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中旬，我们从湖南湘潭出发，当时我们去贵州毕节地区的领导班子已基本组成。所谓班子，主要就是确定了领导骨干，人比较少，从一个县来讲，只有一个县委书记，几个部长，地委也只有一个书记、一个专员、一个军分区司令员，几个部长。其他工作人员比较少，但很精悍。
我们从湖南进军到贵阳，一路上大多数时间为步行，很少乘车，尽管知道贵卅是个高寒山区，生活艰苦，但同志们精神很饱满，为了解放贵州受压迫的广大劳苦大众，很好地开展新区的革命和建设工作，同志们在进军途中劲头很大，不叫苦，不叫累，希望早日到达预定目的地，11月下旬，毕节地区领导班子到达贵阳，在那里休息两、三天，就向毕节迸发了，由于沿途的公路、桥梁被反动势力所破坏，大家背着背包，徒步前进，走了一个多礼拜才到毕节。
本来毕节是个高寒山区，山高水冷，地瘠民贫，群众生活比较苦，这是大家所知道的，我们在湘潭就如实向大家作了‘介绍。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毕节地区十七、八岁的大姑娘都穿不上裤子。我们沿途受到老百姓的欢迎，他们欢欣鼓舞，怀着翻身解放的喜悦心情，给我们送茶、送水、送吃的，其中有好多大姑娘，下边只围个草编的裙子。看到这一情景，我们的干部、战士很受感动，马上把自己有一无二的衣服送给这些贫苦的百姓，这是具体的阶级感情的表现啊！这种情况，使我们干部战士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同时，群众的行动使我们倍受鼓舞，广大干战纷纷表示：要更好地为毕节地区广大人民打好翻身仗，拔掉穷根，栽上富根，要全心全意为毕节人民工作。
12月初，我们来到了毕节。当务之急，是要迅速把摊子摆开，立即开展工作。特别是县一级，要赶快分下去。金沙，黔西大定的领导班子，是沿途进入各县的，其余各县是先到毕节，然后再进入各县。当时，黔西县委书记是卢绍善，大定县委副书记是张晓光，金沙县委书记是李旭华，人很能干，很能办事，后来牺牲了，很可惜；毕节县委书记是张西华，赫章县委书记是汪志敏，威宁县最后派去的是王国栋，纳雍、水城、织金三县派谁去，记不清楚了。
把各县的班子迅速配备下去后，紧接着就开始安排地委、专署、军分区的领导班子。这个领导班子很精悍，人数很少，以地委来说，有我和孟子明同志，王林岗同志、陈健吾同志，还有侯国祥同志。地委开头有上面5个委员，一两个月之后，四十七师从四川开回来，才增加了郑统一，郭强同志参加地委。地委刚成立时，党内分工是这样的：我是地委书记，王林岗是组织部长，陈健吾是宣传部长。当时，统战、民运本来都很重要，但没有人，这两个机构都没有正式建立，工作是由地委书记来担任。我当‘时的工作，主要是放在统战方面，孟子明同志任专员，侯国样同志任分区司令员，他们参加地委为委员，党内就没有什么分工了。四十七师回毕后地委领导班子增至7人，四十七师政委郭强也任地委书记，师长郑统一为地委委员。我走后，郭强仍任地委书记，是过渡一下，四十七师走后，罗英接替郭强为地委书记。
如果分届的话，那么，我是第一届，郭强是第二届，罗英为第三届。
从地委机关来讲，只有组织部、宣传部、办公室。当时的部，只有一个部长，没有设科，也没有科长，部长之下就是干事，地委办公室连秘书长都没有设。总之，当时我们人手少，机构很不健全，但很精悍。
至于专署，下边设有办公室、公安分局、财粮科、建设科，文教科等科局，办公室主任是石诗文，分安分局局长是主惠珍，其他科室的同志已记不楚清了；因为当时接触得少一点。
军分区，司令员是侯国祥，政季由我兼任，以后，四十七师回毕节，郑统一任第一司令员，侯国祥为第二司令员，政委由郭强担任。政治部主任是壬之翰，参谋长是郭海波。
当时，我们抓了那儿项工作呢?． 首先是清剿土匪，稳定社会秩序。当时领导的大部份精力也主要是花在考虑社会秩序稳定的方面，一有时间，多数是考虑这个问题。
在我军大兵压境的形势下，国民党的部队纷纷起义投诚，但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进行“应变”，在我区军事力量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又纷纷反叛，进行烧、杀、抢、掠，企图破坏我们已取得的安定的社会秩序。当时，金沙县人民政府被数千匪众包围，他们不仅是抢钱抢粮的土匪，而且是带有阴谋的政治土匪，他们的锋芒是对准共产党的。我们的干部群众在委县书记李旭华同志的指挥下，组织起来守城，阻击围城的土匪。不幸的是，李旭华同志光荣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后来在援军的配合下，我们打退了数千土匪，解了金沙之围。我区其它各县都进行了剿匪斗争，稳定了人心，安定了社会秩序。
第二，大力开展政治宣传。我们一进入毕节，就立即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政治宣传。主要是让群众了解我们共产党的主张，向他们介绍我们的革命传统、党和军队的优良作风，宣传《约法八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使群众对我们有个正确的了解，正确的认识，进而安定人心。当时，尽管共产党怎么样好、怎么样英明，但是由于过去反动派的宣传影响，有些人对我们有怀疑。我们除了通过宣传部门、通过各级领导召开一些会议进行宣传教育外，我还亲自召开过一次群众大会，有上千人参加，我讲了几个钟点，有的老师还把我的讲话记录下来，整理成讲稿，进行宣传，内容就是上面讲的那些。当时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让新区群众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个正确的认识。
第三、做好起义、投诚部队的工作。由于当时国民党起义、投诚的部队相当多，所以，我们不仅要搞好地方工作，同时还要搞好起义投诚部队的工作，这是需要花大力气的。当时，为了搞好起义师长马昆的工作，我们派了王国栋去威宁马昆驻地，他费了一翻心思，花了很大的力气。马昆这个人的工作是很不好做的，红军时代，他在中央苏区同我们打过仗，他驻守赣州，我们都没有攻下，他手下的队伍大部分都是土匪，很难对付。王国栋到马昆部以后，大胆地对他进行思想教育，向他反复讲解共产党的政策，终于把他争取过来。后来，地委、军分区决定把马昆部调到大定进行整编，我们把马昆部连以上军官集中在大定城里，同他们谈心，给他们讲政策，都把他们争取过来了。经过整训，减少了马昆部队内的不安定因素，对稳定社会秩序有积极的作用。后来马昆被调往省参事室工作。
为了整训起义部队二七一师，我们曾派出以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王之翰为首的几十个军队干部到二七一师所属各保安团进行工作。以后，二七一师所属各保安团相继反叛，我们派去的同志大多牺牲，只有少数人幸免于难。如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王之翰在少数民族同胞的援救下，才逃出虎口，免遭杀害。当时织金方面死的我方军代表最多口我们到新区，发生这样的不幸事件，损失这么大，这在进入毕节以前是万万没有预料到的。我建议要把这方面牺牲的同志的事迹搞清楚，用先烈的事迹教育后人。在这里，我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在那种艰苦、危险的环境里，我们的干部、战士并没被流血牺牲所吓倒，而是那样的充满革命的热情，怀着必胜的信念，这种革命精神是崇高的、可贵的。
第四，我们到了毕节新区之后大力开展了统战工作。鉴于当时的情况，一方面是形势大好，另一方面是我们武力上空虚，如何进一步安定人心？就需要做好统战工作，包括对少数民族、民主人士、投诚起义的国民党军政要人的统战。
我们要特别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因为毕节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因此，一方面要教育我们的干部、战士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风俗习惯，搞好民族团结，另一方面，是领导同志亲自做了一些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工作。例如。在彝族中有一个名叫杨伯瑶的大土司进过黄埔军官学校，不仅在贵州毕节一带有名望，而且在云南的威信、镇雄、宣威一带也有很大的影响。但他对共产党怀有疑惧心理，做他的工作很困难。，我们把他请到毕节来，他住几天就走，这样反反复复多次，经过我们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终于使他站到了人民一边。后来他被推荐到贵州省政协当委员，任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争取了杨伯瑶，对于做好各少数民族的工作特别是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团结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另一个少数民族自然领袖张超伦，威宁县人，苗族，大学毕业，在苗族群众中威信很高，通过我们的工作，很快把他争取过来、由于工作成绩显著，后被地委、专署推荐到省里工作，当上了卫生厅副厅长。这个人的安排使用，对少数民族中的苗族和其他民族的影响很大，证明了共产党大公无私，对各个民族都是信任的。
对于当地军政方面的要人，我们也注意争取，比较典型的就是刘鹤鸣。刘鹤鸡是过去毕节地区有名的“草鞋专员”，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在国民党军队中也有一定的名望，他兼任过毕节地区的保安司令，后任国民党二七一师师长o我们把他争取过来，曾任命他为毕节地区支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毕节军分区尉司令员。这样的安排，对于争取，分化，瓦解当时对我们的政策还有怀疑、恐惧、不敢靠近我们的人，有很大的作用。我们通过他的关系，把一个国民党的县长争取了过来。刘鹤鸣后来当上了贵州省农业厅副厅长，据我了解，他工作都做得很不错，特别是他艰苦的作风始终能保持，所以在机关干部中有一定的威信。
我们更加注意对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最典型的就是对周素园先生的团结工作。周素园先生是一个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他是辛亥革命的一个老同志，曾经和红二方面军进行过长征。红二方面军到毕节的时候，他对红军有很大的支持，通过他组织一支部队跟邓止戈等同志一起到延安，以后又从延安回到毕节。他的情况，我们进军途中在湘潭时，省委在介绍毕节情况的时候就告诉了我们，要我们到毕节后去拜访他。同我们一块的毕节人秦天真、徐健生同志也向我们详细介绍了他的情况，说他是我们依靠的力量，我们进入毕节的第2天，孟子明同志和我就去拜访了他，他一见我们，非常亲热，像见到亲人一样的高兴。从那时起，我们就经常有来往，不是我们到他家里去请教，就是他来地委，专署反映情况，提工作建议，对于我们开辟毕节新区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由于他在各阶层人民中德高望重，通过他作工作，我们进一步团结了毕节的民主人士，特别是文教界的人士，如周稚九、李仲群等。周老德高望重，工作成绩突出，我们把他推荐到省里，当上了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为贵州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周老这个人，作为共产党员是够格的，他是一名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从他的一生来看，他的思想，行为都是闪光的。
当时，毕节地区社会动荡，形势复杂公路、桥梁被敌人破坏了，交通十分不便，再加上我们人地生疏，武装力量单薄，，无疑给新区工作带来巨大困难。但是，我们在困难条件下，遵照省委指示，从实际出发，踏踏实实地开展了新区的工作，成绩是倍出的，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戴和信任。
最后，再谈一个问题。我们刚到毕节时，摊子铺得宽了些，一口气建立了9个县委和人民政府。1950年3、4月份，全区性的匪乱形成，土匪拦路抢劫，杀人越货，攻打我区、乡人民政府，活动非常猖獗。有一次，我同侯国祥同志率一个排护送周素园同志去贵阳，没走到清镇就同曹绍华匪部发生遭遇，后来经过激战才到达贵阳。以后，我们去贵阳出差，都带上一个加强连，配有小炮等重武器，还不敢坐车，都是走路，每到一处，先占领高地，然后才通过。根据形势，省委指示我们采取适当的收缩政策，先搞好几个基础县，然后逐步开展其余各县的工作。针对我区的情况，我们撤退了6个县，集中力量在毕（节）、大（定）、黔（西）3县，然后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剿匪工作，最后又返回了撤退的6个县，而且使我们的政权得到了巩固。从事后的效果看，上面的决策是正确的，如果当时贪大，所有的县都坚持开展工作，那就会造成我们力量分散，有的地方有可能遭受被各个击破的危险。
（甘德富根据杨天模访问赵欲樵回忆录音材料整理）原载回顾毕节解放，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