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革命
我的家乡安徽省萧县，在抗日战争初期就有了我党领导下的妇女抗日组织——萧县妇女运动委员会。
一九三八年五月，徐州被日本侵略军占领，萧县也随之沧陷。日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尤其对青年妇女，他们抓到之后，先奸后杀。有时，杀后还把尸体吊在树上示众。亡国之痛，压得人们喘不气来。老百姓被闹得人心惶惶，有闺女的人家，很多就逼着女孩子草草嫁人。年轻的妇女们更是提心吊胆，整天东藏西躲，四处逃亡。有的觉得求生无望，就上吊自杀了。那时候，受三座大山压迫最惨的就是沧陷区的广大劳动妇女。
我出身于一个封建家庭，本来就受着重男轻女歧视。一九三八年四月日军侵占萧县后，家中为了使我免遭其害，对我管得更严，使我失去了自由。这阶级仇、民族恨，使我早早的就萌发出了朦胧的反抗意识。恰巧这时候我三叔戴晓东（地下党员）和婶母赵淑林率领游击队进驻我村。他们白天潜伏，晚上工作，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抗日斗争。三叔和三婶的行动给了我以很大的影响。婶母见我有所觉悟，就经常教育，引导我认识只有参加抗日斗争才有出路。但是我家庭封建习俗非常浓厚，闺女在父母眼里只能长年呆在家中忙家务。再加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说共产党“共产共妻”，谁抗日当八路，非给“共”了不可。我父母更是害怕。他们察觉到我想外出抗日时，百般阻挠。但十八岁的我，已深受婶母的教诲，认识到只有民族解放，妇女才能解放。参加抗日的决心下定了。为了冲破家庭的羁绊，我毅然剃发男扮，挎上拾粪箕逃出家门。一口气跑到小王庄，找到了在那儿打游击的婶母。婶母高兴极了，立即送我参加了地方抗日训练班。当年六月由她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革命的生涯。
“肃托”前后
我在训练班的10天里，学习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和发动组织群众抗日救国的许多道理。时间虽短，但却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当革命的道理汩汩流入心田的时候，革命的热情无法形容。学习班一结业，我废寝忘食，一天跑十多个村子，进行抗日宣传，总觉得全身的劲怎么也用不完。一九三八年秋，彭雪枫的部队开到萧县，以孔真、张明等为首组织了一个妇女工作队，大张旗鼓地宣传抗日工作。我成了工作队的一员。那时彭雪枫的部队打下萧县台儿庄，消灭了很多日本侵略军。群众的抗日情绪高涨起来，我们工作队也忙了起来。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发动群众慰劳部队，动员上层人士募捐支前。三区孙楼有个大地主叫孙玉祥，募捐出一头猪。其他绅士名流也纷纷捐钱捐物。老百姓更不用说，几天中妇女们做了四、五百双军鞋，排成浩浩荡荡的队伍，给人民子弟兵送去。当时部队和民众还开了个盛大的联欢会。从此，萧县的抗日斗争打开了新局面。以后，部队开走了，县动员委员会正式改为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
我们妇女救国会在大好形势的推动下，连办了三期训练班。每期10天，一期二三十人，训练的目的为开展沦陷区妇女工作培养妇女干部。学员主要有三种人：受尽封建压迫的童养媳；上过学的女青年；决心冲破封建家庭束缚的妇女。这些学员，除了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外，特别注重在她们中发展党员。仅我在萧县四区梅庄的一期训练班当指导员时，就发展了张素云等三人入党。妇女受日本军队的压迫摧残重，容易接受抗日宣传。我们的学员在宣传时，把抗日的道理一讲，把流亡进行曲一唱，那悲壮的歌声，就把不甘心当亡国奴的姐妹们唱醒了，纷纷找我们加入妇救会，姐妹团，就连县城西北黄口车站沦陷区的妇女也组织起来抗日了。
一九三九年秋天，我被派到苏鲁豫区党委党校学习。这次为期一个多月的学习，使我亲睹了一场“肃托运动”。混入党内的暗害分子王须仁伙同苏支四大队政委王宏鸣，借着当时“肃托”，大肆制造冤案，残杀革命同志。他们先是大造谬论，诬陷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是通敌的托派分子。当骗取了上级党委的信任，把握了区党委大权以后，便指使区党委警卫班枪杀了马霄鹏、王文彬（他俩都是当地最早的地下党员）。接着又把湖西地区区以上干部集中起来，分成工、农、青、妇四个大队，每个晚上都制造假情报进行转移，一转移就诬陷说某某是给敌人送情报的，拉出去就枪毙。每天晚上都要杀害20多个好同志。湖边地区的妇联主任常俊亭，是个年轻漂亮、革命热情很高的好同志，王须仁早就打她的主意，这次他把她也抓了起来，威胁她说：“你是托匪，只要你同意与我结婚，我一句话就可以放了你。”常坚决不同意，并大骂王无耻，王须仁恼羞成怒，竟割下她的两只乳房，亲自持刀将常杀死。常俊亭不愧是党的好女儿，她临死高喊 “中国共产党万岁！”含冤而去。王须仁一伙共杀了二三百个好同志，使湖西地区党的各级组织都瘫痪了。山东分局得知这一情况后，派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宏涛和罗荣桓政委前来处理。两位领导同志连夜策马，赶到湖西，立即召集我们开会。罗荣桓政委对我们湖西剩下的几百名区以上干部说：“同志们！你们受委屈了，你们都不是托匪，我们是来给你们摘托匪帽子的！”大家掌声如雷，心情都无比激动。一个多月担惊受怕，不知什么时候要含冤被杀。这下好了，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一个多月的经历，使我一下子成熟了许多：革命不容易！不仅有外部的敌人，还有内部的敌人，钻进革命队伍的敌人给革命带来的损失比外部敌人还要大；革命，就得擦亮眼睛，警惕再警惕。
鱼水情深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肃托”过去以后，苏鲁豫区党委恢复工作，成立了妇联。妇联主任是孔真，组织部长金彩风，宣传部长张令仪，战争服务部长是我和朱慕兰。李伟民任秘书。湖西地区当时包括丰、沛、萧、砀、单、金、嘉、鱼诸县。各县县委陆续恢复后，妇救会也随之建立。为了精简机关，充实基层，区党委妇联的干部抽一部分到各县妇救会任职。我于1940年6月，调到鱼台县妇救会任主任兼县委秘书。
鱼台县当时的工作环境相当艰苦。我们刚从“肃托”中过来，各项工作没有完全恢复，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日伪、封建会道门势力猖獗。为了开展妇女工作，我们将县境五个区的四个区都配备了妇女干部，一区是敌占区一时打不进去；二区徐国祥，驻罗屯；三区季凯，驻谷亭；四区邵静如，驻常王寨；五区李剑，驻辔口。我们刚进鱼台时，群众不愿接近我们。我们就模仿当地妇女的模样，头上挽髻，脚穿尖头鞋，住在老乡家里，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逐步开展抗日宣传。鱼台县有些妇女很迷信，入会道门的人很多。为了接近她们，我们也参加烧香念佛，争取她们的同情，趁她们集会的时候宣传抗日。鱼台人民深受日军“三光政策”之苦，经我们耐心地工作，她们渐渐觉悟过来。这时为了进一步取得信任，我们就用攀亲认干亲、拜姊妹的方式，广交朋友，开展工作，对个别觉悟快有入党愿望的，我们看准一个培养一个，发展一个。梅庄李秀就是这样走入革命队伍的。后来她一直暗地里给我们送情报，成了一名出色的交通员。
有一天，我和孟凯在湖边做渔民的工作，突然湖面上出现了日军的汽艇，嘟、嘟、嘟一下子来到面前，跑是来不及了。艇上的日军端着枪，瞄准我们的小船大声喊：“八路军的有，八路的快出来，不出来死了死了的。”季凯在小船里举枪要打，我一把按住了她，说不能打，一打我们吃亏不说，渔民也要遭灾。当时船上的渔民老太婆也很机警，朝汽艇上的日军叩头作揖，说：“我们都是渔民，哪里有八路。”日本官兵见只有一个老太婆，汽艇开走了，我俩脱了险。第二天我们买了鱼、肉看望她，她高兴地留我们在船上吃晚饭。经过叙谈，我们的感情深了，提议拜她为干娘。此后，我们给她讲日本侵略军的“三光政策”和我们为什么要抗日的道理。老年人见我们处处想的是拯救老百姓，不当亡国奴的事，很感动，答应帮我们做工作。在她们的帮助下，教育发动渔民，成立了渔船抗日救国会，发展了党员。他们给我们送情报，掩护我们的工作干部，做了很多工作，使我们在鱼台站住了脚。我们之断以能在湖西地区坚持长期斗争，就是因为有了群众的支持。鱼水情深，至今思来，历历在目。
插入敌后
1940年8、9月份，日伪进一步加紧“强化治安”，在我根据地中心区谷亭、罗屯、王寨等地都安上“钉子”（即据点）。我们被迫离开中心区，到鱼（台）丰（县）边区去活动。县委认为长期离开根据地，中心区的党组织可能遭到破坏，有些党员也可能发生变化，因此需要派人回去，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领导当地党组织坚持斗争。
一天上午，县委书记陈怀玉同志对我说：“为了摸清敌人的情况，掌握敌人的活动规律，从而打击敌人，壮大自己。县委决定派人分头插回去，深入敌后进行斗争。并准备叫我们两人到二区去。”我说：“行啊！我早想回去了。但如何进去呢？”他说：“为减少麻烦，我们是否装扮成夫妻化装进去？”我立即回答：“可以，只要革命需要，装扮什么都行。”于是我们两人都化了装，我装扮成农村小媳妇，头顶黑布包头，脚穿尖角鞋；陈怀玉装扮成青年农民，用小车推着我到了敌占区。为了缩小目标，迷惑敌人，我们住在伪区长家里。这个伪区长姓张，不是死心塌地的汉奸，既应付敌人，也为我们办事。在他家中，我与他的闺女、儿媳妇在一起，秘密组织了姊妹团，晚上学识字，宣传抗日主张。后逐渐向外村发展，以走亲戚为名发展会员。陈怀玉就到谷亭、罗屯一带找党员开展工作。多数党员很好，见我们去了，非常高兴地说：“你放心，我不会忘记党。”并与怀玉同志一起了解敌情，串连其他的党员。也有少数党员怕暴露，不敢出面。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初步恢复了党的工作，掌握了敌人的情况，谷亭据点有20多个鬼子，二三百个伪军，罗屯据点有十几个鬼子，二百多个伪军。情况摸清后，我们回来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又与十团首长一起研究，决定消灭罗屯与谷亭据点的敌人。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尤其是我们几个女同志，高兴得唱起歌来。但县委为了安全起见，不准备叫女同志参加战斗。我和季凯、徐国祥等人一齐找到县委领导，气汹汹地说：“你们看不起女同志，如不叫去，就送我们回区党委（指苏鲁豫区党委）。”结果闹得没办法，县委就答应了。十团在县大队的配合下，消灭了罗屯等据点的敌人。斗争形势有了一定的好转。
同年11月，由于“湖西肃托”的影响，苏鲁豫区党委改为湖西地委，潘复生任地委书记。赵玉琴任地委妇联主任，我被调任地委妇联副主任。翌年春，潘复生同志同我谈话说：“根据工作需要，我们商量派你去丰县，到敌占区去。那边条件差，工作艰苦，派其他的女同志去是很难坚持的。考虑你工作大胆波辣，又能吃苦，去比较合适。”我说：“行，只要组织相信，我坚决去。”第二天我就到了丰县，任县妇联主任。县委书记是葛步海，县长是王效斌。我们经常在丰县十字河一带活动，有时也偷偷地越过十字河到河南境内活动。那时形势极为紧张，白天很难开展工作，大都在晚上化妆进去，先摸到党员的家，也不敢叫门，都是翻墙进去。与他们约好时间、地点，叫他们把党员和积极分子召集好，我们再进行开会，传达上级指示，布置任务，研究行动方案。因为那地方原来已开辟过，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虽是敌占区，工作还比较好开展。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斗争，很快就把局面打开了，并建立了区、村党政组织。
丰县是湖西区建政权较早的一个县，县长王效斌原是地方顽固派冯子固的宣传队长，是我们的地下党员。根据工作的需要，他就把宣传队的几十个人拉过来，当了我们的县长。我那时负责宣传工作，宣传的形式多种多样，除了开会、串联、贴标语外，还排演文艺节目。因为县长是搞宣传工作出身，对文艺比较擅长。每次排演节目，他都亲自组织，并扮演角色。我多是扮演农村妇女，用块黑布把头一包，找件粗布褂子一穿，就登台演出了。因为当时多是排演日军欺压百姓、地主剥削农民的现实节目，所以宣传效果比较好。
烽火岁月
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年。三月，我被调回湖西地委，仍任地委妇联副主任。当时整个湖西地区处于我与日伪、顽三角斗争的形势中。日军疯狂扫荡。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推行“攘外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斗争空前艰苦。地方上的反共分子乘机猖狂起来，铜北县顽固派耿继勋将我县书记阎××杀害；沛县顽固头子冯子固把我派驻沛县常备队胡子凉团的朱煜如赶了出来；丰县顽固派黄体润、董玉珏也照此办理，把我派驻的王孝斌、王昭赶出；单县的顽固派朱世勤则更甚，多次进行反共活动。再加孙良诚，李延年、高树勋重点屯驻单西，形成对我军的包围态势。我军处于日伪顽夹击之中。国民党苏北专员汤铁飞集中丰、沛、单三县国民党的地方顽固派武装，向我抗日根据地进攻，与黄河支队发生激烈战斗。我歼敌千余，但自己损失也很大。国民党顽固派不甘心失败，越来越频繁地制造磨擦，形成敌伪顽联合向我们进攻状态，形势进一步恶化。当时妇救会的主要任务除掩护、慰问伤病员外，就是做军鞋。我们在单县张寨一带办了个鞋厂，有三、四十人，由胡良玉、史伟英两人负责。工人多是部队家属，不脱产的妇女干部。鞋厂办得很灵活，敌人来了化整为零，疏散到村民中去，敌人走了集中干活。一年生产1000多双军鞋。部队每打完一仗，妇救会就把做的鞋袜送往前方。战士见了我们就象见到亲人一样，高兴的又蹦又跳。教四旅的负责同志说：“有你们妇救会支援，我们的战士一定会拼命打击敌人！”后来部队把伤病员也交给我们，由我们掩护养伤，洗衣喂饭。当伤员伤好归队时，村里还开欢送会，军政、军民关系搞得很好。
七月，为了加强巨南地区的工作，地委抽调了十几名男女同志，由我与黄天明同志带队，到巨南工委。我在工委妇联工作，并兼任巨野县抗联主任。到巨野的还有县委书记王尊先、县政府秘书杨海天等人。当时工委妇联干部还有董文华、李剑、田秀等。这个地区情况很复杂，除敌伪顽外，还有会道门“杆子会”与我们作对。我们的中心工作是发动群众，开展反霸、反黑地斗争。我们决定以大田集为典型开展工作，以点带面。大田集有1000多户人家，有一户姓刘的大地主，绰号“刘霸王”，有几百亩地，有40多家穷人都给他当过佃户，对农民剥削压迫最狠。工委组织了工作组，朱伯芳为组长，我为副组长配了两个女同志，三个男同志，共七个人。进村后我们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走贫雇农路线，很快掌握了刘霸王的罪行。有家雇农三代都给刘霸王种地，父亲累病了无钱医治而死，儿子向他借高利贷，后因还不起被他打死。更令人气愤的是，刘霸王对佃户的媳妇享有“初夜权”；谁家生了孩子，每天要将一碗奶送给他家让他吃。佃户种田的收成自己只能得三成，七成归他。高利贷借一还三。好多贫雇农被他逼到绝路上去，我们抓住他的罪行，发动群众开诉苦大会。当贫雇农提高觉悟丢掉了顾虑后，我们不失时机地召开了声讨大会。妇救会、姊妹团、儿童团打着大旗列队进入会场，与地主恶霸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贫雇农们都争先发言，控诉地主恶霸的罪行，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有的贫雇农冲上台要割他的耳朵，挖他的眼，吓的他魂不附体，高叫饶命，伏地认罪。经过这场斗争，扫了“刘霸王”的威风，长了贫民的志气，反恶霸运动很快普及开来。群众高兴地说：“你们抗联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哪！”从此积极分子多起来了，纷纷要求参加自卫队、姊妹团、儿童团，自动组织起来站岗、放哨防奸。驻巨野城的鬼子对大田集进行合围，我们就组织群众坚壁清野，疏散人口，转移牲畜。结果日军进村一无所得，烧了几间房屋撤走了。这件事提高了我们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密切了党群关系，也使群众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当年秋天就出现了参军热潮。母亲送儿当八路，媳妇送夫上战场的就有50多例。被刘霸王打死丈夫的那家人的老大娘，哭着把儿子拉到我面前央求说：“帮个忙，收我儿子当八路吧！”接着把她儿子叫到跟前，对她儿子说：“你到部队要拼命打日本，为老百姓出气，啥时候打垮日本鬼子，啥时咱娘儿俩再见面。”大田集试点培养了一批骨干，他们被分配到周围村庄做发动群众工作，不少人后来成了党的工作干部。
1942年，我们要经常进行反扫荡斗争。有一次，我们接到上级通知，敌人要向大田集一带“扫荡”，要求我们马上离开大田集，准备反扫荡。我们立即召集会议，布置群众进行转移、疏散物资、坚壁清野等反扫荡工作。随后我与工会主席老赵同志跑到大田集西南五里外的许庄。这时天已经黑了，认为敌人不会来了，我们简单地吃了点饭就休息了。第二天天还未亮就听到枪响，老赵同志喊道：“洪慈快起来，有敌人。”哪知刚出屋门敌人就进了院子，两个伪军把我押到一个大院内。还有一些被抓的群众也关在那里。当时我考虑，得赶快想办法跑掉，决不能再让他们把我交给鬼子。敌人问我：“你是哪里人？”我说：“是本村人，村西有小楼的院子就是我的家。”敌人吼道：“那你跑到别人家干什么？”我说：“我与家怄气哩，我爹要我出嫁又不给我买东西，把银元都埋起来了。”敌人急着问：“埋在哪里？”我说：“埋在南屋墙角里。”他们听说有银元。也顾不得再审问我，就跑去挖银元。我趁机往外跑。许庄周围都是两人深的大沟，我跳下去又爬上来，跑到庄稼地里隐蔽起来。伪军没有挖到银元，回去见我又跑掉了，就拼命地往地里打枪，但未发现我。过了一会，听到他们吹集合哨子，敌人滚蛋了，我也爬出了庄稼地，找到了区政府和县大队。牛区长赶快叫人给我端水洗脸，烧火做饭，问长问短的对我进行安慰。随后牛区长又派了几个同志把我送到工委驻地。这时工委的同志认为我被敌人抓去了，心急如焚，急忙派人找做敌伪工作的同志，设法营救我。工委的领导同志站在村头上，焦急地等待我回去。大家见我回来啦，都高兴地跳起来，把我前后左右看了个遍，生怕少了什么似的。当时我止不住热泪盈眶。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使我难忘啊！
12月，日军发动了更为残酷的大扫荡，疯狂进攻我湖西抗日根据地。我湖西专署在马桥被敌人的“铁壁合围”包围了。负责掩护专署机关的十团奋力突围，但因敌众我寡，专员李贞乾、十团团长肖明等同志壮烈牺牲，部队遭受了很大的损失。日军扫荡了三天，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大批敌军撤走后又留下一大批伪军，在根据地内建立了许多碉堡、据点，给我们的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从此我们妇女工作的重点转入配合队伍和抗日政府开展反蚕食反抢粮斗争。有一次，巨野南部苏集据点日伪军到二区抢粮，该区五大村的村长马上将情况告诉了我们的游击队。待敌人将抢的粮装好车后，我武装部队立即出击，在混乱中村长把粮车送给我们，回头向日伪军报告说：“粮食全让八路军截去了。”我们将截来的粮食分给老百姓，更坚定了人民抗日的信心。
1943年，苏集据点增加了20个日军，200多伪军，蚕食抢粮越演越烈。再加苏集据点靠近巨成公路，日军的汽车出动很方便，给我们造成给大威胁。到了秋冬季节，为了破坏敌人的蚕食和抢粮计划，我们决定发动群众挖沟掘路，破坏敌人交通。当时我湖西分区九团在团长匡斌、副团长苟先学带领下正在巨南活动。苟先学率领两个连队在苏集附近，用麻雀战与敌周旋，掩护群众挖沟破路。冬天北风凛冽刺骨，我们冒着严寒起三更，率领群众挖沟。我们组织了一二千群众，排成整齐的队伍，每天半夜静悄悄地开进工地，挖到拂晓收工。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在敌人碉堡周围的田野上，挖了密如蛛网、一人深、两米多宽的沟。敌人汽车出来不填沟不行，一组织填沟，我们自卫队发现后就打，九团听到枪声就赶来支援，把敌人打回去。那时，我们把这些路沟又叫做“抗日沟”，村村相通，既可打击敌人，又便于我军转移运动。自从挖了这些沟，可治了敌人，他们龟缩在碉堡里，寸步难行。我们抗联却趁机组织群众，配合主力部队对敌展开攻心战。我们趴在封锁沟里朝敌人喊话：“伪军弟兄们，你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快缴枪吧！缴枪不杀，不缴枪就死路一条！”伪军家属则直呼丈夫、儿子的名字，要他们弃暗投明。这样做了几个月，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伪军纷纷瓦解，丢下武器回家，日军的扫荡蚕食就这样被粉碎了。这时，轰轰烈烈的反封建斗争又开展起来。青年妇女强烈要求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加入妇救会。我们妇联的工作重点又转到争取妇女自由上来，建立、发展妇救会，开展抗日保家斗争。一时间妇救会门庭若市。妇女工作发挥了很大作用。每逢动员参军时都出现母亲劝儿去当兵、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面。应征青年胸戴大红花，群众敲锣打鼓，欢送青年参加八路军，好不热闹。有些村全村青壮年几乎都参军走了。每逢部队来了，妇女们都争做拥军鞋，给部队碾米磨面。每逢战斗打响，妇女们又送水又送饭，又照顾伤员。护理伤病员也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那时因部队装备不好，流动性大，又无正规医院，每次战斗过后，伤病员大都转交地方治疗护理。群众都把伤病员当亲儿子、亲兄弟一样关怀备至，精心护理。群众宁肯自己不吃不喝，尽量让伤病员吃好饭，早日恢复健康。在湖西抗日根据地每年都有很多伤病员，在群众的“家庭病房”里养好了伤，看好了病，重新走上杀敌战场。
1944年，湖西地委根据工作需要，调我回地委妇联工作。妇联主任仍然是赵玉琴同志，我任副主任。当时湖西地委正举办整风学习班，我和各县的妇联主任如季凯、苏健、王子香、郝莲芳、张淑贞等都参加了。学习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通过三个月的学习，对增强党的思想、组织建设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结业后我们各回原工作岗位，投入了发动群众、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斗争。
1945年秋，冀鲁豫军区两个骑兵团、四个步兵团进入湖西，打垮了盘踞在丰、沛、萧、砀、铜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解放了丰、沛、萧三个县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湖西地区所有的敌人碉堡均被“拨除”，解放了大部县城，全部农村为我们所有，整个地区的局面打开了。
告别湖西
1945年8月，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上级指示扩大主力军，号召共产党员到部队去。当时我爱人匡斌在湖西军分区工作，11月份，中央军委命令，成立野战军，调他到七纵二十旅任旅长。按规定，我得随军。但我考虑赵玉琴同志长期患病，湖西的妇女工作需要我，我决定留下来。地委从大局考虑，决定还是要我走。郭影秋政委找我谈，他说：“洪慈同志，你在湖西工作多年，工作任劳任怨，带头苦干，做了不少工作，地方、部队都舍不得你走。但是野战军成立了，匡斌同志奉命参加纵队，地委决定你随军，既可照顾夫妻关系，又可为党做更多的工作，你还是参军吧。”组织上这样关心我们，寄厚望于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服从了党的决定。
当我离开湖西、离开抗战八年与我患难于共的战友的时刻，我的心潮起伏，昼夜难于平静。临走的那天，辞别了欢送我们的战友，我站在一个高坡上，眺望湖西大地，八年的艰苦抗战生活场面，在脑海中荡开了，默默地向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友，为在“肃托”中含冤九泉的兄弟姐妹们致哀；我失去的战友啊，崇高的理想和目标把我们召集到党的旗帜下，我们亲同手足，任何力量也动摇不了我们的友谊！你们未竞的事业，将由我们这些幸存者去完成，别了，战友，别了，同志，别了，湖西区的父老姊妹们，当迎来全国解放的那天，我们再来看望你们！
注：戴洪慈同志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入党，抗战时期历任鱼台、丰县妇联主任，巨南（五县）工委妇联副主任，巨野县抗联主任兼妇联主任，湖西地委妇联副主任等职。建国后任江西省体委副主任等职。现已离休。（访问整理：姚念杰、丛树政。原载《菏泽地区党史资料》）戴洪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