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从五月到九月中下旬，日军纠集了一万二千余人，向我清河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我们在这几个月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除打了许多硬仗、巧仗外，还通过政治攻势，把有些伪军挤出抗日根据地，其中最大的一股是王道部队。在这期间，我执行了一次“特殊任务”。
九月上旬，反“蚕食”已渡过了最艰苦的阶段，拔除了北隋、牛家庄、斜里巴、王文等几个大据点，歼灭了李青山、成建基、周胜芳、王道等较有战斗力的伪军各一部，大约三千五百余人，而且我大部分部队已转向敌占区活动。清河军区领导机关，这时候处于一种半休整状态。这在那时，是很难得的安定、舒适的日子。当时，我在军区政治部报社当编辑。一天午休后，我们几个人正在树荫下矮桌上工作。通信员通知我，军区首长让我马上到司令部去。
我很快来到军区司令部驻地周家。在一间大房子里，杨国夫司令员、刘其人副政委、袁也烈参谋长接见了我。刘政委对我说：“现在给你一个特殊任务，与你现在的工作没有什么关系。你处理一下工作，马上去完成这个任务。”杨司令员看着我，亲切地微笑着说：“考虑还是你去合适。你是当地人，在广北、广寿、四边都活动过，能完成任务。具体任务由参谋长给你讲。”
我随着袁参谋长来到他的办公室。他指着地图，让我看地图上的碑寺口附近“一溜五斗柯”（紧靠在一块的五个村子）一带的地形。我心想，碑寺口驻着日本人，五斗柯驻着王道的“灭共建国军”，让我仔细看这个干什么？
看了地图，参谋长告诉我，让我以秘书的名义到斗柯据点王道的部队去。他向我说明了行动计划，特别是行动的时间和行动的路线，让我看清、记牢，不要出差错。
事情是这样：王道这个部队，是莒县、日照一带的地方势力。他们投降日军后，编为“灭共建国军第八团”，被日军调驻胶济铁路以北的丰城。这次调他们参加“蚕食”，他们便把家属和辎重留在丰城，把部队开到了小清河北。几个月前，他们来“蚕食”根据地时，在斗柯以北七八里外的斜里巴，被我军歼灭了一个营。余部龟缩在斗柯，被我们长期围困，吃不上饭，担心斗柯早晚会成了另一个斜里巴，盼望早回丰城。后来，我们开展对敌政治工作，他们出来抢粮，我们就送给他们一些粮食。王道便派秘书科长刘同太出来与我们谈判。他要求我们手下留情，照顾他们的处境，想办法让他们回丰城。最后确定，他们假装打败撤退回丰城。我这次的任务就是按照双方商定的计划，当我军“进攻”开始后，带王道部队穿过我军防区，送他们回丰城。
第二天的下午，我换了便衣，由敌工部一位同志陪同，向斗柯据点走去。出发地距斗柯大约五十里，我们抵达的时候，天已很黑了。有人早已等在那里把我们带进了据点。
接待我们的是王道的秘书科长刘同太。他曾代表王道来过我们司令部，安排了这次行动计划。他介绍我同在场的几个团、营军官见了面后，便安排我吃饭、休息。
第三天早晨，我才看明白我被安置休息的地方，和王道司令部相邻，中间有一个小门相通。
早饭后，刘同太过来同我谈了好一会儿，主要内容：一是感谢我军体谅他们的处境，为他们安排了妥善的退路；二是谈了这次行动的具体计划。从他的谈话中，我听得出对于这次行动，士兵们都拥护，但营长以上军官意见并不很一致，不过也已经是“没有法子”。刘同太还很客气地告诉我，要我就在那里休息，不要出去，因为碑寺口的日军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来。
第三天下午，他们忙着搞伪装，故意把驻地弄得乱七八糟，并弄了二三十个人在头上、臂上、腿上裹了许多绷带，伪装作战受了伤。准备夜里“作战”以后，“伤兵”于次日上午由刘同太率领，坐担架经过斗柯以南三十里小清河边的石村日军据点回丰城。当时我觉得这一做法近乎儿戏，稍一检查便要露馅儿。在场的几个军官却说：“洋鬼子好糊弄，不要紧。”
这一天的黄昏以前，队伍便集合好了。夜幕刚刚降临，北面、东面响起了枪声、手榴弹爆炸声，还升起了几颗信号弹。这是计划好的我军的“进攻”，也是王道部队“撤退”的信号。
开始“撤退”了，我周围是团长、参谋长和几个营长，十几个人都提着驳壳枪，簇拥着我。他们紧张地喘着粗气。有两个人还把手伸到我的腋下，怕我跑掉。我明白，他们有一些军官，担心中了八路军的调虎离山计，被骗出据点，遭到埋伏。
我们出了东门，沿着同小清河平行的大道向东走。我不断小声嘱咐他们，不要慌，不要还枪，以免发生误会。枪声在黑夜里听起来特别近，但子弹没有打到我们经过的大道上。这也是预先计划好了的。
我们走了十几分钟，先头部队离开据点二三里之后，我周围的人逐渐平静了下来，放平稳了步子。簇拥着我的人也减少了，有几个营长到后面招呼他的部队去了。
不久前下过雨，有的地段相当泥泞，路两旁的沟里都有积水，部队一齐向前拥。马不但没法骑，而且因为驮了许多东西妨碍士兵行进，大部分被挤到了沟里，大包袱进了水，更加沉重，只好连马带东西都丢掉。我因为一直走在最前头，这情况并未亲眼看见。不断有通信员赶上来说：××营长的马又翻了，要求停止前进，我才知道的。和我同行的几个军官只是说“知道了”，但并不放慢脚步。我主要担心着时间，因为约定必须于拂晓前赶到三岔—计划预定的渡河点，否则会暴露行动。
斗柯到三岔，大约五十里，要是我们的部队行军，用不了半夜。但这样的部队，又加上道路泥泞，不好走，足足走了一夜，到三岔时天已快亮。
三岔是小清河上我们控制的唯一较大的渡河点。说是我们控制，也主要是夜间，白天有日军的汽艇巡逻，我们无法过河。王道的部队在三岔街上就地休息。我同几个营团军官到了渡口，看到有七八只木船停靠在岸边，这是当地区中队按照军区司令部的命令准备的。天快要亮了，这么多人什么时候才能渡完！船少人多，我同几位军官商定先运人，布置好了，我同两三个军官上了第一只船渡河。过了河，南行四五里，有两个不大的村子—高二港、木桥头，部队集中在这里休息、吃饭，等黄昏时再走。第一船渡过河后，我返回三岔渡口，检查该部渡河。后来，我随最后一船渡到南岸。这时候太阳已经很高，大约是上午七八点钟。下船不久，那几只木船便不见了。这时候从东面羊角沟方向来了一只日军的巡逻艇，船头上架着机枪，例行公事地向西开过去了。
在这两个村子里，满街上都是睡觉的士兵。因为村子小，人太多，许多人找不到有遮荫的地方，就睡在太阳下。我们严密封锁消息，不准出入。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部队又出发向南行。
这里离目的地丰城大约七十里。将要经过的是广饶、寿光边境一条由我们控制的若干村庄连成的路线。此线以西，广饶境内是国民党军保安第十六旅，早已投降了日本人的李青山、燕寿才部队的地盘；线以东，是国民党军保安第十五旅张景月的地盘。这一条线是我们从一九四○到一九四二年由南向北开辟出来的，原来还是一个狭长的地带，后来敌人“蚕食”，成了一条线。现在是青纱帐时期，三方面的部队都来活动。我在这条线上活动过一两年，不会走错。因为不敢肯定今夜会遇到哪一方的部队，所以我们商定，由一位军官带一个班作尖兵在前，我同另三个军官随后。遇到日本人或张景月、李青山的部队，由他们出面对话；遇到八路军及地方武装，由我出面对话。
部队到达郑家埝的时候，尖兵班遇到了哨兵，空气一时颇为紧张。但我很快判断出是我们军区直属团派出的接应部队。我赶到前面，同带队的同志取得联系。他说，已接到了军区的通知，知道我带王道部队通过这里，让他们不要发生误会，并给以警戒保护。
快天亮时，到达辛店一带。这里距丰城还有十里地，按照我领受的任务，到了这里就算完成了。王道的部队继续向前走，我站在路旁向一直跟着我走的军官们握手告别。
我返回了部队，但我们在王道部队的工作，以后却日益深入。一九四四年八月，这支部队起义了，被编为八路军山东军区独立一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