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底，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挺进湖西地区，一举歼灭了汉奸王献臣部，声威大震，丰单边一带才算形成了抗日根据地。在此以前，单县县委活动的范围很小，多是几个人在联络点上开会。一九三九年上半年，在县委领导下办了几期训练班，发展了批党员，建立了一些群众团体，如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首先在辛羊区建立了抗日民主区公所。总之，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越来越高，形势正向好的方面发展。
不幸的是一九三九年八、九月份，湖西“肃托事件”发生了，这纯是个冤假、错案。“肃托”发生在湖边地委，几乎蔓延到整个苏鲁豫边区。
当时，我在单县县委，起初并不了解“肃托事件”。 记得，县委书记张子敬被抽调到区党委组织部工作，陈玉璋代理县委书记职务，突然又把陈玉璋调走了，为什么调他，调走了干什么？谁也不了解后来听说，陈玉璋调去不久就被杀害了。陈调走后，区党委又派任子健和王震阳二人来单县。任说，区党委派他来是考查单县党内有没有托派，遂一个个地谈了话谈完后，任子健同志讲了他的看法：没有发现什么“托派”。 不久，接到区党委通知，要集中区委以上干部到区党委受训，并指令县委将单县抗日自卫团、武装基干队带去。当时，我们对这种做法感到奇怪，但不知道原因上级有命令，当然要服从。于是区以上干部县委机关人员和基干队，一块到达谷亭。还未住下，县委书记任子健就被区党委叫去，任回来面带难色，表情令人惊奇：我们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区党委说他是“托匪”，叫他自首，不自首不行。又说，张子敬和他谈了话，张子敬自己已承认是“托匪”，劝他也必须暂时承认是“托匪”，不承认就回不去了，因而他已承认了。我听了此话，大为吃惊，其他人我不了解，可张子敬我是最了解的，任子健虽来单县不久，但他是奉命来单县考察党内有无“托匪”的人员，现在他反被咬定是托匪” 这引起了我的极大怀疑。“训练班”是按队的建制组编的，其中嫌疑最大实际已被指定是“托匪”的编成一个队，叫老头队。我和任子健、孟静之、张子敬等都编在老头队了，在这个老头队里，张子敬给我们说，李毅也承认自己是“托匪” 。王须仁分别找我们谈话，说我们是“托匪”，而我们这几个人都是互相了解的，特别自己是最明白自己的，连我们最相信的人都成了“托匪”，便认为这次“肃托”肯定是搞错了。张子敬和我们几个商量，准备乘机逃走，到中央去控告。
后来，“训练班”从谷亭转移到单县王小庄不几天，我们几个人就被捕了，我和张子敬、任子健、孟静之、赵万庆等二、三十人，都关在起，后又由王小庄移到郝平房。在此期间，孟静之被提审过次，据孟讲，白子明等知道我们要告状，他们问我为什么要告，我把我们的看法讲明白了，白子明听后沉默不语，王须仁却呲牙咧嘴凶相毕露地说：“中央是我们的，不是你们的，还告什么？”这期间张子敬逃跑一次，被抓回后提审过一次。任子健和我都未受审，但张子敬和我、任子健、孟静之等都承认了自己是“托匪”，这是个策略，主要为了争取时间逃跑。
记不清是哪天，突然集合出发，要到陇海铁路以南去，先叫出去的有赵万庆、任金聚、吴立本、付运虎，还有一个鱼台的宣传队长，共六个人，都绑在柱子上，这六个人一起唱《国际歌》，高呼“共产党万岁！”，遂均被用刀砍杀了，其惨状不忍目睹。剩下的我们这些人全用绳子捆起来，连在一块。杀过人，就出发了。走了半夜，在一个地方休息了很长时间，又回到了郝平房。回想起来，他们所以先杀几个人，意思很明显，是想先镇压一下，免得路上有人逃跑，但为什么跑了一夜，又回郝平房呢？事后才知道，是罗荣桓、郭洪涛同志到了湖西，把这些人叫了回来。至于罗、郭已达湖西，为什么还要把人拉到陇海路以南去？这是个谜，我至今尚不了解。
回郝平房后，罗荣桓、郭洪涛同志就把被关押的人员宣布释放了，这些人大都仍留在湖西工作，只有少数人到一一五师去了。（来源1992年山东大学出版社《湖西肃托始末》单县县委党史研究室）
