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牛头镇会议创建八支队的起点
一九三七年十月，寿光县委根据形势的需要和省委的指示，在寿光牛头镇召开了依次扩大的县委会。这次会议是在马保三同志家里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鲁东工委的杨涤生同志；县委的陈少卿、陈耀三、陈梅五、王登瀛同志；还有马保三、 王云生、李汉卿、孙聿修、王文轩、张子明、褚方塘、侯连三、王少白等同志。在会上确定建立我们党直接领导的武装部队，准备进行武装斗争。会议除决定组织武装外，还选出了新县委，由陈少卿同志连任县委书记。为了名正言顺地号召群众参加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决定把八路军这个牌子打出来，定名为“国民革命军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第八支队”。后来简称“八支队”。县委决定分头组织队伍和收集武器。会议认为组织抗日队伍，人员是不成问题的。主要问题是收集武器，只要有了武器，人员要多少有多少。在会议结束时，马保三同志高兴地说： “部队给养不成问题，先把我家的麦子，囤揭开，让同志们吃，吃完我的再吃别人的。”
会后，同志们分头回到几个重点地区发动群众，收集武器。首先以牛头镇为中心，把八路军的大旗高高竖起，大造声势，以先声夺人的策略，从精神上给国民党反动派以强大压力，使我们在工作上和行动上争取了主动，同时也激励了广大群众的抗日救国热忱。县委确定，由马保三同志直接打电话，给国民党的寿光县长宋宪章，告诉他说，我们八路军高举义旗，就要开赴抗日前线，抗击日寇，并把我们规定的旗帜和联络记号都告诉了他，请他不要发生“误会”。就这样把八路军的牌子打了出去。这时，牛头镇成了我们活动的大本营，后勤供应，枪械修理，都设在这里，各地青年纷纷到牛头镇找负责人报名参军。同时我们采取措施，进行各方面的组织工作。在西部地区以南北台头、南北洋头为中心，以南洋头村王子固同志家的五、六支长短枪为基础，再加分散在各村的自卫枪支，收集起来，很快地装备了一个中队（相当一个连），由王少白，王子固同志负责带领，番号为三中队，东部以王高、崔家庄为中心，收集武器组织部队，在王高编成一个中队，指派王克礼、王其金为正副队长，番号为一中队；在崔家庄编成一个中队，作为司令部的警卫部队，以李文辉、李銮金为正副队长，命名为特务队，北部以南河为中心，再加弥河以东地区，编成一个中队，以陈梅五，常化轩为正副队长，番号为五中队。以上四个中队，是我们建成八支队的基本队伍，为建立八支队打好了基础。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旧历十一月中旬)一、三、五中队和特务队在牛头镇集合，正式建立司令部，推选马保三同志为司令员，当时称为正指挥。从山东省委派来的干部韩明柱同志，于一九三八年_月，十日到达司令部，为副司令员，称为副指挥。韩明柱又名张征，是河南省经扶县韩家庄老坞村人，从十九岁就当了红军，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后任一一五师六八五团政治委员。他在领导八支队期间，完全体现了老红军的光荣传统和战斗作风。在日常生活中，官兵关系融洽无间，在作战行动中，非常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能打能冲，身先士卒，在八支队的干部战士中威信极高，深孚众望。
在这个时候，一、三、五中队和特务队跟随司令部活动，同时进行整顿和训练，补充枪支弹药。当时枪支弹药的来源是多方面的。一是通过社会关系，动员社会人士把他们存放的枪支捐献给我们，也包括动员不通，强制起枪的办法；二是通过我们预先派到国民党地方部队去工作的同志，搞他们的枪，例如李廷奎，李登坦等同志，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从国民党部队里，拉出来十六个人，十八支枪，还有六匹骡子，三是缴小股杂牌队伍的枪，如缴羊口盐警队二十多支枪和一批弹药。此外通过张鸣三、李培槐等同志，把羊口水上警察的部分短枪拉了出来。一九三八年二月上旬（旧历正月初五>，、我们在三合庄收编了一股流窜的土匪队伍，这股土匪队伍，系伪华北自治联军的一部分，共五十四人，长短枪五，六十支，当收编不成时，被我们包围强行缴了械。到这时我们的基本队伍装备得差，不多了，战士中原来使用大刀、土枪的，逐步换成了步枪，部队的士气极为高涨。
一九三八年旧历正月十五日（阳历二月中旬），我们的部队进驻夏家店子、罗桥一带，接近寿光县城，寻找战机，准备出击。在掌握了敌人活动规律以后，由韩副司令带领一、五两个中队，埋伏在潍博公路南面三旱庄子，截击从寿光经过的敌人，首战告捷，全歼日寇一个小队，包括日寇联队长腾田（腾田是敌电讯联队长，有缴获的金笔刻名）、小队长田影在内，共毙敌五人，缴获汽车一辆，手枪一支、步枪五支、战刀两把和全部弹药。我军无一伤亡，胜利凯旋。过了几天，又一次在城西姜家庄附近埋伏袭击，因为这次情报没有搞准，截获的是一辆邮车，司机被击毙，车上人员全部被俘，但没有弄到武器。
几次战斗的胜利和装备的改善，我们的队伍不断的发展壮大起来。原来由王文轩同志负责在寿光的胡营、纪台一带拉起的一支队伍，也带到司令部，番号为七中队。因为这个部队人数较多，从中分出一部分，又加以补充，另编成一个中队番号为九中队，由孟兆瑞（后叛逃）为队长，赵传真为指导员。在五坨、郑家埝一带组成的一个部队，番号为十五中队，由郑春温（后叛逃）为队长。还有益都县组成的，由邱则敏、陈叔俊两同志带领的一个中队（不满员）来到寿光，编入八支队，番号为十二中队。由广饶县的王日津同志带领二、三十人的一个队伍（枪支不全），来到八支队，司令部把这支队伍补充到别的中队，没有单独编队。
随后，部队在傅家庄一带驻的时候，又进行了一次整顿，建立了大队的建制，把一中队和七中队编为一大队，由王永周为大队长，王西安为副大队长。把三中队和新建的十五中队，编为三大队，由郑德卿（后叛逃）为大队长。以五中队和九中队编为五大队，由吴吉亭（后叛逃）为大队长。这时的部队共有三个大队和一个特务中队。同时对司政机关也进行了整顿。司令部下设参谋处，由马建生为参谋长，设供给处，由褚方塘、侯连三同志为正、副队长；政治部由陈少卿同志任主任兼组织科长，宣传科由李雪峰、郝达、李梦先等同志负责。
二、七、八支队会师昌潍
_一九三八年二月下旬，八支队开始东进。在我们东去的过程中，曾在稻田村宿营。次日从稻田．出发，．刚走到刘营村附近，顽匪张景月部的一个营，预先在刘营设下伏兵，一企图截击我们。彳世们占据着刘营附近的有利地形，突然向我们行列中间发起进攻。我军当机立断，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我们的三、五大队同时投入战斗，从刘营村的东西两侧包剿过去，准备钳住敌人予以聚歼。但是这股敌人多为骑兵，见势不妙，不等我们合围，就仓惶向北逃窜。我军追击到刘营村北，给逃跑的敌人一些杀伤而结束了战斗。我们的队伍随即继续前进。当我军到达潍县的固堤、昌邑的龙池，瓦城_带时，受到七支队同志们的热烈欢迎，给部队以很大鼓舞。
一：一九三八年三月上旬，部队在瓦城一带暂住了一段时间。这个地区是鲁东工委鹿省三等同志活动的中心地区。在鹿省三同志从寿光回到这里以后，他发现七支队的情况，有些变化，看出七支队负责人张洪礼有野心，企图独霸七支队，给七支队造成一种潜在的威胁。他为了消除这种危险，设想七、八支队合并到一起，再找机会搞掉张洪礼，除去这一隐患。鹿省三同志从工委的角度提出来和张文通同志商议。张文通同志表示同意。理由是：这两个支队都是鲁东工委领导的，为了指挥方便，行动统一，决定两个支队合编。这时，八支队首先表示拥护工委的决定，赞成合编，而七支队内部对合编的意见很不一致。有些同志是积极拥护工委的决定，主张合编；有些人则极力反对工委的决定，不同意合编；而张洪礼甚至直接指责鹿省三同志是要用八支队来吞并他，进行人身攻击。此外，还有一些同志不表态，模棱两可。经过激烈的争辩，最后还是决定了七、八支队进行合编。当时确定合编的原则是，大队以下不作变动，只解决上边领导机构的合并问题。以这个原则，在七、八支队中间进行协商，取得了双方的同意，在整编中确定总的名称为； “国民革命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刻了印章，制了符号，调整了机构，搭配了人员。司令部，以马保三为正司令，韩明柱、张洪礼为副司令。鲁东工委书记鹿省三、委员张文通同志为政委。刘广汉（温海风）为参谋长，马建生为副参谋长。政治部由王义之为主任。李文为组织部长，薛少庚、王文轩分任宣传部正、副部长。交际处，由李闻轩（后叛变）为处长。以特务一中队（八支）和特务二中队（七支）编为一个特务大队，以陆圣训为大队长。还建立了军政委员会，以鹿省三为军政委员会主席，马保三、王云生、张文通、赵修德等同志为副主席，张洪礼因不是党员未参加军政委员会。在七、八支队进行合编之后，据说张洪礼在暗中唆使一些人提出什么“打一下柳瞳扩大八路军的影响”。当时在昌邑地方有一种流言说：“八路军放着柳疃的日寇不打，而打了龙池的顽军” (也有人说，打龙池是张洪礼的阴谋，要嫁祸给八支队的)。这时张洪礼极力宣称“柳疃很好打”，里边住的是汉奸杨新元的伪军，没有日本鬼子”等等。司令部没有作周密调查研究，便轻信了他的计划。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日轻率地作出了打柳疃的决定。打柳疃的军事行动，是由张洪礼、刘广汉负责指挥。由八支队一大队和特务一中队担任主攻，八支队五大队负责打援，截击昌邑城来援之敌。主攻部队于夜间对柳疃进行包围，准备拂晓进攻。可是没有等到我们发起进攻，敌人已抢先向我们开了火，这是因为张洪礼在部署队伍进入阵地时，搞的动静很大，好象故意向敌人发出信号。所以不等我们进攻，敌人就抢先向我们开了火，而且火力很强。担任主攻的特务一中队，从东北面一接触敌人，就遭到敌人袭击，伤亡很大，中队长王佩山同志身负重伤，一大队也被迫撤出战斗。这时，我们负责打援的五大队，在沟子崖和昌邑城来援的日军接上了火，战斗也很激烈。从拂晓打到中午，经六、七个小时的激战，把敌人遏止在沟子崖以南一线，一步不能前进。虽然我们也有一些伤亡，但打援的任务是出色地完成了。只是对柳疃的敌人没有打好，反而被来援的日寇奔袭了龙池，并包围了司令部，这是始料不及的。当时司令部的直属队和警卫武装，和敌人短兵相接，猛冲猛打才突围出来。尤其奇怪的是不知何人又在何时把龙池四门紧闭，在司令部紧急突围时，人马都撤不出来，临时将西门扒开一个口子，才把人马拉出来。许多迹象表明，在打柳疃的军事行动后面，有人在搞鬼，不然的话，即便不能取胜，也不至于损失得这样惨。后来了解打柳疃是张洪礼的阴谋。他对七、八支队强行合编不满，怀恨在心，企图在打柳疃的时机，利用敌伪力量，搞垮八支队，特别是搞垮司令部。自从八支队进驻昌潍，他出于反革命的本能，就察觉到处境不妙。因为八支队内有许多老同志完全知道张洪礼的底细，尤其是王云生，王永周等同志，知之更详。当初他如何破坏博兴暴动；叛变投敌，又如何效忠敌人，破坏我们党的工作等反革命罪恶，再也掩盖不住了。所以他内心里惊恐万状，在行动上对七，八支队的合并百般阻挠，实在阻挠不住，就搞阴谋诡计进行破坏。
我们的司令部从龙池突围后，转向潍北泊子一带暂住。这时我们原驻龙池一带的部队，失去了统一指挥，各自分散转移，就在这混乱之中，我们五大队的九、十中队，由孟兆瑞带领全队逃回了寿光，投了张景月。五中队的二分队长张方坤（老土匪）私带一个卫兵逃跑投敌。随后不久，一大队的七中队，由队长盂祝三带领全队逃跑，也投到张景月那里去了。以上这两个中队的逃跑，虽然在时间上有早有晚，而这是他们之间事先计划好了的一次行动。
． 过了三、四天，司令部回到昌邑，暂驻瓦城。集合在这一带失散的部队和人员，处理这次战斗中伤亡同志的善后，随即移驻潮海。在这次司令部转移时，鹿省三同志没有跟走，仍留在瓦城，据说是在那里安排地方上的工作。当司令部到了潮海，马保三和韩明柱同志担心鹿省三同志个人留在那里会出问题，随即派骑兵去接他出来。当骑兵赶到瓦城的时候，鹿省三同志已被金岩刺死。凶手当场被逮捕，押送司令部。在审讯金岩的过程中，供出刺鹿省三是张洪礼主使的。这样，司令部随即把张洪礼逮捕起来，这时司令部已开到潍河以东，驻在棋盘地一带，由王云生、张文通、王义之等三人组成临时军事法庭，对张洪礼进行了审讯。张洪礼自知罪证如山，抵赖不了，就供认刺鹿是他给金岩的枪，唆使金去干的。军事法庭随即判决张洪礼死刑，当晚在棋盘地执行枪决。
三、东去黄县支援胶东兄弟部队
一九三八年四月初，司令部在潮海一带，把部队集结整顿后，随即提出下一步部队的行动问题。因鹿省三同志牺牲了，鲁东工委只有张文通二人尚在，有些问题很难由工委作出决定。因此，以前由鲁东工委确定部队行动的办法，改由司令部开会讨论决定。在会议中，王云生、马保三等同志认为胶东的经济条件比较好，主张东去胶东，在那里筹措军费，换一换军衣再回来。原七支队的同志也认为黄县一带无敌人，便于休整，也主张东去。这样，一我们部队就离开潮海，过潍河、胶河向东移动，进驻掖县边境新河一带。这时掖县三支队派政治部主任张家乐同志来联系，驻黄县的三军也派吕志恒同志来要求八支队东去黄县，协助他们开展工作。嗣后，驻黄县城的二支队也派出陈迈干同志到掖县迎接我们。基于上述种种因素，八支队去胶东的行动方针，就完全确定下来了。 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旬，部队从新河出发东去，和掖县的三支队靠拢，建立了兄弟部队间的联系。掖县三支队以极大的革命友情，给七、八支队每人赠送单军装一套和一部分现款，并允许在掖县境内提取部分民间所藏枪枝等。四月中旬，司令部开到黄山馆住了一段时间，一开展了对龙口的工作。这时在龙口旧军警是龙口保安大队，有二百多人的武装，其大队长李梅生是寿光中学的学生，在八支队里他的同学很多，通过同学关系，把李梅生和他率领的队伍以及在龙口所有的武装（龙口海关除外）设法统统掌握起来，待时机成熟，再作第二步的行动．此外，龙口还有一个海关的海防大队，当时戒备很严，一时还解决不了。这个海关属英国管辖，所有的武器都是英式的，要解决它，强攻是不行的，只好通过李梅生的关系去做工作，等待时机成熟，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对龙口工作安排就绪以后，司令部离开黄山馆移驻，北马，与黄县城靠拢，协同兄弟部队“三军”，布置黄县城里的内线工作，因为黄县城里驻的是旧政府的武装；尚有相当大的力量，而且它是隶属张金铭那个系统的，弄不好就进不了城，当时在城里还住着李希孔的二支队，是我们的内线关系，它和城里的驻军是统战关系，是属“三军”的一支隐蔽武装，他们派出陈迈千同志和我们秘密进行联络，约定时间，把我们的部队从西门开进城去，立即接替当地驻军防务，控制交通要道，稳住城内局势。待我们大军到齐（在城关周围驻扎），即把原有的守城武装，压缩在旧县政府的范围以内，武装监视起来，随后派人进去与他们进行和平谈判。这时，原黄县县长是王景宋，他们仗恃有二百余枝长短枪的武装力量，拒不接受缴械投降的谈判条件，企图负隅顽抗oL我们随即调集重兵包围县政府，协同城里的二支队，对守敌发起攻势，并边打边谈。后来他们觉得逃脱无望，被迫放下武器，交出枪支，我们对所有人员作了遣散处理。当时我们认为王景宋属于中间立场，并不十分反动，因此对他作了适当安排。
司令部进驻黄县城后，即与胶东部队“三军”和掖县三支队密切配合。为了便于统一行动，统一调度，首先建立了抗日联军指挥部，以三个支队（八支、三军、三支）的司令为抗日联军指挥部的指挥，从而大造声势，扩大我们抗日联军的影响。对外打出抗日联军的旗号，颁发抗日联军指挥部的印章。在联军指挥部内建立了交际处，以孙瑞夫同志为交际处长，掌握对外联络工作。这时的联军指挥部首先着手解决“三军”方面的问题。“三军”的部队，是由分散在文登、荣成、蓬莱、黄县、乳山、福山等地的地方武装发展起来的，分别在各地活动。我们协助“三军”把他们分散在各地的队伍集合起来，进行了整顿。这样“三军”方面的主要问题就解决了。关于掖县三支队的问题，主要是外受张金铭的威胁，内有赵森堂这个隐患。赵森堂当时是掖县三支队的参谋长，很反动，野心勃勃，他仗恃自已有一部分武装力量，主要是三大队，企图勾结张金铭吃掉掖县三支队。这两股反动势力结合在一起，掖县三支队自己是抵抗不住的。那时我们派出王永周的一大队和陈龙飞的十三大队去掖县，协助三：支队解决了赵森堂等。把赵森堂和他那个反动集团中的主要人物王文峰（秘书处处长）和三个大队长杨辅庭、王春塘、张显亭，另外还有国民党乡长陶仁基，一起就地处决。四大队副大队长张子敬漏网潜逃。同时部署兵力在掖县城南高望山、夏丘堡，把张金铭的部队狠狠地打了一下，消灭他二百多人，一将这股反动势力从技南山区赶了出去，解除了对掖县三支队的威胁，给掖县三支队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八支队在黄县期间，一方面帮助了胶东兄弟部队“三军”和掖县三支队。另一方面， “三军”的同志在经济上帮助了我们。我们七、八支队建立初期是很穷的，什么经济来源也没有，对军队的服装毫无解决办法。我们到黄县的时候已经是五月了，而部队的官兵还没有换下棉衣来。我们的战士在驻地附近，动员妇女给他们拆、洗棉衣，抽出棉套，改制成夹衣，把棉套付给群众为报酬，这样做，群众是很满意的。在兄弟部队的协助下，后来筹集军费，购买了布匹，赶制了单军装，使我们的军容大变，军威大振，士气也更高了。就在这个时期，我们和“三军，，成立了缉私委员会，抽调干部组成缉私队。在黄县、龙口一带进行缉私工作。同时还开展了税收和募集工作，搞了点财政收人，解决了军费的问题。_一九三八年六月上旬，李海生同志在龙口的各种工作准备就绪，把他所统率的保安大队的全部人马拉了出来。我们把它整编为一个大队，仍以李梅生同志为大队长。
通过李梅生同志的关系，对海防大队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争取到海防大队大队长纪永芳的暗中支持，同时又在其下级军官和士兵中争取了一部分人作为内应、在此基础上我们派出五中队去龙口配合他们进行工作，约定在五月“端午”这一天，借请客同海防大队联欢的机会，把五中队突然开了进去，配合内线，把少数拒不缴械的人下了枪，把海防大队的全部人员、武器、弹药统统搞了出来。共有英式轻机枪两挺、英式步枪三十六枝，另外还有一部分短枪和机枪子弹四十多箱。当时我们的部队装备上这批先进的武器和充足的弹药，就更加壮大了军威，提高了战斗力。
掖县和黄县过去是有点工业基础的地方。我们在掖县的朱桥和黄县城搞到了一部分军工生产的机器和工人，于一九三八年五月“端午”着手在掖县的郑家村（三支队郑耀南司令的家乡）筹办了一个兵工厂，主要制造“八二”追击炮和炮弹以及手榴弹等。经过一段工作，很快造成两门迫击炮，加上去龙口海关弄来的两挺机枪，编成了一个机炮大队，以纪永芳为机炮大队的大队长，我们的部队增加了这一新的兵种，战斗力就更强了。
四、奉命回师西征邹平、长山
一九三八年六月中旬，由清河特委的交通陈洪典（外号陈秃子）送给八支队一封信，这个信的名义是送给八支．队而不是送给哪个负责人的。内容是：你们这个部队的领导人有问题，马保三是土匪，张征（韩明柱）是疯子，张文通政治面目不清，部队赶快脱离他们，拉回西边来，……。当时司令部的同志见到这封信，都觉愕然，莫明其妙。决定由张文通同志立即去省委请示。这时，正巧三军的吕志恒同志要去省委送款，张文通同志就随他一同前去。到了临淄找到清河特委书记，向他提出八支队收到的那封信的问题，他解释说那是误会，不用谈了，主要是叫你们回来，支持四支队建立山区根据地，在平原打游击是不行的。张文通同志提出信中所指责的那些问题，并要求到省委去请示。当时这位负责人坚持不要张文通同志去省委，并说：“现有省委派来的高锦纯、王文两名干部去胶东，你可以陪他们去。”还说： “叫你们回来是省委的意见。你们在回来的路上自己选择地方过铁路，东边从潍县，西边从益都选择过路地点。快一些过铁路，不要和张景月打仗，若是打起来会把时间拖长，这是省委的意见。
张文通同志回到黄县以后，把清河特委和省委的意见向司令部的同志作了汇报，并进行了研究，确定把部队进行整编，回师西进。这时整个部队已达四千多人包括机炮大队、特务大队在内共十个大队，分别编为三个区队。一区队队长王福泽，政委张子明，三区队队长何凤池，政委翟瑞甫；五区队队长魏培德，政委王永周。司令部除所属三个区队外，还有机炮大队和特务大队。
一九三八年六月下旬，部队离开了黄县回师西进，这时候的队伍较向东来的时候已大不相同。那时轻装就道，行军宿营都很简便，说走就走，说打就打，非常灵活。这时兵种增加了，一些机构相应地建立起来，后勤部队也扩大了，特别是军械物资，要移动是相当累赘的。这次在胶东收集的军工机械及器材装了若干大车，机炮大队驮炮驮弹药的骡子也不少。另外还有从龙口带出了一辆大卡车和缴获的一辆卧车。这样部队行动起来就不那么灵便了，结果引起敌人注视，挑起在掖县境内和红枪会的冲突，成为历史上的一大憾事，其经过是这样的：
当时掖县西部红枪会的势力很大，几乎村村都有。一个叫杜光乾的地主武装就盘据在沙河镇，而且极为反动。他们和当地的红枪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利用红枪会这部分势力和八支队作对，企图坐收渔人之利。在我八支队往西开的时候，‘杜光乾利用各种机会，暗中派遣大批特务在红枪会中散布什么“八路军在黄县发了大财，每个人身上都带有大批的现大洋和财物，特别是供给人员带的更多”。在政治上诬蔑“八路军到处起枪要粮，搜刮老百姓”。妄图以此激超人们对八路军的仇恨心理和敌对情绪。他们还以支持红枪会为名，派出武装特务，掺杂在群众当中，挑起群众和我们作对，拦截我军西进。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我们的部队从祝家村（张宗昌的老家）出发，行军到海镇姜家，就开始与红枪会有所接触。开始只是夹道示威，还没有动手，我们尚能和平通过。及至路过薛村时，他们就把路拦住，不让我们从村中通过，这时我们只好绕道从村外走。但是他们蓄意寻衅，用长枪刺伤了我们的后勤工作人员翟元经同志，夺去了一辆摩托车，因此和红枪会有小的武装冲突。当时我们派出特务队到村中找他们的负责人接洽，并大力宣传八路军抗日救国，司令部为了避免和红枪会发生冲突，决定改变行军路线，从土山以东折向北，沿着娄家一带，通过掖北的海滨无村落的地方，向昌北的下营一带前进。当我们的先头部队到达娄家时，迎头赶来的红枪会便向我们开了火。我们的后续部队赶到，予以反击，打退了他们的进攻。这时我们的部队奉命停止前进，就地休息。司令部向全军下了一道绝对的命令，只能向红枪会宣传解释，坚决不准还击。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发生了两件骇人听闻的事情。 一件是，我们有两位同志在土山附近，被红枪会抓去，绑在土山上非刑拷打，还要开膛扒心。另一件是，战斗间歇的片刻，在娄家附近的一个村子，有我们的一个中队在大街上列队坐着，就地休息，这时红枪会的人闯了过来。我们的中队长机械地执行司令部不准还击的命令，在敌人的枪尖已经对准我们战士的胸膛时，他还令战士不准动。就这样，我们的一个排有三十多人，连中队长在内，被红枪会活活用长枪戳死！如此惨痛的事件发生后，我们的部队实在忍无可忍了，司令部被迫下达了向土山还击的命令，部队以急风暴雨般的火力，特别是机枪小炮的火力，向着土山方面倾泻过去。那猖狂一对的红枪会，在受到一些杀伤后，狼狈溃逃，我们被捆在土山上的同志也得救了。因为我们不想穷追，战斗也就很快地结束了。 在战斗结束以后，我们考虑到此地不能久留，司令部命令部队立即从土山以北进入沿海的大盐滩。大荒滩里，赤地千里，杳无人烟。正当过午两点左右的时间，烈日当空，炎热灼人，此地又无可饮之水，全军人马正陷于又热又渴的困境之中，忽然天气骤变，暴雨如注，倾刻之间，平地水深盈尺。热和渴已无形中消逝，但全部人马深陷泥潭，车辆动弹不得，全部丢弃在大洼里，连两部汽车也一起扔掉。我们的队伍在泥泞中艰难地前进，深夜后才奔到海仓。这是这一带唯一的村庄，我们部队就挤在这个荒凉的村子里露宿一宵。因为给养在此无法措筹，大部队继续前进，只留下少数部队和干部，在此寻找丢失的车辆和物资。部队回到昌邑潮海，下营一带暂作休整。为了准备下一步通过张景月统治的地区，部队作了轻装前进的准备，把后勤部门带的机器和器材在下营装船，从海上经羊口运往寿光。司令部为了避免和张景月发生冲突，派出联络人员和张景月交涉，商定我们的行军路线，准备经过寿光继续西去。
当我们的部队在潮海、下营休整期间，许多同志在淮河（即潍河，当地群众称淮河）内洗澡，发生了几起淹死人的不幸事件。在潮海淹死了政治部主任王义之，在下营淹死了大队长李文光和几名战士，令人悲伤。
一九三八年七月中旬，部队离开潮海到了瓦城。这是向西进军的第一步。在瓦城稍住，召开了一个追悼大会，追悼鹿省三和王义之同志以及在历次作战和工作中光荣牺牲的同志。开完追悼大会，部队随即登上西进的征途。西进途中，在苇子河住的时间较长，在这里和李人凤同志的十团联系，因协助他们扩展地盘，还打了两个小仗，一个是打傅家园子的土顽傅象坤，另一个是打大小韩周胜芳部，皆因敌人固守围寨，我们强攻的战果不大。一九三八年七月底，我们从苇子河出发，路过桓台县的卫固，和张店出来的敌军打了一场遭遇战，打得相当激烈。结果是杀伤了一部分敌人，我们也有一些伤亡，随即撤出了战斗，摆脱了敌人。
当我们司令部进驻卫固的时候，有邹（平）、长（山）三支队副司令员杨国夫同志到这里联系，和韩明柱同志研究了八支队进驻邹、长时的活动问题。会后，我们的部队继续西进，到达长山城附近暂停，司令部进驻苑城。这时三支队的司令部驻苑城以西的司家庄一带，八支队的同志到司家庄去与三交队共同研究军事行动。据当时侦察得到的情况，邹平、长山、桓台各路顽敌的头目，共有八个司令在焦桥召．开紧急会议，策划对付我们的阴谋。这八个所谓司令是：宋雨田、李笑文、高竹君，张景南、张景鲁、王尚志、杨相南、胡凤林等等。当时决定抓住这个时机，立即奔袭焦桥，争取把这些顽敌一网打尽。可是狡猾的敌人，预先在孝妇河上的夏寨桥和裴家桥按兵设防，特别是在裴家桥设下一个桥头堡，配备一挺机枪，用重兵把守，阻止我军前进。经我先头部队勇猛冲击，把这个桥头堡迅速突破，残敌溃逃，而扼守夏寨桥的敌人卒不及防，大部缴械被俘。焦桥的敌人，听到裴家桥的枪炮声即狼狈逃窜。我军趁势追击，把敌人驱逐至小清河以北。从此，小清河南，邹、长全境已无敌踪，给三支队的发展开辟了极为有利的环境。 一九三八年八月上旬，我们的司令部进驻焦桥。部队沿小清河以南布防，五大队驻韩刘套，三大队驻黄小店。由韩明柱副司令率领的前方司令部是机动性很大的指挥机构：经常活动在邹平、长山南部的广大地区。当时的三支队司令部就驻在邹平城里。我们前方司令部的活动，除了配合三支队的工作以外，主要是掌握周村及铁路沿线的敌情变化，和监视周村之敌的动态，确保我们三、八两支队的后方。
我们的司令部驻焦桥的时候，张文通同志和清河特委取上联系，见到清河特委的负责人，他要八支队在这里帮助三支队开展工作。他说：“这里形势很好。八支原为鲁东工委领导，现在鲁东工委巳不存在，清河特委是在鲁东工委的基础上建立的，和八支队是领导关系。这里的三支队是清河特委领导的，这两个支队归清河特委统一指挥。我们派金明同志去八支队担任政治部主任，他是特委的组织部长，代表特委领导八支队”。就这样在邹、长驻下来，帮助三支队开展工作。
我们的前方司令部在邹、长活动期间，韩副司令派出侦察队，接近周村的敌人，寻找战机，准备给敌人以打击。一九三八年十月八日，敌人出来到蒙家庄一带抢掠，韩副司令带队向蒙家庄出击，敌人仓皇应战。开始我们打得很得力，用机枪小炮的火力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把敌人的机枪也打哑了。当韩副司令亲率骑兵冲向敌群，正要夺敌人的机枪时，未料到敌人的增援部队已经赶到，并从侧翼以密集的火力封锁了我们前进的道路。韩副司令率领他的卫队抢占有利地形，在小墓田后边隐藏起来，可是敌人又用火力封锁了我们的退路，把韩副司令和四个警卫员压在几个小坟墓的后边，抬不起头来。最后敌人用机枪把小坟墓削平，韩副司令和他的警卫人员顽强抵抗，直到最后光荣殉国。他的警卫员吴德荣同志，身负重伤，顽强地滚了出来。只有郑孝先一人未受伤，他躺在牺牲的同志身边装死，骗过了敌人，然后他把牺牲的战友丢下的枪支带上，背着韩副司令的尸体跑了出来。在这次激战中，我们的机炮中队长丁士进同志和一个炮目也光荣牺牲了。
蒙家庄战斗，当时打死打伤敌人三、四十名，给嚣张一时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可是我们的好指挥员韩明柱同志，不幸牺牲，这是我军的极大损失，我军上下极感悲痛!正在这时，省委派林浩同志带着四支队的一个团，过铁路北来，代表省委向八支队全体指战员进行慰问。在这里，林浩同志追问我们为什么不过路？当时我们司令部的同志向林浩汇报了过去的情况，把清河特委不让我们过路，留下我们在邹、长协助三支队开展工作的决定告诉了他，他对清河特委的负责人的这种错误的决定，违背省委指示的做法，进行了批评，同时确定了八支队过路的任务。林浩同志还说： “八支队曾经改了几次名字，现在我代表省委给你们改过来，仍称八支队，今后四支队和八支队直属省委领导。
韩明柱同志的殡仪，是在司令部驻地焦家桥举行的。在全军上下万分悲痛的气氛中，举行了很隆重的仪式。韩明柱同志的灵柩是大队以上的干部亲身抬运，安葬在焦家桥的一块环境优美而又僻静的地方。在处理完善后工作之后，八支队辞别了兄弟部队三支队，离开了邹、长，向益（都）、寿（光）、临（淄）等三县边区开去，准备按省委指示过铁路南去。
八支队过铁路之前，根据省委的指示，又进行了一次整编。把几个区队改编为团的建制，五区队编为五团，调归四支队指挥。在这时，五团又和日寇侵略军打了一次硬仗，即当时远近闻名的“六天雾”战斗。当时，四支队包括五团在内，驻在六天雾附退，发现敌人“扫荡”部队逼近六天雾，四支队司令部命令五团顶住敌人，没有司令部的命令不得后撤。五团立即把兵力展开，钳住敌人使它不能前进，于是和敌人打了一次极为激烈、顽强的阵地战。因为敌人的兵力和火力都占压倒优势，五团这次战斗打得是极为艰苦的。我们的大队长孙善卿同志，就是在这次激烈的战斗中光荣殉国的。
八支队过铁路以后，我留在邹、长一带做地方工作。未能随八支队南去。八支队以后的情况即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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