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石顶山武装起义75周年，也是父亲赵欲樵（原名余德章）逝世20周年。回想起父亲作为主要领导人之一的石顶山武装起义对我家和我的影响，回忆起父亲生前多次对我的教诲，让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感慨万千。
我家在合江县五通乡石板沟，是书香世家。父亲自小勤奋好学，积极追求真理。1926年他投入到刘伯承任校长的泸州川南军政学校学习，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回到家乡后，在赤水任教期间，他与地下党联系紧密，于1929年参加革命工作，1934年经地下党泸县中心县委常委李亚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3月10日，为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赤水河地区的军事行动，以我父亲任中队长的五通乡联防精选中队为骨干，由李亚群，杨其生和我父亲为主要领导人的石顶山武装起义爆发，父亲任起义后成立的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队政治部主任。因与中央红军没联系上，孤军奋战，在反动武装合围攻击下，寡不敌众，石顶山起义最终失败了，但它是长征途中唯一一次以策应红军为目的的武装起义，起到了牵制敌人的作用，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在中国革命史册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起义失败后，父亲成为反动武装重点抓捕对象，便在组织安排下离别家乡，辗转重庆，上海，于1937年到达延安，从此饮马太行，千里跃进大别山，战淮海，渡长江，挺进大西南，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硝烟中历经磨练，曾任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分队长，指导员，组织股股长，八路军冀鲁豫军区二分区后勤处政委、第二野战军一纵队20旅政治部主任，一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长，随营学校政委等职。
石顶山起义时，我还不满一岁。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地方政权查抄了我家，对我家实行严密监控，后来为防止敌人对我家报复，祖父让母亲带着我和大哥柏林移居到赤水大同场，母子三人相依为命，艰辛度日，尝尽人间冷暖。
1949年12月，挺进大西南的二野16军，在解放了贵州后又挥师北上参加成都战役，途中解放了我的家乡，我们开始了新生。一天，从大同场正兴堂药铺转来了父亲赵欲樵（到陕北后改名）从毕节军分区寄来的信：“一别十余载，音信未通。十余年来，我南征北战，马不停蹄，终于推翻了蒋家小朝廷……”。原来父亲已在二野进军西南途中，在湖南邵阳受命转地方工作，被任命为毕节第一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家里经过一段时间的商量和筹措，由我和表兄赵临渊从家乡步行到毕节军分区找父亲。刚到毕节军分区时，父亲在外开会，47师兼毕节军分区参谋长郭海波接待并安排我们住下，傍晚父亲开完会回来，父子相见，大家都惊喜万分，从此，开始了我在父亲教诲下不断成长的新生活
当时父亲主持毕节地区全面工作，每天都很忙，但一有空就找我和临渊摆谈，了解家乡情况，讲解革命道理。他说：“我们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解放军是解放人民的军队。我们官兵一致，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似乎是一个大官了，但和一般战士比，只是分工不同，政治上是完全平等的。你们有了一定文化基础，很好。以后要好好学习，要认识共产党，认识解放军，懂得革命道路。”。。。。。
1950年2月，我在毕节过了春节后，父亲对我说：“开学了，你到毕节中学读初中。你没读过初一上就读初一下，肯定有困难。但只要努力，就会逐步赶上。你在学校要尊敬老师，团结同学，不要有高干子弟特殊化思想，要和同学打成一片……。”1950年4月，父亲调到贵州省委工作，任省委统战部第一副部长和省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协商会议秘书长，我也随父亲到了贵阳。5月中旬，父亲委托来贵阳开会的遵义专区李苏波专员带我到遵义读初中一年级下期，不久因想念母亲和大哥，我跟到遵义开会的赤水县长肖光一起回到赤水继续读完初中。
1952年秋，我携带父亲给西南人事部梁华副部长的信到重庆，由西南人事部介绍到西南干部子弟学校（即重庆巴蜀中学）读高中，父亲并委托时任重庆市人事局局长的田伯萍叔叔照顾我。高中期间，父亲从担任省民政厅副厅长，省人事厅厅长到省委组织部部长和省委常委，职务不断升迁，但多次来信要求我和大哥不能有特权思想。他两次到重庆参加西南局召开的会议期间，在会议休息时都找我去谈话说：“你在学校读书，绝对不要有高干子弟特殊化思想，要忘记是高干子弟。现在，有些高干子弟不学好，处处搞特殊，影响很坏。有的甚至胡作非为，走上了犯罪道路……。年青人要有理想，要有抱负，但不要有个人英雄主义，不能脱离群众……。你要学会独立生活，独立成长，不要想依靠人。树木只有单棵栽种才能长成苍天大树……。”
1960年8月，我在北京航空学院火箭发动机专业学习时，利用暑假到贵阳看望了父亲。在这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遵义专区湄潭县饿死了人。作为贵州省委后补书记和副省长并兼遵义地委书记的父亲，工作非常繁忙。在处理完湄潭县饿死人事件后，他心情也十分沉重。他对我说：“现在国家困难很大，粮油短缺，人民吃不饱，甚至饿死人。除天灾原因外，我们工作也没做好……。”我说：“情愿把地荒起，也不让人家种，怎么不饿死人嘛！”他若有所思又无可奈何地说：“是呀！是呀！”在谈话中，父亲一再叮嘱我：“要经得起困难考验。要咬紧牙关，度过困难……。”
1964年，我在上海科技大学教书时，听说贵州省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搞“包产到户”、“包产到个人”，省委领导班子“烂掉了”，正从全国抽调人员到贵州搞“四清”，对省委领导班子进行大改组。就在这个大改组中，作为分管工业的贵州省委候补书记兼副省长的父亲，和省委书记兼省长周林等等同志，受到极不公正对待。父亲被调离贵州，于1965年来到成都，任成都农机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才为在贵州“四清”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同志彻底平反.）
“文革“开始后，父亲又受到冲击和迫害，我们也与父亲失去了联系，直到1972年父亲恢复工作，才联系上。不久，我去成都看望经过“四清”、“文革”运动的父亲。看见父亲苍老了很多，家里简朴了很多。但父亲精神尚好，没有多少怨气。他说：“……‘文革’中，农机学院造反派没找着我，上面把我弄到贵州保护起来了。可惜的是，农机学院一个很懂教育的党委副书记被造反派整死了……。我现在身体还好，每天早上打太极拳，在崇庆县‘五.七’干校劳动时，能杠一百斤的米包子……。一个人要经得起打击，受得起委曲，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你们不要担心我，自己努力为党好好工作吧！……”。
1973年，我去成都看望父亲时，他对当时走后门的风气非常反感，对我说：“……现在什么都搞交易。小飞（继母生的小儿子）下乡的公社带话说‘给一台拖拉机就把小飞推荐出来’，我听后很生气。我就不吃这一套，拿东西作交易，不要说一台拖拉机，就是一个水瓶也没有。如果不是作交易，是支援农业，不要说一台拖拉机，就是十台拖拉机我也可以给。你们在工作中，一定要坚持原则，按原则办事，不能搞歪门邪道。你们做人，要淡薄名利，正直善良，光明磊落；做事，要艰苦奋斗，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工作上高标准，生活上低标准，作人民的老黄牛……。”这些话，至今还在我的耳边回响。。
”文革“后，父亲得到彻底平反，但年事已高，曾任四川省委文教领导小组顾问，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仍以一个老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为党和国家发挥余热，决不允许利用自己的影响为亲友办私事，决不因为自己的事而麻烦组织，要求我们及后辈一定要凭自己的努力发展，多为国家建设作贡献。正如1989年3月，他对前往省医院看望他的我儿子建川和原赤水县第一任副县长张跃龙说：“家乡亲友可能对我有意见，认为啥子事都没有得到我的关照，但我问心无愧，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不是为自己谋福利的，今后他们会理解我的。。。。。。”
1990年9月，父亲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光辉人生历程。父亲早在1986年就已留下遗嘱，对他去世后的丧事安排一切从简，如：……死后不发讣告，不以任何形式登报；不设灵堂，不开追悼会，不举行告别仪式；不留骨灰，把骨灰撒在灌县灌区；把节余的8000元钱作党费上交组织；望全家团结，全心全意为建设四化奋勇前进……。他的遗嘱充分展示了一个老红军、老党员、老干部的革命情操和彻底唯物主义精神。
父亲一生为官清廉，两袖清风，把一生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虽然他已逝世20年了，但永远活在我们后人的心中，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境界，连同那永不熄灭的石顶烽火，永远激励我们后代更好地为党的事业奋斗！
余起潜 2010年9月 于四川自贡
（此文后载合江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标题改为《我的父亲赵欲樵》，毕节日报数字报刊平台2011年7月7日以《石顶山起义策应四渡赤水、大西南挺进转任毕节书记》为标题摘录了该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