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世香地下工作回忆(十)赶走张殿云

16317 发表于2019-09-08 13:24:58

夏天,山东日伪合作总社派张殿云来巨野任合作社常务理事。

  张殿云,滕县人,小地主家庭出身。自来巨野后,大露派头,平时穿一身绿呢子,戴一个鳖盖帽,整天铁青着脸,一点喜色不露。工作中,他按时点名,巡回检查,意在以严立威。

    时值我乡中多事,常有人去办公室找我。张殿云故意刁难,偏不准我在上班时间处理乡政事务。没办法,我只好上班下班两头忙。一段时间过去了,我被他拖得不轻。

    是年秋,我对从济宁治病回来的厚安忠义说:  “我在下边当乡长,有很多问题需要我处理,对我得放宽一些时间。”

    厚安忠义说:  “行,宽一些时间不要紧。”

    张殿云诚心整我,故意一点也不肯放松。我尽力把乡政工作安排好,硬着头皮按时上班,偏不买他的账,双方相持着,他也没办法。

    1943年底,因长时间的忙碌,生活条件又差,我得了黄疸性肝炎。一连吃了十几付中药不见好转,浑身黄得象涂了蜡一样,连眼皮都睁不开了。

    工作在敌人的营垒里,没有同志,没有亲人,得势的时候,杂七杂八的人都来奉酬;不得势的时候,或一旦受挫,或大病临身,可就受罪了。逐渐地,我完全失去了活动能力。考虑到自己不能再干什么工作,就对给我治病的黄先生说:  “大爷,我不行了。您把我送回家去吧。”黄先生找了辆车子把我送回到家里。

    王继升同志听说后,马上代表县委和抗日县政府到我家慰问,并带给我30块钱。我们谈了一些情况,他叫我好好休息,抓紧治疗。革命阵营的慰问,亲密战友的体贴,使我倍感温暖,我决心抓紧治疗,以便尽早返回战斗岗位。

    3个月后,我身体基本康复。王继升同志代表县委又来探望,并传达县委指示;  “鉴于你在敌垒中的斗争表现,县委对你前一段的工作给予嘉勉。你要抓紧时间治疗,待身体康复后,早早返回城去。我们的抗日斗争一日不可停止,敌伪城中一日不可无人。”

    1944年初,我完全恢复了健康,重返巨野古城。由于合作社里的很多职员都是我安插的,张殿云虽然来巨野七、八个月了,但也不敢轻举妄动。  “发财”的事,  “八”字还没有一“撇”。我刚回到城里,张殿云就提上点心来看我。我心里明白:这场病是被他逼得劳累过度造成的,他来看我,是想叫我为他“发财”开绿灯,我也就虚与应付。

    隔了几天,张殿云又来看我。他说:  “世香啊,真对不起你,前一段时间我对你的态度……,其实都是因在济宁误听了他人的挑唆之言,还请兄弟原谅。”接着话头一转:  “世香啊,我当这个常务理事,可是花一千多块钱买来的,光这么等下去,我可等不起呀,不管怎么说你得帮忙。”

    我说:  “帮什么忙?别到时候出了事怪我,你自己想办法吧,怎么千都行,我不管。”

    张又说:  “我这个事已向顾问说过了,他也很同情,答应允许我想办法搞点钱还账。”

    “行,你自己办吧。”我心里想:你自己想法,自己干,等你把绳套套上了自己的脖子,我再扯。

    4月初,日军警备司令部撤走了。空出来的房子,合作社要用,就派工人把它修理粉刷了一遍。张殿云伪造报销单,多得了一千元。出纳员吕化远是我安插的人,有事就向我回报。张殿云知道自己的作为瞒不了我,就给我送来一百块钱.我出于策略,痛痛快快地收下了。从此张殿云凡事不背我,他的作为我得以详知。

    时间不长,张殿云用多报销的如法贪污两千多块钱。当时日本鬼子正进行强化治安,棉花、土布都在“违禁”之列、张殿云家在滕县,了解那里的行情,就把钱全部买成了巨野产的土布积存在自己的住房里。

    张殿云囤积“违禁晶”结茧自缚了。我见时机已到,马上去找伪县长阎冠英告诉说:  “张殿云囤积了很多土布,你看怎么办?”  

    阎冠英问:  “他把土布放在哪里了?”我说:  “放在他住的屋里,有两大车。“阎冠英很讨厌那些想来巨野发财的汉奸,回复我说“不

能叫他发这个财。”随即给警察所经济系长李村民打电话说:  “马上带人去合作社常务理事张殿云那里去搜查一批土布。据报告,土布放在他住屋的西间里。有多少没收多少。”李村民接受了命令,马上整备人马。他手下的人听说去没收一批土布,有利可图,一个个象蝇子见了血,一阵风进了合作社的院子。

    张殿云见来人要搜查“违禁品”,也不含糊,用身体挡住门说:  “想千什么?我是常务理事,你们谁敢搜?!”李村民哪里吃他那一套,大声说:  “这是公事,非搜不可!”随即招呼众人:  “弟兄们!搜!”几个警察一拥而上,把张殿云推到一边。大捆大捆的土布被搜出来了,张殿云叫苦不迭,急得满头大汗。被搜出来的土布装了两大车,那些警察们喜得眉飞色舞。李村民喊一声:  “走!”众人拥车催马扬长而去,张殿云疼得直跺脚。

    张殿云不甘心失败,硬着头皮去找阎冠英,县政府传达室的人挡住他说:  “县长吩咐过了,不论什么人,一律不予接见,也不准传达。”张殿云碰了一鼻子灰。接着又去请厚安忠义帮忙。厚安忠义训他说:  “你私囤土布,违抗禁令,连我的面子也丢光了,你等着受处理吧。”张殿云象泄了气的皮球,再也抬不起头来。

    第二天,阎冠英给厚安忠义打电话说:  “常务理事张殿云违抗禁令,拟从速撤职,另作处理。合作社常务理事的工作由杨世香代理。”厚安忠义表态支持。张殿云怕受处罚,赶快逃跑了。

    张殿云去后,厚安忠义把我拉到他对面的桌位上说:“杨君,你的这边坐,常务理事的干活。”我说:  “谢谢。”从此,我代理了常务理事。

    阎冠英为了支持我,以伪县政府的名义向省日伪合作社总社呈报委任我当巨野县合作社常务理事。省合作社没有下达委任状.巨野合作社内,各工作岗位已全部换上了我安插的人。就是厚安忠义的通信员,也由我给他换上了我本村的文继山。厚安忠义所到之处,一言一行,都有人向我报告,他几乎全部在我的监视之下。

    为工作之便,我配有厚安忠义抽屉上的钥匙。晚上,厚安忠义睡觉去了,我利用处理业务文件的机会,抽阅他的文件,政治、经济情况随时可得。伪警察所每周给厚安忠义送一份<敌情周报》,厚安忠义不背我,常递给我看。那上边一般是写“共匪”王绍一于某时,带多少人枪、在某处活动等等。我把敌人对我们的追踪情况转告王继升同志,县委就能根据敌人的情况,确定自己的行动方案。平时,我尽可能参加敌人的各种会议,了解敌人的活动情况,某些重要情报,最迟能在第二天递送给王继升同志。

      为了防备万一,我把从敌伪合作社搞来的钱,除用于工作和资助乡村办学外,另拿出一部分通过张景杰同志去丁里长村买回一千三百斤黄烟叶,存放在老张庄。一旦出现“万一”,可作为组织上进行营救使用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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