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植庭原名李三槐，一八七一年（清同治十年）生于寿光县城北崔家庄（田柳公社崔家大队）的一个农民家庭里。七岁入私塾，二十一岁辍学后任本村塾师三年。当时，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变本加厉，致使我国农村破产，民生凋敝，广大贫苦农民呻吟在内外反动统冶者的双重压榨之下。面对如此严酷的社会现实，李植庭同志忧国忧民的心倩不能自已。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时，最初他接受了改良主义思想，认为要使中国富强起来，必须从办好教育，培养人材人手，而要培养人材，一当时私塾所学的“五经、四书”根本无济世之用，必须学习新的文化科学知识。但是，当时封建的教育制度，在我县仍根深蒂固。腐朽的封建官僚和当地士绅，根本不容许有丝毫改革。因此，李植庭同志愤然辞去塾师的职务，回家务农。然而，他创办新学培养人材，使国家富强起来的愿望，始终是强烈的。所以，几年以后，他又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而到处奔波了。
一九0三年（请光绪二十九年），李植庭离家到了东北，经朋友给他打通关系，在那里创办了初等学堂。在边学边教的过程中，他学会了《笔算法》的教学。对此，他非常高兴。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李植庭回到家乡。一些关心儿童教育的乡，亲，听说他在东北办过学堂，便请他出来办学，他欣然应允。当时，办学的困难是很多的；校舍、桌凳、经费都不易解决。李植庭同志东奔西走，挨门串户宣传办学校培养后代的意义，并提出“集资兴学”的口号，不分昼夜地工作。筹备桌凳、整修校舍，都是他亲自下手。群众见他如此热心，都主动来帮助他，终于在一九一三年冬天，办成了崔家庄初级小学，取名“双风学校”。乡亲们十分高兴，编成《快板》赞扬他： “崔家有个李植庭，白手起家办 ‘双凤’。立冬十月天气好，“双凤学校”已办成，奎斋借屋作教室，千家集款备桌凳……”。
学校办起来了，招收了三十二名学生，编成一班。李植庭自任教师。他主动提出，，甘尽义务，不拿薪水。大家过意不去，给他凑了四十吊钱，他都用作教学费用和冬季教室取暖之用，当年除支无存，还欠债十吊。他看到群众热情支持他办学并情愿破除旧俗，让孩子剪去辫子来上学，心中十分高兴。他象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与爱护学生，受到家长们的衷心爱戴。第二年，又有更多的群众要求送子弟入学。但是，’教室、桌凳都不能满足需要，只好又增设了夜校班。教师仍由他一人担任。李植庭昼夜辛劳，毫不觉苦。
尽管他在东北教过新学，但他对自己的文化科学知识和教学能力仍感不足。一九一四年，寿光师范传习所在王高（离崔家三里）设了一处师范单级养成分所（简称“单级学校”）。如饥似渴的求知愿望与提高教学能力的急迫心情，促使四十三岁的李植庭毅然进入该校学习。为了“教”与“学”两不误，他在单级学校的许多课程中，只选学《教育的意义》和《教学法》两门课程。根据这两门课程的授课时间表，他给学生安排好自习作业，再到王高去按时听讲，回来给学生上课，就把学来的东西试用于教学过程。他把这办法叫做“现蒸热卖，，。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以优异的成绩结业。他的教学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三年过去，第一期学生初级小学毕业（当时小学的学制是初、高各三年），但他们感到所学的知识还很不够，纷纷要求再办高级班。为了进一步满足他们的求知愿望，李植庭同志再_．次奔走于群众之中。在大家的支持下，他果敢地破除迷信，搬掉村东头娘娘庙里的神象，改成教室。又捐出他家历年积存的一百吊铜钱，带动群众捐资兴学，同时，让自己会做木工的儿子为学校义务劳动，带动全村群众破土动工，因陋就简地修建了十五间教室。李植庭同志又四处奔走，延聘了有一定科学知识的孔泮香等六人来任各科教师，，把双凤学校办成了初具规模的初、高两级小学。李植庭同志被拥戴为该校校长。
一九二一年，李植庭同志又从潍县广文中学聘请了杨玉霞、杨爱莲两位女教师来任教，招收了女学生，开设了女子班。
一九二五年，寿光县最早的共产党员张玉山、王云生等同志在崔家庄、王高一带开展工作，李植庭同志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他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是拯救中国的唯一可靠的政治力量，因而他以积极的态度支持党的活动。在当时北洋军阀政府的白色恐怖下，他大胆地聘请张玉山、马香圃（现名赵一萍）李芍亭、李汉卿等共产党人到双凤学校担任教师。张玉山同志不要报酬，亲自给学生上政治课，他常讲地主是靠剥削穷人发家致富的，将来我们一定把地主的土地没收过来，分给穷人。听讲的人都深受启发和鼓舞。由此，这所学校便成为我县党组织宣传马列主义、发展党的组织以及同上下级联系的重要基地。
一九二六年冬天，中共寿光县委建立以后，县委同志和一部分积极分子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到双凤学校集合，讨论发展党员和组织暴动的问题。李植庭同志千方百计支持和掩护党组织在该校的活动，成为党组织信得过的非党同志。
一九二七年春节过后，军阀官府的税务局派一个姓蔡的税狗子到王高征收营业牌照税。此人税上加税，引起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慨。中共寿光县委为了争取群众，扩大党的影响，决定把这个税狗子干掉。于是派两个同志带一个叫孟瘸子的射手去执行任务。任务顺利完成，为了避开敌人的追捕，执行任务的同志和孟瘸子躲进了双凤学校：在李植庭同志的掩护下，匿藏月余，然后安全转移。此后，政局动荡，地方上军阀队伍互相厮杀，兵匪到处烧杀抢劫。双风学校被迫停课数年之久，校舍遭到破坏。直到一九二九年，李植庭同志才又在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搬迁与重建校舍，恢复了这所学校，改名为“寿光县立第八小学”。
一九三五年，中共寿光县党组织，为了开展群众工作，在崔家庄创办农民夜校、同乐会、国术馆。李植庭同志积极配合，让出三间教室作为国术馆的教练场所，并兼任国术馆的名誉馆长。
一九三七年底至三八年初，国民党寿光县长朱宪章，因日寇进逼寿境，吓得携眷逃跑。本县人郭恩棠出任寿光县长。此人有一定的爱国思想，主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他委派李植庭同志担任寿光县第七区区长。同时，中共寿光县党组织邀请李植庭同志参与组织“寿光县抗敌后援会”的工作。这期间，中共寿光县委领导的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第八支队，在牛头镇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武装起义。李植庭同志利用职务之便，积极配合党的工作，给八支队以人力，物力的有力支援，还把家里唯一的一匹茄皮色大马送给了八支队。在他的影响与带动下，我县北部的抗日救国运动，更加活跃起来。
一九三九年一月，日寇占领了寿光城，接着在王高安了据点。敌人为了实现其“以华制华”的阴谋，到处以高官厚禄诱迫社会上有一定声望的中国人为其效劳，他们当然不会放过李植庭同志。春节那天，王高据点的日寇突然派兵包围了李植庭同志的住宅，声称“请李植庭先生共商政事”。恰巧李植庭同志未在家中，经庄约（村中轮流办事的人）与之周旋，方始退去。第二次来，便抢走了他家的全部财产；第三次又在屋上放了一把火。正月初六，日寇第八次包围了李植庭同志的住宅，扬言如再拒绝，就要洗劫全村。当时李植庭藏在他的一个学生家里，听说事态如此严重，心中十分焦急。他不愿全村因他而遭难，也不愿以年老之躯投奔八路军而成为军队之累赘。为保持民族气节，他把心一横，决定在敌人暂时撤离之际，回家自杀。三次自杀均被救下。他面对一些“好心人”的权宜从事的劝告，流着眼泪说： “我一生为国家、为大众服务，创办教育，三十多年家中未用我半文钱，到头来还负债三百元。原以为尽我之力，救我民族。哪想到，如今日寇逼我，且将使全村被累，实在于心不忍！与其违我良心，认贼作父，留万世骂名，倒不如一死干净！”后经我党地下工作同志再三劝告，给他指明出路，他便连夜奔往当时的革命根据地毫家坞。不久，王高的鬼子据点撤走，他才得与家中联系。
一九四O年四月，党组织把他接到牛头镇，与田玉美等成立清河区第一届参议会。同年十二月，他到博兴县淳化镇出席有清河区十八个县的代表参加的第二届参议犬会，正式当选为清河区参议会参议长。从此，这位六十九岁的革命老人，在日寇对我根据地频繁“扫荡”的日子里，经常随清河区党委和行政机关转战于黄河下游的近海地区。每晚行军，他都是步行，虽有一头小毛驴，他却没有骑过。每到一地，他总是深入群众，访问开明士绅和民众，调查人民疾苦，还曾亲赴利津、沾化勘察河工。
一九四二年七月一日，清河区《群众报》发表了他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一周年所写的题词： “二十二年来，您无日不在为反帝反封建而努力而斗争！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已成为团结各阶层人民的核心，在破晓前的黑暗里，就象—座光明的灯塔，照耀着千百万人走上自由解放之路！”这热情洋溢的题词，表达了这位抗战老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深情和对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的坚强信念，同时，也表达了广大抗日人民的心声。
一九四三年，在日寇、汉奸和叛徒所造成的极端困难的局势下，他住在垦利县八大组，与当地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他不避艰险，坚持不懈地工作。他积极响应毛主席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亲自开荒种地，取得了粮、菜双丰收。同时，他还发动群众为烈、军属代耕，积极开展拥军优属工作，并且为无家可归的军人、干部、烈士子弟开办了一所学劳结合的实验小学。年底，他被行署授予“劳动模范”和“拥军优属模范”的光荣称号。在广大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一九四四年九月，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他又被选为渤海区参议长。
一九四五年四月，李植庭同志代表渤海区参议会发表了《告寿光人民书》，历数汉奸张景月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号召寿光人民奋起战斗，向张逆讨还血债，并请求我军指战员与地方民兵同仇敌忾，讨伐这伙叛国投敌的败类，要求务歼凶顽，拯救寿光人民于水火之中。
在“讨张战役“的过程中，他在后方发动群众积极支援前线，又亲赴前线劳军，为这次战役的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年八月，李植庭同志的故乡——寿光县，从日寇汉奸的长期统治下获得了解放。当年李植庭同志亲手创办的崔家庄学校，在敌伪统治时期巳破坏无遗。一九四六年，寿光县人民政府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又动员群众重新修建。经渤海区党委批准，命名为“植庭学校”。县长张竹天亲题“植庭学校”四字，刻在校门上面的横匾上。日寇投降后，渤海区从日伪统治下全部解放出来，李植庭同志随渤海区党政机关住在惠民县。其间，他代表广大人民的和平愿望，经常发出呼吁，要求国民党当局严格遵，守《停战协定》，停止内战，和平建国。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一九四六年元旦，李植庭同志率渤海区各县人民的代表，冒着风雪严寒到禹城前线劳军。当时《渤海画报》刊登了劳军的画面，还有一首题为《劳军》的新诗，作者铁流同志热情洋溢地描绘了这次劳军的情景，其中有这样几句：“……老议长李植庭，七十五岁高龄，冒着大雷，冒着寒风，冒着二百里长长的征程，率领着各县的人民代表，还有劳模会上的模范英雄，从惠民后方，赶到津浦前线，慰问人民的子弟兵。……”
一九四六年四月，他被选为准备出席南京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的山东解放区渤海区代表，同马千里同志率代表团到当时我省政府驻地临沂城集合。临行前，他屡次表示：“这次去参加国大会议，任何威胁、利诱、暗杀，我都不怕。我一定为人民争民主、争和平，奋斗到底。”又说：“八百万人民的重托已担在我们的肩上，我们要坚决地去替他们争、取彻底的民主改革。为人民的幸福，我们不伯赴汤蹈火，又不惜委曲求全。一定忠实执行人民的意见，决不辜负渤海父老兄弟姐妹们的斯望。”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破坏 “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所以解放区代表拒绝出席这次伪国大会议。李植庭同志在临沂期间，应邀参加了山东大学在“五四”青年节那天举行的开学典礼，他在会上发表了谴责国民党破坏民主团结、挑起全面内战的讲话，受到山大学生的热烈拥护。会后，山大学生渤海同乡，齐集渤海区“国大”代表驻处，敬献了“民主长城”的锦旗。李植庭同志在接受锦旗的时候，勉励渤海区同学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彻底改造世界观，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日，报纸上发表了中共华东局于十月十日批准渤海区党委接收李植庭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消息。七十五岁的李植庭同志从此加入了光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他入党以后，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从不计较个人名利，不搞特殊，积极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一九四七年初春，他随渤海行署住在农村。他积极响应区党委的号召，带头帮助群众送粪、春耕。当时《渤海画报》登了一幅新闻画，并有四言顺口溜题词： “渤海行署，生产立功。出栏送粪，帮助春耕。一齐下手，不分官兵。李老议长，七六高龄，带头猛干，能说能行；象个青年，劳动英雄；满头大汗，一脸笑容： 为民服务，其乐无穷！”同志感动，百姓欢迎。学习议长，艰苦作风。”
一九四九年春节，他从惠民回家探亲，正值崔家庄植庭学校的“春节文娱宣传队”到寿光各村进行宣传活动。李植庭同志不顾七十八岁高龄，每天都要自带干粮，拄着手杖，步行随宣传队出发，向群众发表讲话，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号召大家搞好生产，积极支援前线。有一次，宣传队到三十里外的西陈和周家庄演出，他还是坚持步行，往返六十余里，当天摸黑回到崔家庄。。他这种老当益壮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感动着宣传队的每一个成员和所有听他讲话的群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被选为出席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渤海区代表，会上当选为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委员，分管教育工作。他面对当时大好的政治形势，深感革命教育对建设新中国的重大意义。他不辞辛劳，到处奔走，了解各地恢复教育的情况，积极提出兴办教育的建议。 一九五一年，他回到寿光，邀请各界人士和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商讨创办寿光中学的问题。因当时财政困难，仍采取“集资兴学”的办法。他散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群众的热情支持。经省府同意，他亲自担任筹委会主任，主持筹资、设计和施工，终于办起了当时寿光县的第一所中学。同年，他又为崔家植庭完小扩建了校舍。
一九五六年，他又配合教育局在自己村前建成第二所中学。这两处学校建成后，为国家培养了许多有用的人材，迄今仍是我县中等学校的两颗明珠。
山东省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后，李植庭同志作为教育界代表，出席过第一、第二两届省政协代表会议，并当选为一、二届省政协委员。
李植庭同志一生热爱工作，热爱生产劳动，关心群众疾苦，而个人生活却十分俭朴。早在家乡办学期间，教员们多在饭馆包饭，而他这位校长总是每天三时回家喝红粘粥，同贫苦的家庭成员吃一样的饭菜。每天早上，他都要亲自打扫校院。抗战期间，在垦利县八大组时，他这位参议长的办公室和住宿处只是两间小土屋，墙壁上挖一个三角形的窟窿，算是窗户，小土炕上叠一卷露出棉絮的被褥，穿一身补过的土布衣服，外加一支旱烟袋，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他吸烟叶，别人扔掉的烟头，他都拣起来捻碎，放进烟斗再吸。不论参加什么会，他从不喝茶，只喝白开水。环境安定以后，他到行署开会，大会服务人员照顾他年老，拿出菜单让他点菜。他笑着说：“我是来开会的，不是来下馆子。我就爱吃番瓜、豆角子。不要为吃饭耽误时间。”
李植庭生活俭朴，为自己一分钱也舍不得花。但是，为了办教育培养人材和帮助穷人的孩子上学，却是十分慷慨的。植庭学校扩建时，有两户群众住宅，在规划场地之内。他甩自己历年省吃俭用节存的钱，为这两户盖了新房，动员他们高高兴兴地搬了进去。以后，又为学校买了自行车、照相机和篮、排球，在期末考试评奖时，为学生买奖品，为搞好业余教育，自己出钱办夜校。一九五八年，学校实行“分级并点”，本村部分学生需要到外村寄宿上学，但是带不出被褥。李植庭同志一次就为三十余名学生添置了被子或褥子。
一九六四年春，这位献身革命，热心办学的革命老人，积劳成疾，以九十三岁的高龄与世长辞了。我党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忠贞不渝的战士，青年人失去了一位诲人不倦、专门利人的师表。党政领导同志和我县广大人民怀着悲痛的心情，对他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在追悼会上，山东省政府和省政协的代表沉痛地读完悼词，虔敬地献了花圈和挽联，一挽联上端庄的字句，概括了他光辉的一生： 教到老，学到老，教学到老； 勤一生，俭一生，勤俭一生。
（一九八二年三月定稿，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