有农民协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对开展对敌斗争很有利．我指示县委的同志，一面派人到开荒农民中进行宣传，土地是我们开垦起来的，我们有权种植；一面组织群众拿起锨镢当武器保卫土地；并派党团员打入耕作团，争取部分群众，伺机夺取武装，与垦荒农民团结起来，共同与官府豪绅作斗争。因当时全省各地举行武装暴动的时机还未成熟，建议县委不能放弃组织农民进行合法斗争的可能性．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内部钩心斗角，原来山东省主席是陈词元，各级政府都是他的人．后来换了韩复榘，他一上台就用考试的办法选用各级官吏，把陈调元的人都换下来了，成了山东人掌权。韩复榘善于装腔作势笼络人心，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到官府打官司，并在社会上广造舆论，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县委同意了我的意见，
在这次县委会上，我还传达了省委的一个决定：省委为加强近胶东的工作，决定由寿光、广饶、博兴、青州4县组成一个中心县委．中心县委设在寿光，由寿光县委书记褚燕山担任中心县委书记，
我离开寿光后，又到广饶、博兴、青州、博山、日照等地巡视工作，于2月中旬回到济南，我将此次巡视各地的情况和寿光县委领导反耕作团斗争的情况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
我离开寿光后，听说寿光县委根据预定方案一面宣传群众，一面组织群众，拿起锨镢、铡刀当武器，轮流站岗放哨，誓死保卫土地．另外县委还安排了一批党团员应耕作团的招雇，打入其内部，争取教育瓦解了一部分耕作团的成员，全县各地的农会、儿童团组织亦到处张贴标语，声援垦区农民的正义斗争．县政府的官员看到形势不妙，恐怕支持土豪劣绅引起农民暴动，不好收场，不得不迫令解散耕作团．贫苦农民重新得到土地，无不拍手称快，打心眼里感激共产党，
这件事使我深深认识到，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任何反动势力都不能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寿光人民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使我永不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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