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岁女娃去当兵
1929年9月26日，孙立松出生在沂水龙家圈乡小诸葛村，在家中排行老三。 “1943年春，我和一群小孩在村里广场上玩，来了一群人说要征兵，说只要当兵就给白馍吃。我就问，啥样的能当兵呀？有个当官模样的人就说了，只要能提动水桶就行。为了能吃到白馍，我就争着去提水桶。结果，我被选中了！我拿着白馍‘一蹦三圈’地回家，跟俺娘说了，木想到俺娘掉眼泪了，一个劲地说‘不舍得’。可当征兵的人上俺家领俺时，俺娘叮嘱我说，到了部队好好干，八路军是咱老百姓的队伍。”就这样，13岁的孙立松离家去当兵。
孙立松被分配到了鲁中军区第一野战院，当了一名护士。回忆起刚当兵时的情景，孙立松笑得像个小孩，“我刚到医院第一天，是八路军攻打临沂城据点的日子，看着一个个伤员被抬进来，我一下子吓懵了，蜷缩在墙角。一个伤员被送进来时，浑身是血，胳膊、脸上还在流血，医生喊我去给伤员包扎。我慌了神，不知怎么办，医生让我先打来一盆水，让我把伤口周围清理干净。我闭着眼，手也拿不住毛巾。医院的一个老护士过来，握着我的手教我清洗，在伤口处消毒，然后包扎。晚上，我坐在院子里哭，那个老护士就坐到了我身边，她说刚来时，她也害怕，可是如果把这些伤员当成是家里人就不会害怕了！” 孙立松说，正是因为老护士的开导，第二天她便投入到了工作。虽然还是有些害怕，但是她记住了老护士的话。
孙立松说，战场上子弹“不长眼”，生死只在一瞬间，而医院或许是人生的“战场”，
与死神抗争，与残疾抗争，与生命搏斗。“每天都有伤员死去，每天也有伤员康复，我的心每天像‘过山车’。第一年过年，我哭得‘稀里哗啦’，想家，想俺娘。哭累了，就睡上一觉，醒来该干啥干啥。那个时候，最盼望的事就是早点把鬼子赶出中国，那样就不用打仗了，也不用离开家了！”
在鬼子尸体上“扒”皮鞋 子弹打穿棉裤
“1944年过年的时候，部队每人发了3两捻子，用于织袜子。可是我太笨了，不会织。天无绝人之路，俺娘在家里就经常打草鞋垫子，我也学会了。这回可派上用场了，我就去路边上割草，晚上趁着别人都睡着了的时候起来编草鞋垫子。医院经常需要奔赴战场抢救伤员，一晚上新军几十里那是常有的事。沂水沙地战斗的时候，我被派去抢救伤员，走到半道，我的脚趾头就全部露出来了，在地上走还好一点，在经过一些小水坑的时候，脚趾头扎在冰冻上，浑身都疼。”能有一双鞋，是孙立松最大的愿望。
“沙地战斗抢救伤员是我第一次进入战场，进入战场时，浓烟滚滚，看不到天。我和另一名护士被派往战壕里救伤员，刚走出没几步，我就被什么东西绊倒。我爬起来一摸，是个死尸！当时吓得我只打哆嗦。仔细一看，是个鬼子。鬼子的衣服都比八路军好，而且这个鬼子脚上还穿着一双皮鞋。我使劲拽了下来，将鞋带系起来搭在了脖子上，继续往前爬。”孙立松老人高兴地说愿望实现了，那高兴劲不比过年差。从战场上回来后，孙立松穿上这双皮鞋，由于码号太大，时常掉脚，但是她还是兴奋了很久，因为这是她的第一双皮鞋。
“在进入战场前，医院首长给我们开会。说如果在战场上分不清哪个是自己人，哪个是鬼子，就看手腕上有没有白毛巾。八路军手腕上都系有白毛巾。只要见着手腕上有白毛巾的，我和另一个小护士就先摸摸鼻孔，如果有呼吸，我们就抬上担架。具体抬了多少担架，也记不清。累得实在不行了，就坐在尸体旁休息一分钟。在我们抬着一个伤员下阵地时，没想到遇到了一个鬼子，那个鬼子看了看我，抬起枪就朝我开枪，幸亏那个护士机灵，喊了一声‘快跑’，但是鬼子还是朝我开了一枪，当时只觉得棉裤里钻了东西，还有点热乎。跑下阵地后，我一看我棉裤的左边开了一个小洞，用手一摸还摸出来一个子弹头。”孙立松说此事过去70多年了，至今想起来都觉得后怕。
和日本女医生的不解“情缘”
“1945年初，八路军攻打临沂的鬼子据点，我歪打正着的救了一个女医生，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她是日本人。多少年过去，也不知道她现在是不是还活着？”孙立松自言自语道。
孙立松清晰地记得，那场战斗结束后，她和同事到鬼子据点去抢救攻城受伤的战友，在鬼子据点内的一张桌子下面，一个穿白大褂的姑娘在打颤。“当时她吓得脸都白了，全身都在打颤。我问她叫什么，她也不说。我以为她是遭鬼子迫害的‘可怜人’，我就求首长把她带回医院。”就这样，那个姑娘就跟随孙立松回到了医院。
“在医院十多天，她一直都不说话，我以为她是一个哑巴。平时我就带着她，教她包扎、清理伤口等，让我想不到的是，她太聪明了，无论什么几乎一学就会，有时候做得比我都好。一天晚上，周边村子里的一个孕妇难产，家属来求救我们。医院就派我和一个医生前去村子里救助，而她也拽着我央求一块去看看，我以为她不放心我，医生也同意她一起去。我们到达产妇家，产妇已开始出现大出血的征兆。医生也束手无策，家人急得哭成了一片。‘我来试试’，说完她就走进了产房。我一下子惊住了，第一次听她说话，更让我吃惊地是，不一会儿，孕妇竟然生下一个男孩，母子平安。”孙立松说，当时她惊“傻”了！
回到医院后，孙立松终于解开了谜团。“她跟我说她是一个日本医生，那天本以为死期将至，没想到被我所救，为了保护自己，她装哑巴。但是，她会说中国话。她请求我的原谅。”事实真相犹似“晴天霹雳”，让孙立松忐忑不安，如坐针毡。
第二天一早，日本女医生便到院长办公室，坦白交待了事实。随即医院上下和伤员都“炸了锅”，很多人都主张杀死女医生。“凭心而论，如果从日本鬼子的罪行来看，我也觉得应该杀了他。可是，她只是一个医生。那些天的相处，我觉得她很重情义，无论为伤员包扎换药还是抢救孕妇，她都实心实意。她不是一个坏人！在心里挣扎了多少次，我还是去找院长说了我的心里话。没想到，院长的意见更是让我吃惊。院长说，如果她愿意走，就给经费让她回国，如果不走，可以在医院里帮忙，毕竟医院里很缺医生。我把院长的意思跟她说了，她一下子就哭了，嘴里直说‘对不起’。她不想回国，她想在医院里帮忙。”在以后的工作中，日本医生竭尽全力救助伤员，深受大家的认可，而她和孙立松也成为了亲密无间的战友和姐妹。
“抗日战争胜利后，她被遣送回日本。一晃70年了，也不知道她是不是还活着？人老了，我经常会想起她，这辈子我们或许再也见不到面了！”孙立松说这段情缘她一直放在心里珍藏。
一句话的承诺一辈子来完成
孙立松跟随部队转战大江南北，也经历了几多生死。“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好兵，我思想上开过小差。1947年2月北上，6月到达黄河，1948年在去大别山的路上，我向部队申请回老家。为啥呢？为了和我老伴的一个承诺。解放战争的最后一年我没能参加。这是一个遗憾。”
“孩子他爷（沂水方言‘爹’）是县武工队队长，打鬼子是出了名的‘不要命’，大家伙都叫他‘英雄’。一次战斗中，他受伤了，我奉命去给包扎伤口，照顾他。才知道他也是沂水人，老家还离得不远。一段时间的休养，伤虽然好了，但是也落下了伤残，不能再上战场。医院里的一个护士也是老乡，有一次她开玩笑说，让我跟着他，而她跟着他的副队长，回家种地过日子。没想到，他当了真，天天黏着我回家种地，最后实在没法了，我们四个人便申请转业回家。”孙立松讲到这里低着头“嘿嘿”一笑，1948年他们4人转业回乡，并各自成家立业，“玩笑话”变成了“童话爱情”。
孙立松和老伴日出而耕，日落而息，共生有3男3女6个子女，如今枝繁叶茂，四世同堂。“俺娘一辈子好脾气，俺爷脾气不好，每当俺爷发脾气时，俺娘总是嘿嘿一笑，从来没有和俺爷拌过嘴。俺爷身体不好不能干活，都是俺娘干，但是不管干啥活，俺爷也都跟着，在地头上给俺娘说话，逗她开心。再怎么累，俺娘一辈子也没有抱怨过，这一点我们这些晚辈都没有做到，四里八村提到俺娘，老少爷们都竖起大拇指。”孙立松的大女儿介绍说，对于孙立松儿女们佩服至极。
“不用夸我呀，这都是应该做得，没啥可说得。两口子都不互相让着点，那还过啥日子呀。恁爷身体有伤残，在部队木能坚持到1949年，他心里憋屈着呢。发脾气，我就得让着、忍着。”听到儿女们的夸奖，孙立松急忙辩解。
“我今年86了，能活到今天我想都不敢想。多亏了党和国家，每个月还给我发钱，我现在吃药打针小毛病从来不犯愁。日子过得好，国家发展地好，啥都好，死去的那些战友血没白流啊，我们得唱着过！”说起今天的好日子，孙立松老人无比激动。
临沂在线赵思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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