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朱剑秋在世时，我们还年轻，对他老人家的生平事迹，知道的不多。幸而过去从与先父共过事的革命长辈（原临胸县司法科长杨子明，原惠民地区专员杨少新，抗战初期给先父跑过交通的朱树仁和给先父当过警卫员的朱树棠等）那里了解到了部分材料，在着手整理这些材料时，又访问了我村的一些知情老人（李荣世、李丁昌、朱家振等），蒙大家集思广益，反复讨论，遂成此篇。然而，仓卒定稿，纰漏在所难免，尚望了解情况的长辈们不吝教正!
一、先父历略
先父朱剑秋（又名朱护农、朱崇潮），一九O-年（清光绪二十七年）生于寿光城东北朱家村（现道口公社石桥大队）的一个中农家庭里。听村里老年人说，他九岁入村垫读书，十六岁下学。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对当时腐败的军阀政府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地压榨人民的社会现实非常不满，对贫苦农民在兵、匪、官、绅强取豪夺下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他在与青少年伙伴谈话时，经常流露出对民族前途的忧虑和反帝救国的心愿。
一九二八年，他经人推荐到昌乐县任硝磺局长。其间，他目睹军阀连年内战给人民造成的极大苦难，又亲自见到那些反动官僚尔虞我诈、贪污自肥的黑暗内情，开始认识到依靠他们，根本无法解决救国救民的问题，这使他苦闷，彷徨。但当他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和在南方各地领导农民开展斗争的一些情况时，又产生了新的希望。于是，他在一九二九年毅然辞去硝磺局长的职务，到益都、济南一带寻找党的组织。一九三三年在济南裕祥商号任经理时，经人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培养教旁下，他的思想觉悟提高很快，积极为党工作；公开或秘密地宣传我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因而被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逮捕入狱。后来，经过党组织多方营救，方获释出狱。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先父子一九三五年被党组织派回家乡。他回来以后，与本县党组织取得联系，经常在贫苦农民中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道理，启发群众的革命觉悟，在道口附近各村发展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各地土匪和地主武装的头目各树一帜，自称司令，挂起抗日的招牌，干着搜刮民财的勾当。当时博兴县的土匪头目周胜芳也拉起了一支数百人的队伍。为争取周胜芳部投向我军，先父子一九三八年秋被党组织派往博兴去进行工作。他带领本村的李洪恩，朱树棠等同志到了博兴，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了解到周胜芳已死心，塌地投靠了国民党，他便专做周部副司令孙振海的工作。孙振海组织伪军准备起义时，被周胜芳侦知，孙振海遇害。周胜芳并通令缉捕先父。环境恶化，工作无法进行下去，，党组织又让他回到原籍工作。
一九三八年冬，先父担任了我县九区第一任区委书记，区政府成立后，又兼任区长。日寇侵占寿城后，又在道口村安了据点。国民党土顽张景月部队也在西黑和周瞳一带驻扎，他们口头上喊“合作抗日”，实际上经常制造磨擦，不断捕杀我抗日军民和地方干部。面对这群凶恶的内、外敌人，先父毫不退缩，带领本区党政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四O年春，先父奉命调任博兴县长。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博兴五区东郑王庄与日伪军作战中壮烈牺牲。时年四十一岁。
二、先父革命轶事
（一）
先父在济南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学习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方针政策，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意义。一九三四年，他以看家防土匪为名，通过各方面的关系，从济南买到长短枪五十余枝，陆续运到家乡，卖给了当地各村有钱的人家。一九三八年他担任了九区区委书记后，便带领工作同志向原购枪户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反复说明国难当头，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的道理，应该有人出入，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动员他们献出枪枝，组织抗臼武装，救国保家。在他们的说服教育下，有枪人家共献出长短枪三十余枝。这些枪除少数留区委自用外，大部上缴赵寄舟同志率领的寿光独立团，加强了地方抗日部队的装备。
（二）
一九三五年，先父由济南回到家乡后，改名朱护农。有些人问他，三十多岁了为啥又改了名，他笑着回答： “虽然年龄是三十多岁，但生活刚刚开始。刀人们还是不明白，他说：“日后自知。
他经常出入于贫苦农民家中，人们只认为他没有架子，不嫌贫爱富，却不知他是在执行党的任务，是在团结、教育农民，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保护农民的长远利益。他的改名之举，正表明了他为保护农民的长远利益而奋斗的决心。家居期间，他与农民群众同劳动，共甘苦，成了贫苦农民的贴心人。长工的住处，穷人家的旧茅屋i一是他经常落脚的地方。我村李东良的老娘，经常讨饭，李天爵、’李哑世都是半哑，这些饱经风霜的受苦人，都与先父是心腹之交。不论他们家里多脏，用他们的烟袋吸烟，用他们的碗喝水。一个在旧官府当过局长、在大银号当过掌柜而又有学问的人，一回来就把“架子”一放到底，这是一般人所不能理解的。母亲有时给他做了新衣服、新鞋袜，穿出去就送给贫苦的农民朋友。虽然我们家里并不宽裕，但是，逢年过节，他总是把自家的干粮送给更穷苦的人家。正因为他推心置腹地结交了许多穷人，所以他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抗战开始后，有的跟随他走上革命道路，有的给他传送情报，开会时许多人暗暗地给他站岗、放哨。
抗战爆发后，先父与杨少新等同志，在西黑庄开会，研究开展抗日救国工作。根据形势的需要，上级指示，参加抗战的干部可以改名换姓，以便迷惑敌人，使家属免遭迫害。杨少新同志改名鲁震，其他同志也改了姓名，先父说：’“我不改姓，可改名崇潮。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潮流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全民抗战，我就是崇拜这个潮流。”后来有人说：“朱剑秋改名崇潮，真是名副其实地‘潮’了（傻了），在济南凭着大掌柜不干，回来组织什么抗日，冒乜个险，受乜份罪!”绝听到后，笑着说：“为了抗日救国，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我心甘情愿地当‘潮巴'(傻子)！"。
（三）
一九三九年春，国民党土顽张景月带领数百人来到我村，他的政治部主任王念根曾与先父在济南有交情。王念根妄图用私交之情来拉拢先父投降。他来到我们家对母亲说：“嫂子，我与剑秋在济南是磕头兄弟，我不忍心看着他走错了道路。张司令（指张景月）很器重他，很想叫剑秋兄到我们这边干。他来家后，你千万劝他别干八路了，叫他去找我，我不仅保证他的人身安全，还保证让他干重要差事，吃穿比八路好得多。”张景月撤离我村时，王念根又拿着一封信来到我们家里对母亲说：“嫂子，剑秋兄回来时，你把这封信交给他。”以后，先父回家，母亲把王念根的话告诉了他，又把信交给了他。先父接过王念根的信，连看也没看，立即撕得粉碎，他说：“我们两人走的不是一条路，他是反共卖国，我是抗日救国。为了国家和人民的生存，我是海枯石烂心不变！”
（四）
国民党土顽张景月部队，对农民敲骨吸髓，残害抗日人民。他们暗中与日伪勾结，频繁地制造反共磨擦。张景月派驻周疃的伪保安队，经常捕杀我抗日一战士和地方干部，激起我区人民的极大愤慨。群众一致要求我党我军给这伙民族败类以应得的惩罚，为死难的同志及其家属报仇。区党委作、过多次研究，认为在目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只能智取，不能硬拚。 一九三九年秋，张景月派他的副官长朱玉生（寿光七区朱家庄子人）带领二百余人来到我们村。他以同宗关系来劝先父投降。先父知道了他的意图以后，当即．与区党委成员研究对策，大家一致认为这是智取敌人的好机会，决定由先父出面迷惑敌人，然后组织力量相机行事。先父只身来到我村朱玉生的住处；朱玉生殷勤地接待了他。朱玉生说：“三叔，到我那里去干吧。只要你过来，张司令说让你当参谋长，如．果把你的人拉过来，还可以让你当副司令。”先父说：“你的话，我可以考虑。不过，你们驻周疃的保安队经常制造磨擦，捕杀我地方干部和家属。我部下人员对保安队仇恨较深，怕一时转不过弯来。现在需要先把矛盾缓和下来。你如能制止保安队捕杀我方人员，我再慢慢地做他们的工作，事情就可能好办了。”朱玉生满口答应，并说：“我明天就派人把保安队长杨武道叫来，当着你的面告诫他。”先父也说：“现在我也回去摸摸情况，明天咱们再商量。”
先父回到区委住处，立即召开区委会进行研究。命令武装股（后改为区中队）全体同志结合附近苦大仇深的基本群众共五十多人，于当天晚上秘密进入周瞳村潜伏，相机夺取敌人的枪枝。第二天，先父又回到朱玉生住处。~朱玉生派人把杨武道叫来说： “今后不准与八路军闹磨擦，更不准捕杀八路军人员。这是张司令的命令，谁要不听，就按军法严办！”说完后，叫杨武道回去传达，留下先父继续商谈。杨武道回到周瞳，立即传达了朱玉生的命令。中午，伪保安队正在吃饭的时候，我武装殷人员突然冲八伪军院内，把他们的枪枝弹药全部收缴带走。杨武道气急败坏地跑封我村，向朱玉生报告说：’“今天上午我回去立即传达了您的命令，可是在吃午饭时，八路突然闯进院内，把枪枝全部夺走了。移朱玉生急忙对先父说：“三叔，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把他们的枪下了? ”先父不慌不忙地说：“这不可能。你先不要着急，如果是我们的人搞的，一枪一弹如数退回，如果是其他部队干的，我也负责交涉，给你们把枪要回来。我先回去看看。”说完，辞别朱玉生出了我村。向东走了二里来路，遇上区委派来迎接他的人。来人高兴地报告说：“这次共缴获长短枪三十余枝，子弹一千余发。不仅解决了缺枪的困难，也给群众出了口气。”先父笑着说： “叫朱玉生这伙匪徒们等着我投降的消息吧!”
（五）
朱玉生对先父劝降的阴谋不但未逞，还自白地丢了三十多条枪。张景月听到回报，勃然大怒，立即命令伪海防大队长杨盛三捕杀先父，消灭我区委武装，并特别指令说：“抓到朱剑秋，就地正法！”杨盛三专派他的中队长王杰三带队执行这一任务。他恶狠狠地对王杰三说： “到朱家一带，一定要把朱剑秋抓到！抓不到活的，就要死的，完不成任务，小心你的脑袋!”
王杰三是九区太平村人，早年与先父相识，素有爱国思想。他勉为其难地接受了上司的命令，于一九三九年冬天，带领他的部队来到我村。他人村后，先到了张敬堂的家里，对张敬堂的母亲透露了这次到朱家的任务。张敬堂的母亲对王杰三说：“朱剑秋在这里很有威望，他们是真打鬼子，大伙都很拥护他。再说，你经常到我这里来，做出这样的事来，今后我就无法在朱家住了。”王杰三说： “这是上面的命令，完不成任务要杀头的。”张敬堂母亲再三劝阻。王杰三经过反复考虑，最后说：“这样吧，叫朱剑秋别在这里干了。他到别处去，既保证了他的安全，我也好回去交差。”张敬堂的母亲暗中派人把王杰三到朱家的任务和他的折中意见告诉了先父。一区党委对王杰三的为人和他目前的思想情况作了研究，先父说： “王杰三这人，我早就认识他，他有抗日救国的想法。这次到朱家来捕人，是迫于张景月的命令。他既然想出这个主意，可见他和张景月不是一条心。只要好好做他的工作，这个人是可以争取过来的。我想亲自回去一趟，—秘密约见他，争取他起义投诚，共同抗日。”有的同志认为有些冒险，但经过先父细致的分析说明，并做了预防万一的安排，也就一致同意了先父的意见。一天，先父秘密回村，来到张敬堂的家里，见到了王杰三。他向王杰三陈述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并把张景月勾结日伪残害人民、专门反共的罪行，与八路军忠心为民、坚决抗日的种种事实作了对比，劝他摆脱目前进退两难的处境，当机立断，走上光明大道。王杰三在先父的启发、开导下翻然悔悟，决心弃暗投明。不久，他率领三十多人投向我军，被任命为海防营营长。他经常与日伪军作战，非常勇敢。一九四一年，在一次与伪军的殊死战斗中，仅他一人就打死十几个敌人，最后因众寡悬殊，在剩下最后一粒子弹时自杀殉国。
．张景月与杨盛三得知王杰三不但未抓到先父，反而被先父说服投入八路军，不由得暴跳如雷。一九四O年杨盛三与日寇配合，把我家房屋全部烧毁，我全家人好几年无处安身，到处流浪。日伪军的暴行，更激起先父的深仇大恨，他发誓，不把日寇、汉奸消灭干净，决不罢休。但是，他老人家却没有亲眼看到日寇和蒋匪帮的最后覆灭，就为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抗日救国战争中牺牲的先烈们，永垂不朽！
（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