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麦前，敕使瓦毅夫调去峄县任合作社顾问。临行前，他对来接任的厚安忠义说： “杨世香在地方上当乡长，是地方势力人物。在合作社里，他威信很高，也最可靠。今后工作尽管找他商量。”
厚安忠义听敕使瓦毅夫的话，一开始就相信我，对我态度很好。他说： “杨君，你是大大的好朋友，有事，你的说话。我的错误，你尽管说。”为了解厚安患义的性格，以便进—步利用他，我经常主动地找他交谈。
厚安忠义出身于贫苦家庭，父母早丧，孤儿一人。几岁时进寺院当了和尚，十几岁的时候，偷跑出寺院，在各处游荡谍生。后来厚安忠义和厚安美之子结婚，当了上门女婿，随妻姓“厚安”，起名“忠义”。抗日战争爆发后，厚安忠义应征入伍来中国。退役后，被派来巨野任职。他性格憨厚，心眼不多，是个“二杆子”，连他自己的私事也都在交谈中暴露给了我。厚安忠义最大的毛病是爱玩女人。他在济南时就独包了一个二十来岁的贫苦女子。
有一次，厚安忠义派我去济南办事，我顺便找到那个女子家。一进门，见那个女子一身日式打扮，用日语“叽哩咕噜”地向我打招呼，又点头，又作揖，洋相百出。我说：“你装什么洋蒜，一个中国人怎么不好？何必硬充日本人”。那女子听出我知道她的底细，马上改口说中国话了。她自述生活困难，不得已跟了厚安忠义。还有个十三、四岁的弟弟在巨野跟着厚安患义当通信员，请我多关照。
我说： “你以后别接待厚安忠义了。找个本份人，成家过日子，靠劳动生活。”
女子说： “你说的都是好意，只是厚安忠义来了，我一个女子家有什么办法？”
我说： “厚安忠义那里，有我劝他，你放心嫁人吧。”临走，我给她留下几十元钱，作为对她新生活的支持，那女子十分感激。
从济南回来之后，我先向厚安忠义汇报工作情况，然后改换架式批评他说： “你身为顾问，威信大大的，你的生话作风应该是合作社里各位职员的表率。你有妻、有子，怎么能搞那么个女人呢?”厚安忠义吃吃哈哈地说不出词儿来。
我说： “凡是出入烟花巷的人，多数染上花柳病，你是不是染上了?”
厚安忠义不好意思地点点头。其时他早巳染上了淋病。我催促他说： “赶快去济宁治疗，这里的事由我负责。”“杨君，你大大的好心，我的相信，合作社里的事全拜托你了，你全权指挥。”厚安忠义苦干淋病对他的折磨，不得不去治病，合作社里的一摊子工作全部交给了我。
对厚安忠义，我从感情上亲近他，是想使他的生活作风规矩检点起来。这样就能减少对当地人的损害。另一方面我再用“善意”的办法给他加一个累赘，把他妻子叫来，使他分散精力，不能专心合作社的工作。我对他说： “你生活单调寂寞，把你夫人的地址给我，我负责写信把她叫来中国陪伴你。”厚安忠义高兴了： “杨君，你大大的忠心，我马上写信叫她来。”我用感情的绳索绑牢了厚安忠义，他这个“二杆子”就会时时感情用事，处处保护我。
这时候，巨野县的伪县长已由阎冠英担任。阎，济宁人，五十来岁。曾任。国民党孙连仲部文职参谋。一九二九年随部在江西剿共时被我军俘虏。后经我方半年的培训，接受了支持我方工作的任务，返回济宁，在济宁市西大街路北开一个中药店行医。后来听说他是万里同志派遣打入敌伪内部工作的同志。但当时我并不清楚，只知道他的侍卫队长王老六原是梁山土匪头，是我们二地委敌工科长王凯同志的叔兄弟，是个不专心事敌的人物。另外，壬凯同志路经巨野时常常住在阎冠英家里。我在阎家曾见到王凯同志，双方认识，也礼节性地寒暄过，但要遵守敌工纪律，相互阅谁也不能讲明，所以我不能问询阎冠英的确实身份。
我在争乡斗争中的死对头杜廷秀，知道阎冠英当过铁杆汉奸刘本功的参谋长，错误地估计阎也会具有刘本功积极残杀共产党的反动性，就去找阎冠英报告：杨世番是城北共产党的代理人，是八路军派进城里的坐探。
阎冠英用私下问询的形式转告我说： “社廷秀告你是八路军坐探，你是不是？”
我说： “县长信吗？”
阎说： “谁听他那一套”。
为了对付杜廷秀的迫害，我抓紧对厚安忠义做工作，说些和杜廷秀争乡的矛盾，说杜廷秀已到县长那里告我是“八路”，要借刀杀人，坑害我。厚安忠义上了“二杆子”火，说非要见识见识杜廷秀不可。
阎冠英给了我一定的活动时间之后，去找厚安忠义征求意见。他对厚安忠义说： “顾问的朋友杨世香大大的忠心。社廷秀告他是八路的千活，顾问是什么意见？”厚安忠义歪着头反问： “怎么，我的朋友是八路的干活？八格牙鲁，叫我面子上不好看”。他举起巴掌问： “杜在哪里？叫他来说，我的三百给。”阎冠英笑着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