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我抗大一分校从晋东南（太行山南段）陵川地区东迁至山东沂蒙山区。我随分校全体干部、学员下太行、越平汉（敌人封锁线）横过冀鲁豫大平原，经东平湖，夜过津浦路（敌人封锁线）翻泰山，进沂蒙山区，行程两千里，到达山东分局所在地一一孙珠镇。
在将近两个月的行军之后，要通过最后一道敌人的封锁线一一津浦铁路，这正是1939年12月31日晚。我们到达津浦路大汶河铁路桥下时，正是晚上l2点，桥头堡的日本鬼子正在桥上互拜新年。我们一千多人在桥下靠西边隐蔽了近一个小时，因天气寒冷，桥下河水都已结冰了。待敌人拜完年后，我们开始由桥下通过。我和指导员任鸿泽同志（他原是安徽大学学生）除背着自己的背包外，还背着两个病号的背包。有一个病号是小鬼，由我们两人一人牵着一只手拉着他向前跑。经过这段艰苦的长途行军后，到达了山东分局沂蒙山区，到后不久就过春节。
过了春节，抗大开始接收学员并编队。我被调到二十一队任副政委。正在紧张迎接新学员到来之际，校部又通知各队副政委到山东分局报到。我这才知道当时地方缺少干部，要从我们抗大分校抽一部分干部到地方工作，以巩固革命根据地。我们这批干部是分配到山东分局所属各区党委工作的。我和褚振民（现任贵州省政府秘书长）、陈健吾（现任贵州省委宣传部长）、林州（在全国总工会工作，己故）四人，经山东分局组织科潘同志谈活后，才知湖西（即当时五区党委）因错误的肃托，损失了干部，需要补充，才调我们到湖西工作的。
1940年3月底，我们四人从孙珠镇出发，先到鲁南堡斗崮山区的岱炉镇（这是我一一五师驻地）。这时由于敌人加强了对津浦路的封锁，挖了护路沟，还有鹿寨、铁丝网。我们不能西去，故在一一五师师部住下，等待时机，再过津浦路到湖西。我们在一一五师生活很好，一日三餐，高梁煎饼．豆芽菜。因当时正是我一一五师消灭了当地大汉奸孙鹤岑的第二天，师部组织我们去参观刚打完仗的战场，接着又组织我们参观了鲁南的一块老革命根据地一一临、滕、费，沂四县边区。这是一个老的红色根据地。据当地一位农协会主任说这个根据地是由一位原山东省委的同志，一九三二年因敌人追捕、通辑而转到这个四面大山、交通不便的山区，以教书身份作掩护，组织农民打土豪、分田地而建立起来的。这块根据地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我们去时，这个地方的农联还叫农协（即农民协会）。经农协主任对这个根据地的简单介绍，我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在堡斗固住了7天，湖西有个沛滕独立营，营长叫张云海，来一一五师联系，接我们几个干部到湖西工作。张营长是沛北人，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党员，见面就很亲热。我们就跟这个沛滕独立营（后改为微山湖支队）西进，二过敌人封锁线津浦路。在我们离开这可爱的山区时，才听说湖西肃托的罪魁祸首王须仁，在一一五师师部关押中自杀身死，大家都拍手称快。我们从一一五师师部出发，步行两天走了二百多里路。到了铁路附近，天已黑了，大家休息了几个小时，这时已到晚上十二点。张云海营长根据侦察员回来汇报的津浦路敌人封锁的情况，决定马上急行军通过封锁线。我们跑步走了40多里路，冲过敌封锁线到了湖西区的沛滕县，拂晓前进入夏镇北边一个村子住下，封锁消息，吃饭、休息。天黄昏时，我们便乘小舟横渡微山湖，到了湖西根据地的中心区一一金乡的鲍楼村。山东分局五区党委就住在这里。
4月中旬，我们到了山东分局五区党委报到，同来的三个人留在区党委组织部工作，我先分配到青联（即青年救国联合会）工作，当时的青联统称“四联”之一，即工、农，青、妇（农联主任是苗宗萍，妇联主任是孔贞，工联主任是白新才），青联跟他们一块行动。当时的五区党委书记是白子明，组织部长是郝中士，宣传部长是何仲文，统战部长是郭影秋，民运部长是刘剑。刘是区党委委员、青委书记兼青联主任。我到青联后任组织科长（青委委员）。青联的宣传科长是梁步庭，儿童团长叫吴玉华。吴玉华同志因湖西“肃托”其兄被杀害后，他父母把他叫回家了，当时他才十五、六岁。
到青联工作不久，五四青年节到了。青联召开了县以上青联主任参加的工作会议。刘剑同志作了有关青联运动的工作报告。要求大家回去后组织青年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我们在鲍楼住了几天，就随区党委移防到单县的张寨一带活动。
当时的工作团（区党委对外的名称）和“四联”都跟苏鲁豫支队一起行动（当时，苏支分两部分活动，一部分由司令员彭明治带领，在湖西活动；一部分由主任吴法宪率领在铁路南活动）。根据地是军队创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反过来有了政府，有群众组织，根据地才能巩固，才能支援军队。
6月初，苏支奉中央命令，全支队南下到陇海路南活动（即豫皖苏地区），由鲁西的黄河支队来接防（当时黄河支队司令员彭雄，政委张国华）。他们从鲁西来到不久，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土顽固分子，在国民党蒋介石的指令下向我才建立的根据地全面进攻，东边有沛县的冯子固、丰县的董玉珏带领着两个县的所谓常备队（不抗日、专反共）向我进攻，他们已深入到我中心区。西边有单县的所谓七路军朱世勤向我进攻，南边有陇海路上的日伪军和北边金乡的日伪军经常向我扫荡。所以，我黄河支队到湖西后首先选择对我危害最大的丰县常备队，给以打击，这就是一九四O年的“六、一四”便集茅庄战斗。歼灭了董玉珏两个团，迫使他撤离我中心区。接着，我们又进军十字河，把沛县常备队赶出我中心区，即十字河战斗。根据地中心比较稳定下来（主要是苏北和鲁西南地区），开始建立地方政权，首先是建立了鱼台县委、县政府，陈子玉任县委书记，李贞乾任县长；金乡县秦和珍为书记，吕英为县长；丰县县委书记胡光耀（即王光中），县长王效斌；单县韦钦恭为县委书记，县长高文甫（开始选时锡九，未到职就投了敌人）。大约在九月份建立了行政专员公署，李贞乾任专员。
由于1939年底的湖西“肃托”扩大化，我许多好党员、好干部、老干部被戴上托派帽子而无故受到迫害，以致牺牲，我记得光是县以上的干部就有157名，引起广大干部群众的怀疑和不满。因此，根据地的群众对我们不相信，加上敌人的造谣、破坏，群众逐步疏远我们，已组织起来的基层工、农、青、妇的群众组织，开不起会来了。为了动员广大群众，7月份，四联（工联、妇联、农联、青联）决定开办四联干校，首先训练工、农、青、妇的基层干部，并派我去领导。开学后，由四联主任上课，时间两个月。第一期参加学习的有乡村的工、农、青、妇基层干部110多人，主要课程是发动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建设巩固抗日根据地。这期办得很好，他们毕业后，回原乡村工作。通过他们 。
恢复了几百个乡村的基层组织，抗日救亡活动又活跃起来了。可惜，由于当时干部缺乏，千校只办了一期。接着，为了对付敌人的扫荡，所有“四联”的机关干部都深入基层和群众一起改造平原地形（挖路），把根据地所有的民间车行道路全部挖成一米五深、二米宽，能行民间四轮车的沟道，人弯着腰在沟里走，上面看不见，做到村村相连，道道相通，使敌人的快速部队行动困难。
秋季，山东分局派潘复生同志到湖西工作，彻底处理湖西“肃托”扩大化的遗留问题。在单县辛羊庙召开了数万人的群众大会，各县都派了农民代表参加，向广大群众宣读了毛主席给孟仰陶先生的亲笔信，承认了肃托的错误（因孟老先生的儿子孟献珍是我党的老党员，他在北京读大学时入的党，任区党委组织部长，而在这次肃托中被杀害，孟老先生向中央毛主席写了信，所以毛主席给他回了信）。对肃托扩大化的死难者定为烈士，给受害者平了反。把湖西这次错误的负责人白子明等调回山东分局，改组了党委，撤销了原五区党委，改为湖西地委，安定了民心。
由于敌人分割封锁、扫荡，交通不便，山东分局决定把湖西地委划归鲁西区党委领导。建立了湖西军分区，邓克明、张国华分别任司令员、政委，潘复生担任地委书记( 1942年张国华调走，唐亮任政委，邓克明调走，王秉璋任司令员）。这时期，湖西的敌、顽与我斗争更加尖锐、激烈。单县的朱世勤、丰县的董玉珏，沛县的冯子固和金乡、砀山的日寇常对我们袭击。有时，夜间突然到我中心区抓我地方干部，活埋和杀害我地方工作人员和基层干部。由于当时地方干部十分缺乏，1940年初建立起来的党训班（李黎同志负责）已不能满足地区的需要了。1940年12月，地委决定建立党校，我到金、嘉、济、鱼任县委书记不到一个月又调回，负责地委党校工作。
地委党校是由地委直接领导，由地委组织部从各县抽调农村基层组织的支部书记、支部委员以及有培养前途的党员来校学习。每期五十至六十人，两月一期。在对外活动上称独立中队，我任队长兼支部书记；王光中（现任辽宁省副省长）任副书记兼政治指导员，朱煜如（现任贵州民族学院院长，已离休）任副指导员，党校校长由地委书记兼。每个学员1条步枪，3发子弹。当时，党校没有什么完整的教材，除地委负责同志每期对学员作一次形势报告外，由王光中同志讲支部工作，朱煜如同志上政治课，如讲论持久战、读报上的新闻（湖西地区油印的小团结报），我讲群众工作，也是从报刊上找来的材料。
这个党校由于对外叫独立中队，既学习叉配合地方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如一九四一年春，单县陈洪庄一带，反动地主武装红枪会在敌人的策划下，组织暴动。我们接地委通知，要我们在终兴集、杨庄、蔡楼等十余个村庄注意红枪会暴动的情况（这一带是红枪会的老窝，也是我们工作的中心地带）。由于当时每个村都有一个香堂，凡参加暴动的人都要先到香堂祭神，烧香发誓，因此，我们当即派人于拂晓前把这些村庄的香堂包围起来，站岗放哨，对来烧香的群众进行说服，动员回家。由于我们事先做了工作，这一带的村庄无人参加这次暴动。另一个地方，陈洪庄一带的杆子会起来之后，不到几个小时很快就被我十团消灭了。（陈洪庄在单县城附近，是我根据 ，
地的边沿区，我们控制的杨庄一带是他们经常活动的地方）。当时，我们独立中队在终兴集一带影响很大，当地的地主和土匪、土顽都有些怕我们。他们说这个中队都是共产党员，打仗很坚决（其实我们当时还没有打过一次仗，主要是我军的一些共产党员，英勇作战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我们在这一带活动一年多，除敌人扫荡时，我们转移到外地外，都留在这个地区。这一带群众基础好，人也熟。
党校每两个月办一期，实际上每期只有一个半月，有半个月时间是学员毕业、总结和接收新学员。我记得共办了六期，每期五六十人，共约三百人参加了学习。这些学员毕业后仍回原地工作，对湖西地区党的建设、巩固根据地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2年3月，日伪对我根据地的扫荡更加频繁。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蒋介石指令他加冕过的地主武装、土匪朱世勤打着国民党第七路军的牌子，纠合苏北丰县的黄体润、董玉珏和沛北的冯予固等土顽，不断向我湖西根据地东西夹击，蚕食我边沿区。湖西地委为了增强党员的素质，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决定加强党校工作，派了中央党校才毕业回来的宋惠同志接替我的工作，又派了中央马列学院才学习回来的李作长同志任教员（这两位同志都是山东分局派到延安参加七大的代表，困“七大”延期，就留在延安深造后回山东。他们回山东，路过湖西，因敌人封锁过不去而留在湖西的）。
这时，我调地委另分配工作，在待分配时，正是国民党指示高树勋到湖西和我们搞磨擦之际，要高进占湖西地区，把我们挤出去。我湖西军民面临一场严峻的与高树勋磨擦与反磨擦的斗争。我们根据中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指示，准备全力以赴，迎接这场斗争。我军民同心，士气高昂等待这场大战的来临。这时，高树勋军部住在王庄挖壕修寨。我分区司令部住在大张寨（王庄东边三公里）。突然在一个夜间，张寨南边的吴溜枪7炮激烈，敌人与我单县县大队一个连相遇，激战了四、五个小时。我大队战士和敌人巷战、拚刺刀，敌人冲进村来，我们战士用刺刀把敌人冲杀出去，杀了个七进七出，天快亮时，发现进犯的是日本鬼子，是砀山之敌夜间袭击而来。这时，我大队奉命转移，同时，又接侦察员报告高树勋的181师在张寨北10余里之终兴集一带，被金乡南进扫荡的日军袭击，未经战斗，高部溃不成军，部队溃散，枪支弹药丢得满地皆是。这时，我地方武装乘机袭击敌人，收容高部溃兵，缴获战利品。这次对高树勋教训很大，不得己，他只好卷旗南下，穿过陇海路去了。181师给我地方武装送了不少枪支弹药。这也使我地方部队受到一次锻炼。这次激战是我县大队从朱有过的一次顽强战斗，日军付出了死亡近百人的代价。
四一、四二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也是根据地最艰苦的年代。这时，日本侵略军感到南进兵力不足，过于分散，故停止了向蒋介石的进攻，回师北上。为了巩固他们的占领区，他们把在1938年治安肃正运动，到1941年扩大成更残暴的治安强他运动，对我敌后游击队实行拉网扫荡，铁壁合围，碉堡政策。对我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分割封锁清剿，使我各根据地缩小。他们在县蠛与县城之间的公路每隔十里左右修一碉堡，由伪军看守并昼夜巡逻以保护其交通。他们还在铁路沿线挖了两米多深的壕沟，拉了铁丝网，还有一道鹿寨，这使湖西与山东交通联系十分困难，斗争十分艰苦。
在我根据地周围，还有被国民党撤退时，蒋介石加封的土匪地主武装（什么专员呀，县长呀，七路军呀等头衔），这些人不抗日，专反共，奉蒋介石之命对我进行偷袭、蚕食和我搞磨擦。加上这个地区连年灾荒，粮食欠收，我军民同甘苦，共患难）在当时有些有志青年要参加地方武装、八路军，首先要讲好保证能挨三天饿，不叫苦才行，这虽是笑话，但确有此事）。军队得到人民的支持，这就是我们部队发展壮大的由来。但也有少数人参加我军后，经不起考验，有的中了敌人的美人计而被收买；有的经不起考验而投降敌人，如我终兴区中队长孙超带领了全中队投敌；军分区参谋主任刘后培（经过长征的老红军）也投敌了（丰县常备队）。这些人对我湖西根据地的危害也很大。还有经不住长期艰苦生活的干部回了家．如×团团长李金多（红军）开了小差，回河南老家去了（回家后情况不了解）。还有一个区委书记李××是白色恐怖时期入党的老党员也开了小差，回河南老家，到家后就被敌人抓去枪杀了。（他被杀后，他父亲还以为是被组织派回去工作的，几百里路来湖西地委报告了他儿子被敌人杀害的经过）。由于敌人政治上军事上的进攻，根据地一天天缩小。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部队由大团编小团，由小部队组织武工队活动。湖西地区提出对土顽一方面强调统一战线；另一方面根据中央提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政策，对来犯的敌人，坚持抗击。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口号。以武装对武装，以短枪对短枪，坚持抗战到底，坚持建设抗日根据地，把敌人赶出去。
由于敌人强化了治安运动，加强了对根据地的封锁，根据地被分割成多块。根据敌我斗争形势的变化，我党政军民缩小活动范围，原属冀鲁豫二地委的巨南地区，划归三地委（原湖西地委）领导。
巨南（即巨野县城以南）地区的形势是这样的：由于敌人的封锁分割，金单公路以北巨菏公路以南，形成了一个独立作战区域；在行政上建立了五-联会办事处（已建金西、巨西[注1）、成武三个县政权），建立了中共巨南工委，领导三个县委和一个中心区委（巨野县三区）。整个地区包括：金（乡）、嘉（祥）、巨（野）、成（武）、定（陶）五个县的一部分（当时嘉祥和定陶部分未建立政权而是敌占区。这个地区的敌我斗争形势极其尖锐、复杂。除各县都住有日本侵略军，公路沿线每十里左右修有碉堡、炮楼，住一个中队的伪军（皇协军或土匪地主武装）外，大一点的镇子 （如大义集、南鲁集）还有少数日军，经常出来抢粮，对我抗日军民进行“扫荡”。
除交通沿线及县城住有日伪军外，广大农村地区还养活着不抗日、专反共的所谓蒋介石国民党的专员、县长（当时，我们叫他们是土顽），如专员孙秉贤、定陶县长姚崇礼，还有什么智永德、小候团等，他们打着游击队的旗号，实为土匪，抢劫老百性，发国难财，阻止我抗日游击队活动，偷袭我抗日政权，捕杀我抗日干部（如巨西县群众工作干部钱章海同志就被他们夜间抓去杀害了）。而我军队于一九四O年前后，在这个地区活动的有教七旅（十九、二十、二十一三个团）和教三旅的九团，由他们先来开辟了这个地区，建立了根据地和抗日政权，发展了地方党委，这就是毛主席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个地区由于土地薄、产量低，土地叉集中到地主手中，农民生活很苦，又受日本人、汉奸、国民党土匪和地主的四层压迫。有的走头无路，便跟着地主武装、土匪混生活。如王水坑西边有个小王庄，百分之百的青壮年都当过土匪。我们去之后经过教育，不少人参加了八路军。有一部分地主武装和有民族气节的人，经过争取也参加了抗日军队或抗日的杆子会。
这个地区划归三地委领导，在湖西根据地基本巩固之后，为了加强这个根据地的领导和建设，1942年，湖西地委抽了一批干部到巨南工作，以加强充实县级领导。黄天明同志到金巨县任县委书记；王尊先同志任巨西县委书记，刘庆予同志任县长（后为王绍一）； 芦盛亮同志任成武县委书记，王绍一同志任县长（王调巨西后由牛聚五任县长）。我留在工委机关任组织科长兼工委秘书长，李秉田、朱伯芳均留在工委机关。工委书记颜竹林同志（山东长清县人，1944年在一次突围中牺牲了，遗留下来三个女儿和一个未出生的男孩，出生后，取名叫继光。1946年巨野解放后，由其爱人颜大嫂将其遗体带回她的老家长清县安埋了），组织部长杨海鸱，宣传部长王探丽。
1942年，中央提出加强根据地的建设，党政军民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工作，反对闹独立性。军区派了王秉璋到分区任司令员，唐亮任政治委员，调分区参谋长匡斌为九团团长，裴志耕同志为九团政委兼工委书记，原九团团长何光字、政委廖亨禄调分区（九团是巨南活动的主力团）。我从工委调到巨西县委工作，任县委副书记兼县大队政委（县大队有两个连）。县长兼县大队长，九团派了安守田任副大队长，芦志斌任副政委。巨西这个地方，主要是九团在1940年以后建设的。他们发展了地方的党，在打击投敌反共的孙良诚、石友三之后，建立了五大村根据地（五大村为：柳林集附近的李楼、东西葛集、马楼。蒋海、徐堂）。我们到县之后，开始在柳林以东陈集附近王水坑、黄堂一带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组织农会，在王水坑斗了地主王光亮之后，发展了王振声、王振国、王振伦等五个党员，在黄堂发展了黄洪河为党员（农会主任）。
1944年春，县级组织逐步健全，县委书记王尊先，副书记张自强，组织部长王尊先兼，宣传部长杨平（姚紫垣），民运部长戴洪慈，武装部长张敬梓，县长王绍一（原成武县长，巨野人），县政府秘书杨海天，财政科长席超，粮食科长冀民，副科长王韶，民政科长孙耐东，司法科长郭鹤村，武装科长张敬梓（兼），工商科长邹佑龙，公安局长国举良，县大队队长王绍一（兼），副大队长安守田，政委张自强（兼），副政委芦志斌，县大队下属三个连。
接着，建立了几个区政权，东平区区委书记马占东，区长马致远；汶上区区委书记史孝义，区长牛荫蓬；张表区区委书记张敬梓兼（后为唐素），区长徐世恩；顺河区区委书记韩玉斋，区长陈子玉；敌占区（巨北是敌占区，未建立政权）区委书记李秉田，副书记张华（张其义），区委委员王继升（王绍一的弟弟），王中祥等人。
巨西县由原巨野三、五、四区各一部分和菏泽县的东平区，成武县的汶上区组成，这个地区土质薄，产量低，好年成亩产30多斤麦子（主要产高梁）。盐、碱、沙土地多，被敌人封锁后，我们没有盐吃，就从碱土里淋盐作食盐（叫小盐，有苦味），荫柳丛生。就上一九四二、四三年大早，人民生活极苦。我党政军民每天粮食定量很低，有时一天吃一餐，还要节约二两粮救济难民（汶上区全是灾区，我们发动群众生产自救）。开始，我们白天把粮食发给群众，晚上，又被所谓国民党的游击队土匪抢走，有的老百姓饿得站不起来，粮食送到嘴边，自己无法把粮食送到口里。我们走后，国民党的土匪队伍就去抢。有时，我们带着熟食送到灾民的嘴里，差不多每隔三、五天就要到汶上区去一次，就这样犯群众发动起来抵抗那些抢粮的土匪。我们在这里建立了农会，把群众组织起来，开展了抗日救亡工作。
这个地区土质薄，不长粮食，光长荫柳，很多地方只能种高梁。高梁长起来之后，我们在青纱帐里打游击，这对我们更有利了。有时，我们利用青纱帐、荫柳行到敌人碉堡附近向伪军喊话，宣传抗日救国；有时夜间到伪军碉堡附近隐蔽起来向伪军喊话，叫他们不要帮日军，枪杀自己的同胞。有些有良心的人他偷听着不敢哼声，我们走后便放几枪，以掩敌入耳目。
1941年开始，敌人强化社会治安运动，对根据地封锁更严，实行碉堡政策，除巨菏公路，巨成公路沿线敌人挖了封锁沟外，还修建了不少碉堡，住了伪军昼夜巡逻。如南鲁集，大义集、龙崮集不但有伪军，而且还常住日军。有些碉堡就建立在我根据地的中心，如田集、营里集、官桥都是建在根据地中心的钉子，我们县委派入到四区（顺河区）或四区到县委汇报工作，都要经过巨成公路的封锁线。
1944年初，一次，日军配合伪军对我王水坑、黄堂一带进行突然袭击（我县委和政府住在王水坑）。夜间，我敌工干部突然连夜通知我们，附近周围据点增加了日军，可能明天拂晓出发扫荡我王水坑一带。我们立即召开县委扩大会，准备组织突围。在拂晓前突围时，敌人已经形成包围圈，周围碉堡的敌伪军都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因我人地熟悉，便化整为零，从敌人的空隙中突了出来。对公安局在押犯人大都释放，少数罪大恶极已判死刑的只好临时处决（用刺刀处决在路沟内，因不能开枪，距敌人只有四华里）。
1944年4月的一天，工委通知我去开会，实际是通知我到平原分区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当时也没有什么行李，只是怀孕的爱人罗秀梅（她是负责一个区的妇女工作）有点难舍难离，怕这次分别之后还能否再见到面。但这是命令，我坚决执行。我连夜通过巨成公路到了工委，第二天下午，工委请我们吃了一顿白面馒头，表示欢送。工委书记裴志耕、颜竹林、组织部长都谈了话，要我们去安心学习。我们连夜出发，通过金单公路，天明到了湖西地委，湖西地委书记潘复生同志把我叫去并告诉我们，颜竹林l司志在昨天晚上突围时牺牲了。我们都表示沉痛（我们走了一夜路，他们打了一夜仗）。我们在湖西地委住了一个礼拜后出发，经过三、四天的夜行军，通过了金单公路、巨成公路、巨菏公路几道敌人的封锁线，过了老黄河（这是已改道的黄河故道没有水）到了鲁西范县（区党委所在地）。集合了数十人，住了3天，开始出发，又行军半月多，经冀南韦县地区韦河，夜过平汉路）这是敌人封锁最严的一条封锁线）上了太行山，参加平原分局党校的整风学习。我们三分区和一分区编为一个队（六队）住在涉县一个村子叫孔峪（距河南林县的林洪镇只有一公里，距河南辉县几十公里）。
整风学习大概是从六月份开始的。按整顿“三风”的程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在这里生活比较好，每天每人五钱油，五钱盐，还有几分钱的菜金，三餐都吃小米饭，生活很好，只有几个礼拜吃的是仓底粮（小米都发霉了）我们把太南的猪、羊都吃光了，开始吃牛肉，群众意见很大，有人向北方局邓小平同志反映说，由山东来了一些人都背短枪，天天吃肉，天天吵架，（实际是在学习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邓政委告诉他们这是学习的干部，他们在平原几年很辛苦，来了可以改善点生活。我们过了几个月的安静的生活，在过去是不可能有的。在学习中，大家都很努力。平原分局为了照顾干部，把干部的爱人（都是干部），能调来的都调来学习。我爱人罗秀梅随后也来到了。她编到十一队，这样紧张而平静地学习生活了几个月。
参加这个党校学习的有冀南区党委的干部和冀鲁豫区党委的干部共编了十几个队，校次黄敬（黄已患精神病送延安了），实际上是苏振华、张玺担任校长。他们都是平原分局的书记。学习几月之后，大概是八月下旬的一个下午，突然接到校部命令，各路日军合击我们党校来了，要各队立即做好战斗准备。我们在黄昏以前离开驻地进入大山，有病的或不能行走的，全部跟随医院进入陵川山区。我立即牵了一匹灰花马，送我怀孕数月的爱人到医院跟医院走。到医院驻地时，医院巳走了。我们在后面追赶，翻山越岭走了几个小时（大约晚上九点钟），看到一个重病的女干部和四个抬担架的民夫在说话。我俩接近时，才发现是我们队的朱慕兰同志（李克同志的爱人），因她住院，上山时，医院动员老百姓用担架抬她上山，而走到山口，老百姓不抬了，说肚子饿了抬不动了。（主要是怕家中无人照顾）我便把自己准备好的干粮（炒熟的玉米）给他们吃，又走了一里路，翻了一架山，抬担架的老百姓把朱慕兰同志放在地上走了。在这时，前边的联络员来了，催我们快走，12点前要通过北镇（这是山口，通辉县的一条大路）。估计辉县的敌人12点即可到达北镇。为了战友，我只好让我爱人罗秀梅下马，由我扶着她走，让慕兰同志骑在马上，就这样走了一个多小时，过了北镇进入大山区。这时，我们才松了一口气。我们三人走了一会，歇一会，走走歇歇，只到第二天下午才找到医院。医院决定把伤病员分散到大山老林中，分区司令员张刚建同志带着他有病的爱人季仲同志和我们编在一组，进入一个大山谷。山路很难行走，走到半夜，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只看见很远的地方有老百姓的小灯火，不知路怎么走。我们只好在大山顶上各抱一堆谷草（老百姓收了谷子，把草放在地里，晒干后再往家里搬），就地睡觉休息，待天明后再走（因路不好走，马掉下沟有几次了，加上一天一夜没有睡觉，都累了）。天明后，我们才发现是住在大山的一个驿道傍边，在这个驿道傍边，只有一百多个平方公尺的一块稻谷地，右边是大山下的小路，左边是悬崖峭壁：向下看是无底深渊。大家一看都说昨晚差点掉到深渊里了，好险呀1开始下山，我们顺小路走到了一个有四、五户人家的小村，叫王家村，这个村的地主姓王，我们只好住在他家，他家有弟兄几个，有几架山地。敌人从来没有到过这些地方，老百姓还不 。
知道什么是抗日。他们生产的东西自己吃，除地主外，其他人都不知道怎样用钱。盐巴也是小商贩背去，老百姓可以用东西换一点，因为赶一次场要走两天，最近的场也要走六十华里。这里土产很多，山植树很多，山楂满地都是，也无人收购，我们就在这里住了20多天，油盐都是要走几十里山路去领。
我们这些人安全地住在山沟里，而我们太南部队在各条战线上正进行反“扫荡”的激烈战斗。经过一个月的战斗，以一比七的代价（我们伤亡一人，敌人伤亡七人）打退了敌人，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大约在九月下旬，我们接到通知归队，仍回到孔峪老地方，大家都很高兴，又能重见，庆祝胜利。自此，我们在党校又开始学习。反“扫荡”回来不久，我们的老战友成武县县长牛聚五同志因胃炎抢救无效与我们永别了，我们将他的遗体埋在了太行山。还有一个宣传干事汪洋，因家庭“问题”怕整风整到自己（实际他家没有什么问题）而自杀死了．过了春节，我们学习快要结束，准备下山，每人带三至五斤上党特产党参（中药）。下山后按原路回原地，男同志先走，女同志、母子们后走。下了太行山过了平汉路。进入冀南地区，在河北昆吾县大岳村一带聚会，又学习了一个多月，三月份结业回各地区。不少同志带着老婆孩子，担着自己养的小鸡，步行几百里路，又回到冀鲁豫大平原根据地了。
1945年的5月，我们二次回到巨西，干部也有所变动。县委书记周化南（他是巨南工委宣传部长，调来巨西任县委书记，原县委书记丁涧桥同志调地委另行分配工作），我仍任副书记兼民运部长，宣传部长杨平（姚紫垣），武装部长张敬梓，县长王绍一，县政府秘书何干里，交通局长狄子良（后为乔刚）。
这时巨野县大队因姬长周于一九四五年初起义，改编为巨野自卫团，一部分已升级到九团，还留下两个连（其中，一个连在顺河区活动时，由一个土匪出身的连长（原姬长周的部下）把我们派去的政治指导员打死后把队伍拉跑叛变了（这个连长被我们抓住后枪决了）。还有一个连，由总支书记李君同志带着，后编入县大队，这时大队副是刘金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