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国统区广大学生，包括青岛山东大学的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推动下，在蒋介石政权迫害、镇压的反面教育下，掀起了矛头直指美蒋反动派的正义斗争，逐步形成了人民解放战争中的第二条战线。我作为参加山东大学学运的一兵，愿将自己参加的某些斗争片断提供出来，供史学家参考。
一、背 景
青岛当时是美国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军-事基地，是一个军事戒严城市，反动力量统治得比较严密。
青岛当时只有山东大学这一所高等学校，又是刚刚复校，与济南几所学校基本处于隔绝状态，学运尚难彼此呼应。青岛的中学中，教会学校和流亡中学占相当比重。群众对共产党缺乏认识，反动势力的影响较大；进步势力尚处于分散状态，末形成统一力量。因此，山东大学复校之初（1946年下半年），学运处于积蓄力量阶段，相对沉寂。
当时学生仅数百人（包括大一和先修班），来自四面八方，彼此尚不熟悉，大体上有以下几部分组成：
(1)原山东，特别是青岛日占区学生（中学、师范和临大学生）。这部分学生，从数量看，占相当比重，其中进步学生不少。他们的特点是长期在日占区，备受亡国奴之苦，渴望抗战胜利。但目睹国民党反动派实行黑暗统治，他们被国民党诬为“伪学生”，因而学生的不满情绪日增。特别经过反甄审和费箔芝惨案的锻炼和教育，形成了一支进步学生队伍，其中少数参加了地下党，或与党有了不同程度的联系。他们成了山东大学学运中的骨干力量和重要群众基础。表现突出的有孙思燮（宋鲁）、梁培智（文纵）、郑荃、胡维溥（鲁毅）、李君起（吕涛）、刘学清、王允祯等人。
(2)从国民党大后方来的学生，主要是几所山东流亡中学的学生（如国立六中、二十二中、山东临中等校）。过去，他们之中多数人，基于民族正义感和爱国热忱，不堪日寇压迫，对国民党抱有幻想，而奔向国民党大后方的。但经过颠沛流离，目睹社会黑暗，对国民党幻想破灭，对现实日益不满，渴望和平安定，希望继续求学。其中不少人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大后方民主思潮的感染，要求改革现实；有少数人受到国民党迫害和学运锻炼，组织领导过一些中学的学生斗争，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和一定的组织能力。这批进步力量，通过初期斗争，很快与原来青岛的进步同学相结合，成为山大学运的骨干．其中比较活跃的有石勃瑜（肖平）、钟剑秉（丁华）、姜承之（江农）、王世才（胡岗）、李佑麟（林少忠）、戴启华、刘冠文（石磊）等人。
(3)从外地报考入学者。值得提出的是从北平地区考入山大的学生。其中有些受平津学运影响，与北方学运关系比较密切，经常带来平津学运消息。特别在学运初发期，他们起了较明显的带动作用。其中较积极的有王方、苏砚田、张希良（常亮）等人。
(4)反动势力。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山东流亡中学学生和被斗地主的子弟，他们反共激烈，与学运作对；另一部分是复员青年军人中的反动学生。但青年军学生并不是一支统一力量，反动的是少数，多数经过现实教育，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不满，也有少数是学运中的骨干。
二、第一届学生自治会的成立
1946年冬，沈崇事件引起的抗暴斗争，是山大学运的序幕．
1946年秋，山大复校后，各系相继成立了壁报团体，而且自发地在文学院楼内开辟了民主墙。通过这些活动，一方面不断介绍外地主要是平、沪等城市的学运消息；另一方面通过壁报文章和民主墙上海报的表态，反动、中间和进步观点，开始公开交锋，同学之间也开始了相互了解和串连。通过抗议沈崇事件，政治观点的分野，开始明朗化。
在这个基础上， 1946年开始了第一届学生自治会的竞选活动。斗争焦点是学生自治会领导权控制在进步力量手中，还是反动势力手中，而关键又在于理事长的人选。进步同学则推选出石勃瑜为理事长候选人。这期间，石勃瑜找我和钟剑秉串连，商量组织一个班子，保证在未来的学生会中，进步同学要占优势，坚决打掉青年军中反动头面人物．最初，进步同学酝酿的班子中有石勃瑜、梁培智、刘冠文、钟剑秉、路明、宋斌等人。
选举成立的山东大学第一届学生自治会是一个进步力量占绝对优势的学生团体。理事长为石勃瑜，理事中进步同学有梁培智、宋斌、钟剑秉、刘冠文、孙思燮、张惠春等，还有一些中间同学。反动学生只有极少数人入选。虽然他们经常捣乱，但根本影响不了大局。
刘冠文负责学术股（还有张惠春等），钟剑秉负责对外联络股，梁培智负责福利股（还有孙思燮、李君起等人），顾国英负责康乐股，宋斌联系先修班。重大部署，经常是石、梁、宋、刘、钟等人商量，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以石勃瑜为首的核心。地下党可能是通过宋斌起作用（宋斌同志是受中共青岛地下市委直接领导，市委书记是宋子成同志。一一笔者注。）
第一届学生自治会对山大学运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它组织的进步活动主要有：
抗议美军枪杀人力车夫苏明诚；向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提交抗议书；反对美帝扶日；组织反内战、反饥饿大辩论；组织进步力量向反动青年军代表作斗争等。同时做教授工作，争取他们支持学运。
第一届学生自治会还做了不少学生福利工作，以解决同学困难，提高学生自治会威信．这方面，梁培智、李君起做了大量默默无闻的工作。
在进行抗议美军枪杀人力车夫活动中，学生自治会发表过抗议宣言，各系壁报及民主墙海报上也有抗议文章和表态。
有一次司徒雷登到山大讲演，事先学生自治会进行过研究，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向他提交<抗议书》．内容一是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二是要求美军交还所占山大大学路校舍。司徒雷登讲话刚完，钟剑秉突然上台面交，司徒雷登非常狼狈，群众则纷纷称快。
学术股还组织过反对美帝扶持日本座谈会，进行揭露。座谈会是我主持的。
上述活动中，所有抗议宣言等文件，大都是学术股（实际上起学生自治会宣传部的作用）组织起草的，其中有些是我执笔的（可惜手头己无材料可查）。
在学生自治会组织的各种斗争过程中，进步同学在地下党员宋斌等人影响下，深感应有个进步社团，发挥组织作用。 1947年初，成立了青年新报社。该社主要成员大都参加了学生自治会工作，特别是在1947年夏学运高潮中，实际上起了骨干核心作用。
三、《青年新报》社
《青年新报》社是山东大学进步同学经过半年多学运锻炼，在彼此初步了解的基础上，串连建立起来的。大约在1947年初，进步同学感到需要有个社团以团结进步力量，推动学运；同时进行宣传，动员舆论，教育广大群众。这种想法，在交谈中逐步形成。也记不清是谁最先倡议的（宋鲁注：据石勃瑜写的材料是石勃瑜倡议的）。我参加了最初的串连，记得最初找我酝酿成立社团出版刊物的，是石勃瑜和路明。印象中，石、鲁在此以前，已有过初步酝酿。后来参加筹备的，据我的接触和记忆，有石、路、我、梁培智、钟剑秉等人。酝酿中是要我参加编辑工作，其他方面，我未具体参加。当时商量过报纸的名字，申请登记只用一个人的名义，大概是梁培智（社长、或是发行人名义）。编辑部有我和钟剑秉等人。组稿、审稿、写稿、编辑，都是我们几个人商量着干的。
《青年新报》的任务，是报道学运，推动学运。具体编辑工作，田我们负责。消息来源大部是根据平津京沪学运报道，分头综合编写的；也有的消息是来自全国各大学进步同学的来信；还组过外稿及进步教授稿件，如石勃瑜组过周钟岐关于美国经济恐慌的文章等。社论、评论基本上是编辑部成员轮流写的，如最后一期《正视罢（课）抢（米）风潮》社论，就是我起草的。
出版发行是由梁培智、鲁毅、李君起负责。印象中费了不少周折，有许多困难。只印刷地点就换了几个地方，他们还封影院街头亲自推销过。
《青年新报》经费来源：一是大家凑些钱。如路明就捐过钱，他当时有国防部的补助，拿出来办报。他亲口对我说： “我就是要拿国民党的钱办报纸，骂国民党。”二是宋斌（地下党员）等人提供款项（可能是地下党资助）。三是募捐，通过私人关系募捐。杨锐（梁真）就通过其经商的同学募了一笔钱。有一期还专门登了鸣谢启事。四是卖报和广告收入。《青年新报》为旬刊， 1947年4月28日正式创刊。共出版3期或4期（我手头有第3期，是5月20日出版的。我记得为了配合学运，赶出了一期，是第3期，是否又出了一期，记不起了）。 “六·二”以后，就被迫停刊。
《青年新报》虽然存在时间很短，仅仅出了几期，但在校内及青岛广大学生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它以反美反蒋的战斗姿态，出现在这个军事戒严城市，如同一支锐利的匕首，刺向敌人心脏，对学运高潮的到来，起了组织动员作用，因而遭到反动派镇压。 “六·二”前后，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勒令停刊”（有正式文件，当时我看到过）。
《青年新报》社实际上是一个党领导下的进步社团和外围组织。出版报纸，仅仅是其中的一项任务；它还通过读进步书刊，组织其他活动，紧紧团结了广大学生，形成为学运的骨干力量。学生自治会中进步同学，过去只是起个别串连的作用，<青年新报》社成立后，它实际上成了组织学生运动的核心。
《青年新报》社成员约20余人。 “六·二一后，端午节，在鱼山路大学路口，我们摄影留念，一是纪念“六·二”，二是纪念<青年新报》被迫解散。我至今还保留着这张照片。照片上大都是<青年新报》成员（也可能个别有出入）：宋鲁（孙思燮）、路明、黄扬廉、胡岗（王世才）、程民觉、肖平（石勃瑜）、葛懋春、罗迈威、梁月华（孙月岫）、宋斌、刁正清、文纵（梁培智）、江农（姜承之）、鲁毅（胡维溥）、郑荃、孙克文、姜震、王允祯、刘学清、吕涛（李君起）、丁华（钟剑秉）、石磊（刘冠文）（尚有3人名字忘记）等24人。
四、 “六·二”前后
在党的号召和解放战争的影响下，山大学运经过前段斗争的锻炼和积蓄力量，逐步走向高潮。高潮的主要标志，就是“六·二”风暴。山东大学进步力量发展壮大并初步组织了起来，《青年新报》和第一届学生自治会进步同学，在地下党影响和推动下，都主张积极开展反内战、争民主运动。<青年新报》内部议论的意见是，一方面《青年新报》要加强宣传工作，介绍各地，特别是平津京沪学运情况，并出海报，张贴外地学运报纸等，以造成声势；另一方面，推动学生自治会积极把运动领导起来。学生中的反动势力也在积极进行阻挠破坏。回忆起来，有如下斗争：
5月下旬，《青年新报》又赶出了一期。学生自治会组织了一次反内战宣传（记得可能是“五·二O”惨案以后），派出了一辆宣传车到市内主要街头，散发宣传品，张贴标语（是否发表演讲，记不清楚了），也带去了《青年新报》。参加者有几十名进步同学，《青年新报》不少人参加了这次活动。临行前，都作了可能遭到镇压的准备，还研究了对策一一快速行动，避免冲突。我参加了组织工作，因校内有任务，未随车出去。事后听说，途中遭到国华中学反动学生追踪、纠缠、挑衅，几次发生冲突，因我们采取正确策略，顺利返校。
这次宣传活动，是山大学运浪潮第一次冲向社会，对沉闷的青岛政治气氛震动很大。进步同学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在民主墙上表态），广泛进行反内战反饥饿宣传。在这个过程中，《青年新报》和学生自治会理事进行过串连（通常是石勃瑜出面组织的）。当时指导思想是：
(1)利用有利形势，推动学运，在青岛打开局面。要在全校展开讨论，包括举行大会，以扩大反内战宣传，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搞独裁、打内战的面目，发动群众，孤立反动势力。(2)争取以山大为核心，联合全市中学，举行反内战、反饥饿游行。在策略上，建立一个组织和临时指挥机构，领导“六·二”游行；游行后，领导机构即行解散，使反动派抓不到口实，找不到镇压对象。根据当时形势，考虑到学生会内部尚有一部分反动势力不断进行阻挠和破坏，学生会出面也有困难，决定学生会不公开出面。
对“六·二”游行的态度，在学生会内部进行了激烈争论。开始有人公开诬蔑学运是“共党阴谋”，后来又改变策略，也主张开大会进行辩论。从会上情况看，反动势力也作了准备，妄想利用大会打击进步力量，破坏“六·二”游行。此后，反动势力加紧了破坏活动。
1947年5月下旬，国民党青岛市党部正式下令查封了<青年新报》。此事激起了学生们更大的义愤，更坚定了积极参加、组织准备“六·二”风暴的决心。学生们还议论过将来用另外形式的社团，把《青年新报>的斗争继续下去。宋鲁、石勃瑜、宋斌、梁培智、路明、丁华等人，在这场斗争中表现较为突出．
“六·二”前（记得是经过大会辩论，决定游行之后），国民党青岛警备司令部通过训导处找石勃瑜和路明，当面威胁了一次。是用吉普车把他们“接”去的。当对大家都很担心，怕出事。记得对石是否去的问题，还有过一些争论。不久，石等人回来了，据他们谈，警备司令部威胁说，青岛是戒严城市，不许游行，不准闹事。石等坚决表示，我们是全体学生选出的，游行是多数同学决定的，我们只能按大多数同学意见办事。此事更激起广大同学义愤， “六·二”游行的准备工作更加快了步伐。
当时，在文学院内外，特别是在民主墙附近，经常有些穿便衣、戴黑眼镜的人转来转去。进步同学议论，这些都是便衣特务。
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在山大最大规模的正面交锋是“六·二”前夕的全校辩论大会（在鱼山路山大礼堂举行，时间是5月31日）。这次辩论大会，据<青年新报》第3期报导，情况如下：会议由学生自治会主持，双方都作了准备。会上争论焦点有三：一是“内战”、“内乱”之争。进步同学慷慨陈词，揭露了美蒋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反动学生叫嚣“加紧戡乱”，攻击我党正义斗争，为蒋介石开脱罪责。记忆中突出的是宋斌、丁华的发言。他们的发言博得热烈的掌声，使反动学生哑口无言。二是进步同学提出“反饥饿”口号。指出内战扩大，经济崩溃，人民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反动学生攻击说，大学生吃国家供给的大米白面，反什么饥饿，完全是共党宣传。三是游行问题。进步同学指出，内战就是国民党挑起的，我们又地处青岛，游行当然要在青岛游行。反动势力叫嚣共产党破坏国家统一，发动内乱，你们要游行可以，到“匪区”去游行，要求共产党停止内乱。
这场针锋相对、短兵相接的大辩论，揭露了美蒋阴谋，暴露了反动学生的面目，教育了广大同学，使中间势力迅速向进步力量靠拢，为“六二”运动奠定了舆论和组织基础．
会上也有些妥协：内战、内乱问题，争论僵持不下。不少中间同学在发言中提出，内战也好，内乱也罢，反正人民要求不要打仗，让大家过上太平日子。这种论调得到：不少同学赞成。后来大会通过《致国共两党电》，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并通过六项要求。该电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部分同学反战求和的情绪。在游行问题上，辩论到最后，表述了我们意见：我们是在青岛游行，至于“到共产党区游行问题”，下一步再说，我们可以向国共都提出要求。
我认为上述提法，如果说是妥协的话，那也是从山大学生大多数认识的实际情况出发所作的必要的策略调整，不是什么失掉原则。某些提法的变化，团结了广大中间同学，孤立了反动势力，达到了“六·二”反内战反饥饿游行的目的．
会议后期，特别是通过决议时，不少反动学生悄悄溜出会场。这也从反面证实，会议是进步力量的一个大胜利。
会议通过决议，决定6月2日在青岛举行反内战反饥饿游行；通过致国共两党要求停止内战的电文；并选举产生“六·二”行动委员会。
会议第二个议题是成立领导“六·二”运动的临时领导机构一一“六·二”行动委员会，事先曾酝酿考虑过“六·二”行动委员会人选，石，梁、我、丁、宋之间商量过。基本指导思想是以进步学生为核心，包括学生会理事中的进步同学、《青年新报》主要成员和其他进步同学，吸收中间同学参加，也包括少数青年军学生中主持正义的学生，排斥了学生自治会理事中的反动分子，坚决选掉青年军学生中的反动头面人物，成立一个能指导“六·二”运动，政治上可靠，行动上有效的指挥机构。事先，我参加酝酿了一个初步名单，向大会建议。记得根据辩论情况，群众又补充了几位发言立场鲜明的同学，最后选举．产生了“六·二”行动委员会。是投票，还是提出名单鼓掌通过，记不确切。据我保存零星材料推测，可能是票选（是投票一一宋鲁注）。
“六·二”行动委员会成员20余人，基本上是按事先方案，全部当选。当天开会，进行分工。据我记忆，分工情况如下：主席团：石勃瑜、宋斌、赵屏华、王建等；宣传组：刘冠文（负责‘），可能有江农、张志等人；联络组：钟剑秉（负责），可能有姬振国、罗迈威等人；总务组：梁培智，李君起等；另外，宋鲁、郑荃、鲁毅、路明、程民觉等人，如何分工，记不确切了。
“六·二”行动委员会成立以后，我记得开过／j．u次会。第一次会，讨论分工及各组任务，后来还研究过游行路线等。行动委员会主要成员和各组负责人还进行过多次研究。记得“六·二”前几个晚上，经常碰头研究行动计划准备工作等，回忆有如下事项和决定：
(1)决定6月2日清晨，全校都到鱼山路校本部集合，然后出发游行。确定了游行路线及途中宣传活动，研究了可能发生的冲突及应付办法。决定了游行口号是“反内战、反饥饿”，确定了留守人员等。
(2)研究了“六·二”行动委员会分工及各组具体任务。主席团负责整个“六·二3行动的总领导，统一工作部署及与当局交涉，石勃瑜是主席团主席。联络组负责对外联络，主要任务之一是联络青岛各中学学生，争取他们支持山大学运并共同行动，负责人钟剑秉。宣传组负责“六·二”运动中的一切宣言活动，包括起草宣言、传单、标语及游行中的宣传工作，负责人刘冠文。宣传组的另一项任务是“六·二”游行后，编辑出版《六·二纪念手册》，以扩大宣传，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镇压学运的罪行，要求宣传组组织力量进行准备，包括指定专人拍照，搜集实物，准备报导等。记得很清楚，我立即找了王寿建，请他负责借照相机，组织专人照相，并明确告诉他如果当局出兵镇压，打伤学生，要把这些实况统统照下来。总务组负责供应、交通等具体保障工作。负责人梁培智。可能还有一个专门组，管保卫和纠察（记忆不清了）。
这一段，我主要负责宣传工作，组织了不少同学参加，《青年新报》-些成员是主要依靠力量，起草了宣言、传单，准备了标语（是否准备了讲演人，记不清了）。我还初步设计了《六·二纪念手册》的大体内容，并把每项任务都大体落实到人。206宿舍的张福同、徐春风、王寿建等人都积极支持我的工作，他们做了大量默默无闻的实际工作，包括对我生活上的照顾。
(3)6月1日， “六·二”行动委员会在鱼山路山大校本部召开了一次青岛市中学代表联席会议（由联络组和宣传组共同召开，石勃瑜、钟剑秉和我都参加了）。会上我们介绍了“六·二”行动计划、意义及我们的主张，希望他们支持，欢迎他们与山大同学共同行动。会上有个别代表提出，你们的宣言有点偏袒共产党。为此，我们在会上专门作了解释，讲了内战的责任在国民党，列举了一系列事实，揭露了国民党破坏政协决议，挑动内战的阴谋。石勃瑜、钟剑秉和我，都在会上发了言。结果绝大多数代表都表示支持山大的行动；但他们又担心中学情况特殊，管理太严，不容易搞好游行。他们最后都表示回校后一定发动同学，尽力配合支持山大的斗争。这次会议开得相当成功，气氛热烈。宣传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女中学生会负责人曲淑蓉（丁蔚）和赵岩参加了会。
6月2日清晨（我记得刚要去餐厅用早饭），听到有人说汽车发动不起来了（原计划要用校车接二、三院同学到校本部集合），不少人跑去看，我也去了。司机正在发动、检查，说是被人破坏了，一时修不好。当时，行动委员会石勃瑜、梁培智和我紧急商量，派人打电话通知二、三院同学，迅速步行来校本部集合，但所有电话线都切断了。接着有同学从校门回来报告，鱼山路校舍被反动军队包围了，校门外马路已遍设“拒马”（一种框架，钉有铁蒺藜，是阻碍交通的工具），封锁了交通，敌人已经动手了。我们这些行动委员会成员又气又急。这时少数二、三院同学冲破封锁，步行赶来报告，他们也被封锁包围了。很快，行动委员会主要成员镇定下来，简单商议了一下，决定召开行动委员会会议，研究紧急措施，同时组织同学去校门口对军警进行宣传，并决定此事由我负责。
这时广大同学吃过早饭，听到消息，陆续集中到校门口，从几十人增加到百余人。我找到宣传组同学，对军警展开面对面宣传活动。主要是唱歌（记得有《古怪多》等反独裁反内战歌曲），呼口号，向军警喊话，简单演说等。我们宣传工作十分活跃，情绪非常激昂。过了一会，我想起编印《六·二纪念手册》的任务，马上找到王寿建，把指挥唱歌的任务交给另外同学，要他立刻按计划拍摄军警包围的照片。
9时许，一辆校车开出校门。石勃瑜从窗口探头与我简单讲了几句话，说紧急会议决定派他们几人向当局交涉，要我继续组织宣传；等待交涉结果．这时，王寿建找了一个同学，两人带了照相机走出校门拍照，有的军警吼叫，不让照相；宣传队伍有同学高喊： -怕照相，你们赶快撤走！”有的军警要求别照相，也有军警用军帽遮住了面孔。
过了一会，他们二人离开校门，顺鱼山路向下，边走边照。我有些担心，要他们小心，别走远了。王边走边告诉我，下面还有大批军警．我喊他们停下，他们仍边走边照，拐了一个弯。我怕出事，赶了过去，一拐弯看到果然鱼山路下停了大批卡车，他们二人向下走去。江农不放心，也跟在我身后赶来。这时我们已离开校门，但宣传歌声还听得很清楚。突然从两边小巷中出来一些便衣特务，从身后包围了两个照相的同学和我．我回头喊，赶快回校报告，江农返身回校。这时两个特务逮捕了我向下押送．陆续围上来不少便衣特务，有一个指着我说： “就是这个小子，我早就注意他了．”我当时抗议．他们不容分说，把我推拉着向大学路口走去。
特务当时抡走了我们的照相机并曝了光。我与王寿建向特务提出抗议：既然包围我们，为何不许照相？为何捕人？特务们也不同我们辩论。
到了大学路口，看样子这里是包围山大的现场指挥部，部署了反动军警几百人，卡车十余辆。这时和王寿建一起拍照的那位同学有些害怕，连忙向军警“解释”说：自己不愿意来，是学生自治会的人来叫他照相的。王寿建很生气，骂他是胆小鬼。我向军警说，不干他们的事，是我叫他两个拍照的。我是学生自治会的，你们不要难为他们。
这时一群军警包围了我们，并将我们3人推上了一辆大卡车，几十个国民党士兵把我们分开。司机问一个反动军官往哪儿开，反动军官说，开到外面去，又低声说了一句： “干掉！”我和王寿建面对面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人心中都认为反动派要向我们下毒手了。
卡车沿大学路北驶，远远看到山大运动场和宿舍的窗口，心中充满了愤怒。车一直向郊外驶去，到郊外转了一圈，又回到市内，驶入警备司令部的一个机关内（后来听说是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干训班）．把我们带到，一个房间中，发现石勃瑜、赵屏华等主席团代表，早巳被捕，关押于此。
这是一个很大的房间，中间大桌子上放着作战沙盘，当时石勃瑜等人正与军官边谈边争论、。我们交换了一下彼此被捕的情况后，我也参加了争论．争论持续了一上午。
反动军官讽刺说： “你们大学生拿着公费，吃着政府发的大米白面，反什么饥饿，完全是共党宣传。”我们进行了驳斥。
反动军官又说： “你们这些论调，我都听够了．你们的宣言也是这个调子。”
这时，另一个军官对着我说： “喂，听说那些宣言，有许多是你起草的？”我回击说：“是我起草的又怎么样？是全体同学通过的，这是大家的意见。
近中午时，有些军官进进出出，不断透露一些山大学生行动的消息，．并威胁说，山大学生要冲出来闹事，要闹大了，你们这些代表的问题就麻烦了，我们又抗议非法逮捕，要求立即释放我们．军官们只是反复说，山大学生闹大了，你们的事也就麻烦了。
下午，我开始发冷，发烧，处于昏迷状态。隐约记得石、王向军官交涉要水、要被子。有个军官讽刺说： “要革命，就别怕吃苦么！”石、王怒斥他们毫无人道。我告石、王不要向这般人要什么……后来就昏迷了。
午夜，我开始退烧。王寿建一直照料我。听说山大大批同学因抗议对我们非法逮捕，于下午进行示威，遭反动军警殴打、逮捕后，也关在这个院中。
不久，王寿建扶着我，到了一大礼堂中，看到被捕的百余同学，坐在地上，正同一个讲话的军官争吵．一看到我，都围了上来，问长问短，都以为我受了刑。我解释说，不要紧，犯疟疾了。
不久释放了我们（继续扣押石勃瑜等3入）。凌晨，用几辆大卡车送我们回校。
回校后，由于我负责“六．二”惨案善后委员会工作，作过一些调查和了解，间接听到如下情况：
(1)我于6月2日上午9时被捕后，江农回校报告了消息，行动委员会根据这个消息判断，石勃瑜等人一去不回，很可能也已被捕，当即召开行动委员会紧急会议，研究了应急措施，决定向全校宣布我们被捕的消息，要求校方进行营救．校长赵太侔表示校方要设法营救被捕学生，但劝学生不要“扩大事态”，并派高哲生与行委会联系。教授中周钟岐、王统照、赵纪彬、杨向奎都支持学生正义行动，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下午，问题仍拖延未决，行委会在广大同学要求下，决定提出最后要求，否则冲出校门，进行示威，口号改为“抗议非法逮捕一，不少原来并不想参加游行的同学，这时也被卷入了抗议非法逮捕的浪潮。
下午2时左右，一支近200人的队伍，在行委会组织下，冲出校门，走上街头。在大学路口，遭到数百名军警包围、毒打、逮捕．当场被打伤数十人，重伤十余人。高哲生前去劝阻，也被打，被捕。
受伤最重的是邓昂。游行时，他是举大旗的，遭到毒打，另一个是医学院女同学李茴，据说被误认为是孙月岫，也遭毒打。
(2)“六’二”被捕学生达百余人，特别是我们首批几个人被捕后，激起广大同学义愤，有些人本来是不打算参加反内战反饥饿游行的，但都毅然临时决定参加抗议非法逮捕学生代表的示威游行。这样大规模毒打、逮捕学生，在青岛是空前的，在全国也是少见的，因而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极大的震动和广泛的同情。不仅当日就有市民到“参议会”质问，谴责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暴行，而且当夜青岛警备司令部接到不少电话和“来访”。有些商人，甚至国民党党政官员的子女，也有被捕的，他们也纷纷要求释放学生。在舆论压力下，当局深感“被动”，又怕事态扩大，不好收拾，才被迫当夜释放被捕学生，但仍扣押石勃瑜等3名学生代表。
(3)6月2日傍晚，大批同学被捕以后，学校内陷于一片混乱。反动学生曾带大批军警、特务，闯入校园，大肆搜查，并破坏民主墙。游行时，曾安排少数进步同学留校，他们躲在女生宿舍内，末被逮捕。据说，特务搜查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逮捕他们。
6月3月，进步同学之间，立即酝酿善后事宜。
当时的局势是：一方面“六．二”学运遭到镇压，第一届学生自治会实际上处于瘫痪，“六·二”行动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石勃瑜等仍在狱中，大批受伤同学急待治疗；另一方面，广大同学在反面教育下，满腔怒火，需要’组织领导，“六·二”惨案善后事宜有待处理，形势要求把“六·二”惨案真相揭露于世，以回击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在这种情况下，《青年新报》社成员宋斌、路明、李君起等人找我和丁华商量，大家一致意见，要我立即出来领导一个机构，处理“六·二”惨案善后事宜．主要理由是学生会和“六·二”行动委员会负责人石勃瑜等都在狱中，需要交涉营救，大批受伤同学无人照料，而我是学生会和“六·二”行动委员会领导成员之一， “六·二”中曾被逮捕，在同学中很有威信和影响，出面领导最合适，应当挺身而出，当仁不让。另外，“六·二”行动委员会中一些中间同学代表，也督促我出来管这件事。
“六·二”行动委员会部分成员开会，我提出：我们被同学选出领导“六·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结果遭到破坏，同学被打致伤数十人，石勃瑜等同学尚在狱中，我们的任务尚未完成，有责任处理善后，大家都同意。我提议，由主席团成员领导。赵屏华（主席团成员）说： “你是众望所归，你就领头，大家干吧！”于是大家推我为“六·二”惨案善后委员会主席。会议决定立即向同学宣布“六，二”惨案善后委员会的成立，着手营救被捕同学，慰问受伤同学，继续争取社会同情。
会后，我在鱼山路饭厅宣布“六·二”善后委员会成立，同学们用掌声表示拥护。
首先，我连夜起草了宣言，向全国揭露了“六·二”惨案真相和详细经过．宣言的印刷、寄发，大都是《青年新报》同学经手办理的。记得怕敌人邮政检查，有人通过关系，托飞机运了出去，后来得到消息，我们揭露“六·二”惨案真相的宣言，传到了京、沪、平、津、济等许多大城市，得到了广泛支持和响应。听说胶东解放区我党报纸转载了我们的宣言，并发表评论，抗议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山大学生。宣言列举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六·二”学运的罪行，刊登了石勃瑜和我等被捕学生的名字．我党《人民日报》1948年6月28日曾根据宣言的材料详细报道了“六·二”惨案。
营救被捕同学，是善后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之一。为营救被捕同学，向学校当局交涉多次，大都是我出面的。他们释放回校后，曾召开大会欢迎，会是我主持的。我讲了话，除揭露国民党，欢迎被捕同学胜利归来外，还报告了善后委员会工作，被捕同学的代表讲了话，感谢同学们对斗争的支援和营救，还讲了在狱中的斗争，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迫害阴谋，会上群情激愤。
慰问受伤同学，是善后委员会的另一项迫切任务。组织同学募捐，到：医院慰问，争取社会同情，山大同学，青岛各中学师生，携带礼品、鲜花、慰问信，络绎不绝，到医院探望．受伤同学向他们宣传“六·二”惨案真相。这些慰问活动揭露了敌人，扩大了“六·二”斗争的成果。
应当说善后委员会的斗争是成功的．巩固了“六·二”运动成果，保存了进步力量，团结了广大同学。
反动势力由于对“六·二”运动的迫害而名声大臭，也未敢公开破坏。赵太侔等学校当局，也采取同情合作态度。
最后，学生代表释放，受伤同学出院，“六·二”惨案真相公布于世，善后委员会完成任务而解散。
五、 “六·二”后的斗争形势
“六·二”惨案后，学生自治会处于瘫痪状态， “六·二”惨案善后委员会己告结束，《青年新报》遭到封闭，学校已放暑假，进步力量未重新组织和恢复，特别是末及时改组和重建学生自治会，缺乏合法的学生组织。
学校当局在国民党当局压力下，竟然宣布开除6名学生，他们是石勃瑜（肖平）、梁培智（文纵）、钟剑秉（丁华）、路明（路渊）、孙月岫（梁月华）、张希良（常亮）。开除的6名学生中，前5人都是<青年新报》重要成员，也是第一届学生会重要成员和“六·二”运动的积极分子。
这次开除，是对进步力量的迫害和突然袭击。进步力量对此末进行有力反击，固然有客观原因一一己放暑假，进步力量遭受挫折，没来得及恢复和重新组织起来；但主观上也有警惕性不高，应急措施不够，力量末及时组织起来，未进行有力反击等缺点。结果进步力量陷于被动，只是消极帮助被开除的同学尽快安全离开青岛。
暑假中，进步同学被开除，斗争遭到挫折，不少进步同学意识到如不及时组织力量，继续斗争，局面就会继续逆转．当时串连中谈到两个迫切任务：一是尽快成立第二届学生自治会；二是在《青年新报》的基础上，成立一个新的社团一即后来成立的“历史研究会”。开始，我的情绪有些消沉，对局势估计有些悲观，急于想通过北平的丁华等同学找关系去解放区，错误地认为青岛斗争局面难以打开。在这种情况下，《青年新报》进步同学对我起了很大的推动和教育作用，特别是宋鲁（孙思燮），与我作过一次深夜长谈（在鱼山路山大运动场附近）。他分析形势后，指出第二届学生自治会选举，我们面临艰巨任务，绝不能让青年军反动分子控制学生会，我们绝不能放弃学生自治会这块阵地。我表示，目前这一局面难以掌握，难以根本扭转。他鼓励我挺身而出，并说《青年新报》的朋友们希望我与李君起出来干。他还分析了我的有利条件。大意是说，原学生会有些重要的成员被开除了，你在学生会、“六·二”运动和“六·二”惨案善后委员会工作中的表现，博得广大同学的好评和拥护，大部分同学都会支持你，你是有群众基础的。青年军中，有些和你是中学同学，或同乡，他们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可能照顾一些情面，这一点可以利用。 《青年新报》进步朋友可作你的后盾，有事大家商量。大家都认为你是理事长最合适的人选。李君起可做你的助手，他搞福利股有经验。福利工作搞好了，可在广大中间同学中建立学生自治会的威信。他还与我研究了第二届学生自治会斗争方针一一根据新形势搞些具体斗争，适可而止；逐步稳定进步力量，防止反动势力控制学生自治会。后来，宋鲁、李君起和我，又具体研究了几次，于是我积极参加第二届学生自治会的选举，被选为理事长．另外还有两名常务理事，一是李重华，一是王惠芬（先修班同学，表现进步），李君起负责福利股，还有一些中间同学。
第二届学生自治会组织过一些具体斗争：
要求美军撤退，收回大学路山大校舍的斗争。 1947年下半年，新生入校，校舍拥挤，学生不满日增．进步同学研究后，决定由学生会领导，发动一个运动，以收回校舍为斗争口号，掀起反对美帝的斗争。学生会也进行了讨论，采取的措施有：向美军司令部递交要求收回校舍，要求美军撤离的公开信，发动同学发起宣传攻势，派代表要求学校当局向美军司令部交涉收回校舍。这些斗争持续了几个星期。由于当局采取推脱软磨态度，未获结果，但对进一步激起广大同学对美军不满，起了一定作用。
反对医学院院长贪污的斗争。是医学院同学发动的。后来，从反贪污发展到反对独断专行，管理不民主。学生会支持这一斗争，并准备把这一斗争发展到．反对学校当局，斗争以获得了某些成果而结束，并未形成矛头指向反动当局的群众运动。
第二届学生自治会还发动同学出壁报、出海报，抗议美军侵略暴行。
历史研究会是1947年秋在原《青年新报》人员基础上扩大后建立的社团，这是一个读书会性质的组织。成立时，举行了一个茶话会形式的聚会，成员有30余人。
历史研究会下分几个组，搞了一一些阅读进步书刊活动，并请进步教授赵纪彬、杨向奎参加指导。
历史研究会经常举行讨论会，大多是学术性的，讨论学运的内容已不是很多。我当时认为，历史研究会在研究进步理论，组织进步力量方面，虽然也起了相当作用，但远不如《青年新报》那样富有战斗性，对山大学生运动未能起到应有的骨干核心作用。
1947年底，以历史研究会成员为主，组织了一次新年晚会。戴启华朗诵了艾青的诗《雪，落在北国的土地上》。还演出了《十万大钞票》，讽刺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张惠春等也登台演出。
1947年下半年，石勃瑜等被开除后到了北平。钟剑秉、梁培智也都进入朝阳大学。他们很快与华北学联和北平地下党取得了联系。他们来信经常介绍平津学运情况，并谈及不少同学“回娘家”（到解放区的暗语）。我主要与丁华联系。具体商量去解放区事宜。我用了“张真文”假名与丁华通信。北平关系找妥后，在《青年新报》成员之间进行过讨论。由于我“目标比较暴露”，大家都同意我第一批北上。
早在1947年，石勃瑜已去了冀东解放区。 1948年1月，第一批，我、姜承之、王世才，曲淑蓉（丁蔚，女中同学）离青岛去北平。通过晋察冀城工部关系，到晋察冀解放区。我、丁华、王世才（胡岗）、丁蔚4人同行。途中遇山大中文系一年级学生陈嘉陵，他也去解放区。
第二批去晋察冀的山大学生有梁培智（文纵）、孙月岫（梁月华）、胡维溥（鲁毅）、姜承之（江农）、徐春风（张真）、张福同（李讲）、路明（路渊）、李铁夫及青岛其他人员苏敏、赵岩、郝参、沙公普（柯莱）、芦云鹏（颜青）等人。
1948年，又有不少人陆续去解放区，计有李君起（吕涛）、李茴、梁真（杨锐）、李佑麟（林少忠）、阎荫黎、孙鹏山、张惠春（张志）、丁延令（丁波）、孙克文、李鸣书等20余人。
这批奔向华北解放区的青年（主要是山东大学学生），大部是通过学运，特r别是“六·二”运动锻炼和教育，提高了觉悟，参加革命的。
刘冠文（石磊），山东寿光北洛乡野虎村人，外交学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史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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