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鲁西军区三四三旅九团在团长何光宇、政委郭华率领下，奉命去巨南再次开辟抗日根据地。当时，我在三营十一连任指导员。
巨南地区主要指巨（野）、菏（泽）公路以南，至万福河一带，包括巨野、嘉祥、成武、定陶、金乡、菏泽等县部分地区。它是湖西根、据地通往鲁西根据地的必经通道。1940年以前，日寇暗中操纵部分反动亲日分子，利用会道门、杆子会反对八路军，但未直接控制这一地区。九团到达该地区后，以成武大田集为中心，配合掩护地方组织积极开展工作，广泛发动群众，争取和团结抗日民主人士，帮助建立基层抗日民主政权，使这一地区很快出现了抗战的有利局面。5月1日，我们在昌邑集召开有各界人士参加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驻金乡敌人得知后，于当日下午出动日军100余人、伪军200余人，长途奔袭昌邑集。激战至黄昏，毙伤日伪军30余人，将敌击退。昌邑集战斗后，团领导决定以营为单位，到近敌区发动群众，开展工作。6月6日，我调一营三连任指导员。13日一营和团直属队（宣传队）进驻巨野南部的杨楼村。该村有100 多户，四周有一丈来高的土围墙，但没有较为牢固的寨门。我们是拂晓进入该村的。刚安排下宿营，就听说发现敌情，我们迅速召集部队，借用门板，构筑工事，布置防御事宜。一连在东北方向，我们三连在东南方向（这是敌人来的方向）。营部和二连大部作为预备队，在村中待命。战斗很快打响了，我们凭借有利地形，抗击着装备有大炮、坦克的1000多日伪强盗。直到上午10时左右，敌人未能越雷池一步。接着敌人又凭借着优势炮火，向村内和围墙连续轰击。有的围墙被炸倒炸塌，又用坦克撞开了东寨门。这时我的右小臂负伤，正在营部包扎伤口。忽听又一声炮响，营教导员路光被炸，当场牺牲。看到这种情形，我立即站起来，眼含热泪，抱着要为教导员报仇的心情，迅速返回我连前沿阵地。这里又牺牲了几位同志。不一会，敌人开始新的进攻。我们仍在瞄准敌人射击，不准其靠近寨墙，敌人坦克也只能在寨门下用机枪无目标地扫射着。一直到午后4时，把敌人再一次击退后，村内出现暂时的沉寂。同时，营部也没有再来传递命令。我带着通讯员去营部汇报情况，请求指示，转了几圈，未见一人。不意中遇到一连指导员也来营部请示问题，这时才得知营长已率领二连和营直属队向西突围，离开杨楼向西北方向转移了。我们二人及时商定下步行动：决定马上突围。除牺牲与重伤者外；一连还有13人，我连还有17人，合在一起才30人。决定一连在前，我连断后，立即向西南方向突围。正准备走时，我的左小腿下部又被敌人子弹击伤，不过还可以走路。我刚出寨墙，从沟底爬上沟崖时，敌人又打伤我的脸部，头一晕就摔到了。稍过一霎，我抬头看到先突出去的同志在我前面10多米的地方继续前进着，又鼓起勇气向前跟进。又走了30多米，左下腿上端又被敌人打伤，栽倒在地。我试了几次再也起不来了，更不能走路。只好在地上默默地躺着、等待着……。
太阳西沉，我们抗击敌人的枪声听不到了．日伪在收拾他们的死尸和伤兵，准备回城去。这时突然有4个伪军向我走来，离我六七米时，就吆喊： “起来！” “起来！”这时，我闭上眼睛，装作要死的样子，没有理他们。他们慢慢走到我身边，一个伪军说：“这个人没有死。”接着又上来一个伪军，扯起我的右臂向上一翻，我顺势翻到一边去。另一个伪军说： “没死也活不成了。”他们离我而去，就这样我又侥幸活下来了。
天完全黑了，四周静悄悄的。全身的伤口除右小臂上包扎过外，左腿和头部伤口，都是伤后土沙蒙上的。加之从早上8点未吃过一点东西，连水也未能喝上一口。既饿，又渴又累，再加上伤口的疼痛，真是呼天不应，叫地不灵。不一会又下起了蒙蒙细雨。我想既不能呼天，也不能叫地，还得靠自己。用左手接着地撑起屁股，一点一点地向前挪动，向一个隐约看到的村子前进。直到天亮，才爬到了一家人的大门口。他家一开门，我便顺势爬进大门内。那个人怕被人看见，马上关了大门。惊讶地问： “你是…你是……”我说： “不用怕，我是八路军。昨天打仗负了伤，借你这里躲一躲。”他停了一下说： “我这里不安全，离鬼子炮楼不过10里，白天他们常到这里来。”又说： “你放心，我绝不会害你的。我送你到一个地方，谁也找不到。”我也只好听他的安排。他马上把我抱到大车上，为防别人看见，在我身上又盖了一领席子，送出了村。走了二三里路，到了一片荫柳地内，把我抱到两行阴柳之间。放好后对我说：“这里最安全。就是有人走到你面前，你不出声，他也不会看到你的。上午我不敢来，中午给你送吃的来。”我也只得听从他的吩咐，躺在地上默默地等着。中午，他果真来了，带来几个馍馍和咸鸡蛋，还提了一壶凉开水。可惜由于脸部肿胀，张不开口，只喝了些水，用左手掐碎吃了半个馍。向他表示了谢意，就让他回家去了。忘了他的名字，是我一生的遗憾事。迷迷糊糊地捱到傍晚，炮楼的敌人不会出来了，四周有了说话的声音，来看伤员的老百姓多起来了。他们带着吃的喝的，热情地扶持伤员吃饭。我听到二位老太太一边走一边心痛地说：“多么可怜的孩子呀！为打鬼子，离开了家，离开了爹娘。”说着就走到我面前来了。对我说：“我端了一碗糊辣汤，想叫他们喝，谁也不喝。你喝不喝？”我说：“我的右臂伤了，不能端碗。”大娘就两手端着碗，弯着腰喂我。又渴又饿的我，如获至宝，一口一口地全都喝完了。老大娘也露出了笑容。我连声说：“谢谢你老大娘，谢谢你老大娘。我到死也不会忘记你这位老大娘的。”
又过了一段时间，中心区派人到杨楼一带，察看未曾掩埋的烈士和不能走动的重伤员。这时，有4个人抬着一张木床，上面已躺着一名重伤员；也把我抬到床上，一起送往中心区。走了10几里路后，那位重伤员就停止了呼吸，当时就埋在了路旁的地里。但是我连这位烈士的名字也不知道。天亮时我被送到了中心区，安放在老百姓家中。地上铺着麦秸草，有群众按时送饭吃，躺在那里等待着医务人员上药包扎。直到中午时分，一个医生和一名卫生员来了。当他们脱去了我的上衣和军裤，洗了脸，又洗掉全身的灰尘后，把我端详了几遍，惊奇的问道：“你是不是三连的李指导员？”我说：“怎么啦？不认得啦？我是三连的李玄（当时的名字）啊！”他们又笑笑说：“我们昨天开追悼会，还有你的名字呢！”我说：“名字上了追悼会，我人还活在这里呀！”这时，我才知道，杨楼一场恶战，我军毙伤日伪军300余名，我亦伤亡100多人，其中牺牲营教导员1人、连长2人、指导员1人，团政治部副主任孙鹏程突围后牺牲。
（姚念杰整理）1995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