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华东公安部期间警卫毛主席
我1921年生于山东寿光县，1937年4月参加革命。1949年10月带着浑身硝烟味，跟着山东南下干部纵队进入光怪陆离的大上海时，身上共有11处伤痕。到上海后，我从此开始了一种和在山东截然不同的公安工作生涯。先是在华东局社会部干部科当副科长，半年后调华东公安部机关保卫处警卫科当科长，1954年11月任上海市公安局警卫处副处长。政保五处副处长、处长，1978年1月任上海市公安局交通处处长。1984年离休。
在华东公安部机关保卫处警卫科，任务是负责华东局领导和到上海开会检查工作的中共中央高层领导的安全保卫工作。这可是个不能有一丝一毫马虎的工作。
1953年，马上就要过春节了，上海的街头巷尾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
这天早上天刚亮，机关保卫处处长秦诚就敲开了我家的门，让我马上收拾东西，准备跟梁部长出发。
坐汽车，到北火车站，上海市公安局警卫处处长王济普已经在进站口等着了，旁边还站着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的司机。
接着华东局书记谭震林也来了，只带了一个勤务员。
看见谭震林，我明白了，肯定有重大警卫任务。
然后是上京沪列车，一路无话。
南京车站，江苏省委书记和省公安厅长黄赤波、副厅长洪沛霖已经在站台上等着了。
几个人坐车直奔前美国驻华大使馆。看见8号楼，我就想起了毛主席的那篇脍炙人口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想到这里，我心里就升起了几分激动。
下午6点钟，黄赤波在省委小会议室召开了警卫工作人员会议，成立了“2·22”重大警卫任务指挥部，我和江苏省公安厅警卫处处长被到了警卫组，位置在开道车上。
到此时，我已经明白，是毛主席要来。
晚上8点钟，一行人来到南京华东军区专用码头。
这天晚上风很大，气温降到了零度以下，感觉非常冷。陈毅、谭震林等人早早就等在江边码头。晚上10点钟的时候，陈毅给中央打电话，是刘少奇同志接的。陈毅问：“主席什么时候到?”少奇声音颇为严厉，说到了你们就知道了。
凌晨，“洛阳”号军舰稳稳靠在码头，罗瑞卿先下船，然后，毛主席高大的身影出现在舱门前。
把毛主席送到招待所后，我又接到通知，主席第二天要去天文台、玄武湖和中山陵、雨花台。
连夜勘察地形，等具体的警卫方案出来，天快亮了。
这天是大年初一，早上7点左右，毛主席到玄武湖，正碰上江苏省委的干部带着家属到玄武湖游览，看见毛主席，惊喜地鼓掌欢呼。
我可是吓了一跳，我想还好都是些厅局级干部，没有出现秩序混乱的场面。
真正让我冒冷汗的是在中山陵。
毛主席下车的时候，正好中山陵广场上有一群十二三岁的红领巾搞活动，一个小女孩大概是上厕所，低头朝前跑，猛抬头，惊呆了，紧接着跳起来欢呼：“毛主席，毛主席来了。”
这一喊可是不得了，孩子们都跑了过来，边跑边喊：“毛主席万岁!”
怎么办?还是陈毅有办法，他说你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孩子，要守秩序。这么一说，红领巾排成两行，毛主席微笑着从中间走过。
这个时候群众也围上来了，还有个军人，背着卡宾枪从远处跑过来，旁边还有个外国人。
我大吃一惊，急忙赶过去。
原来这两人一个是支援中国建设的苏联专家，一个是他的警卫员。苏联专家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说，他见过列宁，见过斯大林，现在见到毛主席，三生有幸，不见不行。我硬把他们挡住了。这时虽然还是早春时节，天气还是很冷，但汗水把我的衬衣都湿透了。
毛主席到中山陵的消息迅速在南京传开，人们利用各种交通工具从市区往中山陵赶，道路被挤得水泄不通。黄赤波请示后临时改变计划，让我的前导车掉头到附近的中山陵8号，也就是原孙科公馆。
不多会，中山陵已是人山人海了，不少人是扶老携幼，全家赶来，为的是一睹毛主席的风采。
原来计划，第二天早上主席去雨花台。
但是在当天晚上，指挥部就接到南京市公安局的社情报告，关于毛主席要去雨花台给革命烈士送花圈的消息已经在南京传开了。市民推测，毛主席去了中山陵，肯定还会去雨花台。
第二天早上6点，天上飘着细细的雨丝，我坐车到雨花台检查路面情况，还没到门口，就看见街道两边的黑压压人群，有不少人是从半夜开始就冒雨等在这里了。
毛主席去雨花台，能不能保证安全?事关重大，罗瑞卿部长请示中央，最后决定由罗瑞卿和杨尚昆代表主席到雨花台给烈士献花圈。
一共去了3部车子，我还是在开道车上。
车子还没进雨花台，路两边欢呼的群众就拥过来了。罗瑞卿下车，给大家说，他是代表毛主席来给烈士献花圈，最终车队才过去了。
当天晚上7点钟，毛主席离开了南京。
看着“洛阳”号军舰离开码头逐渐远去，我暗暗松了一口气。这几天，我的心一直提在嗓子眼，几乎两个晚上没合眼。
后来我还负责过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央领导的警卫工作。
我印象最深的是彭老总。
彭老总是从杭州到上海检查工作的。当时的华东局书记谭震林反复交代，说彭老总来了，吃饭时桌子上不要铺桌布，一菜一汤，量要少，烟酒都不要上，否则彭老总要骂娘的。
华东公安部部长也跟我交代，见了彭老总，千万不要说你是科长，就说是科员。也不能说是警卫的，就说是来领路的。
我跟着一行人到闵行迎接彭老总。彭老总和一行人握完手后，握着我的手皱着眉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忙说，我叫王邦俊，是科员，是来给首长领路的。
彭老总这才笑了。
于是在警卫彭老总的时候就有个奇怪的现象，工作人员的伙食，甚至比彭老总的伙食还好。
（二）侦破大上海“6·12”特大反动传单案
在上海市公安局，侦破“6·12”特大反动传单案，是我最难忘的。当初案发后，我们政保五处全部停止休假，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开始工作，晚上加班到10点11点甚至更晚，天天如此。
时间是1960年。
当时的国际形势异常严峻，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封锁，加之中苏关系恶化，台湾国民党“反攻大陆”不仅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叫嚣，而且是不断派遣特务过海登陆。国内正在经历严重的自然灾害，年轻的共和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6·12”反革命传单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6月12日晚上，在上海的八个区县几乎同时发现了煽动推翻现政权的反革命传单。
两天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将在上海召开，这个时候出现反革命传单，让所有人都紧张起来。
周总理批示，组织精干力量，尽快破案。
我当时是上海市公安局政保五处的处长，这个时候带着处里的二十多名干部，已经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警卫工作。市局局长黄赤波命令，让我立即回到处里，集中全力，配合其他处和分县局侦破此案。
我回到处里，取消了全体干部的休假日，对侦控对象接触的关系人展开调查，收集“6·12”大案的线索。
到了1961年月11月18日，虹口公安分局向五处交了个案子，涉案人员李学勤、李克梅、李玉兰等组织反革命组织，要求五处派人侦查，后又交办了马益轩。
在监控中，侦查员发现，马益轩两次到蒙自路某号。
蒙自路某号的户主叫朱世歧，在上海冶炼厂工作。
为了摸清朱世歧的情况，侦查员到上海冶炼厂调查，意外发现冶炼厂的黑板报上字迹跟“6·12”反革命传单案上字迹相似，而黑板报的抄写人正是朱世歧。侦查员查阅了他的人事档案。
朱世歧念过私塾，其行文方式跟传单接近。
进行查对，证实朱世歧笔迹跟传单上的笔迹一致。
（三）“6·12”大案作案人浮出水面
当天晚上，我赶到黄赤波家里报告这个消息。黄赤波不放心，追问是否查实，此案关系重大，不要搞错了。我说，错不了，铁板钉钉的事。黄赤波大喜，说了10个字：“谨守秘密，积极主动进攻。”
我从处里抽调了50名精干侦查员，以蒙自路和大木桥路为重点，设置了二十多个监控点，形成大圈套小圈的监控网。李学勤、马益轩、朱世歧等人的住地是棚户区，弄堂狭窄，晚上没有路灯，加之这伙人行动诡诈，常常使用反侦控手法，给监控带来了困难。有句话，叫“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我们就是一群好猎手。
1962年1月19日，按照局长黄赤波的安排，“6·12”大案开始收网了。
第一个落网的是朱玉芝，是该反动组织中的所谓秘书长。
朱玉芝回苏北老家过年，他离开住地后在市内转了个圈，确信身后没“尾巴”才来到北火车站，一直到进站，他还在左右张望，看身边有没有可疑人员。进到车厢里，他才松了一口气（朱玉芝落网后交代，他认为上了车，就绝对安全了）。
朱玉芝对面坐了个年轻男子，趴在窗口看风景，朱玉芝落座，年轻男子扭过睑笑，然后搭讪，说师傅看样子你也是苏北人吧。
朱玉芝说：“是呀。”
男子高兴，拿出香烟请朱玉芝抽，说：“咱们是老乡呀。”
列车还没驶出上海站，两人就聊得火热，成了朋友。朱玉芝做梦也没想到，他的这个老乡是上海市公安局政保五处的侦查员。更叫他没想到的是，在旁边座位上的人就是指挥这次行动的五处处长我王邦俊。
我一共带了7名侦查员上火车。
车到苏州站，乘务员查票，说朱玉芝票不对，叫其下车换票。结果朱玉芝下了火车，迅速被塞到停在站台尽头的轿车里，直到这个时候，朱玉芝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
一个漂亮的密捕过程就这么完成了。
对于这次密捕行动是否能成功，黄赤波一直提着心，偏偏我这边又一直没消息。黄赤波见我顺利把人押回来，高兴之余忍不住责备说：“把人抓住后怎么不打个电话回来?你知不知道这案件是总理交办的?你这个人呀，就是大胆。”
1月23日晚，在上海北火车站，又密捕了反动组织成员李学勤。
1月26日早上，大收网行动开始。
我把五处的侦查员分了11个战斗小组，都备有电台和汽车一辆，在逮捕对象路经的l 1个地点设伏，从6点到8点，11名案犯先后落网。
□王邦俊口述 范晋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